突然汽车急剎车，有许多人聚集在黑暗中，车灯灯光中升起了蒙蒙的尘埃，情况显得有些异常。车灯照在前方，一匹马流着血倒在地上，人也倒下了，这又是一次交通事故。
听说是汽车和马车发生冲撞，我们唯恐是前边的汽车发生了事故。
不一会儿，汽车绕过马匹，离开了事故现场。晚上六点半左右，比预定的时间稍晚了一些，汽车驶进了此后五天下榻的宿舍——“和平邨宾馆”院内。七点开始举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副秘书长张积智主办的欢迎宴会。
作者注
关沫尚：1919年11月14日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小兰屯。从上初中起受鲁迅和高尔基的影响，立志从事文学事业。1937年由于家境贫困，高中退学到邮局工作。后来参加了哈尔滨马克斯主义文学研究小组，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在《新青年》和《小说人》等刊物上发表了40余篇小说和散文等。
1941年在哈尔滨报纸上发表连载《沙地之秋》、《落零时节》时被捕，连载中断。在监狱中被监禁三年以后释放，加入长春的东北人民解放同盟，任杂志《新群》总编辑、东北作家联盟执行委员。1946年1月起任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文学科科长、《北方文学》杂志总编辑等职。30余年来，主要执笔创作小说和文学评论，也写过不少剧本和散文。
（摘抄自《中国文学家辞典》）
不战的圣地
9月18日清晨，我们一行“进入了平房”。这是我们访华旅行最重要的一站。中国作家协会的张浪先生和中流先生以及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的佟振宇先生陪同我们访问。
平房就是731部队的根据地，是《恶魔的饱食》的核心，是铭刻着被杀害的“马鲁太”无数的怨恨和日本侵略战争爪痕的地方。经历了37年的岁月，这里究竟会以什么样的表情来迎接我们呢？
“我们是为祖国而战，是为了日本，才把‘马鲁太’作为实验材料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这些家伙没有参加过战争懂什么呀！”
由于愤慨而拒绝采访的原731部队的老队员，每当谈到平房这个地名时，总是显露出一种百感交集的表情。
原731部队年老的护士，谈到平房地名，总是把布满皱纹的双手合起来为牺牲者祈祷冥福。不仅仅是原部队人员，平房这个地名使日本人心中回忆起痛苦的过去。与其说是日本人过去在“圣战”美名下犯下罪恶的本身，不如说是要隐瞒过去的错误，而借口这是因为战争没有办法而支吾搪塞的做法更是野蛮。然而，虽说这是被军国主义的疯狂所迷惑而犯下的错误，但是访问铭刻着祖国犯下的错误，洒满牺牲者鲜血的大地，作为一个日本人来说，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虽说如此，《恶魔的饱食》的作者我和下里先生不得不访问平房这个地方，这是令人产生像圣地耶路撒冷那种乡愁的矛盾心理所促使。这里应该是日本人发誓不再重犯战争罪恶的圣地。
天空云很高，阴天，黎明前一场雨使路面变得湿漉漉的。由于昨夜下了一阵暴雨，我们担心今天不能去平房了。听说，迄今有几个日本团体访问过平房，但每次都遇上暴风雨。我突然想到，是否是“马鲁太”的灵魂不喜欢日本人访问这里呢。
但是，到出发时，天气逐渐变好。市内正是自行车高峰的时刻，我们的汽车穿过自行车群，向平房驶去。没有自行车的人们，站在货运卡车上，被分别送往工作单位。这里上班时间通常比较晚，但采取轮班制，错开上班的时间。
汽车行驶了20分钟以后，就看不到一排排的居民房屋了，而是进入了广阔的农田。视线所及，都是种有高粱、土豆、大豆、小麦和青菜的农田，在地平线处种着许多白杨之类的树木。
穿过绿色的农田，通往平房的道路是笔直的。道路两侧都种满了白杨树，货车和自行车也大大减少，偶尔有几辆运货的马车，悠闲地行走着。
田野虽然很宽阔，但都耕种得很整齐。这里和我印象中的“满洲”荒野相距甚远。令人担心的天气完全放晴，明亮的阳光照射着碧绿的平原。这同731部队阴森森的印象相差十分悬殊。
再向前行驶三四十分钟之后，在原野的尽头，出现了一群砖瓦的建筑群。不一会儿，汽车进入了市区，自行车和行人骤然间增多起来，街上几乎看不到独幢的住房，多半是三五层的砖造公寓。道路很宽，两侧种植着浓密的白杨树。
同日本的城镇不同，这里是公寓、工厂、仓库、牲口圈、马棚、货车、工地和绿化区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熙熙攘攘的活跃气氛。
731部队的根据地——平房区，现有人口为142523人，是哈尔滨市的一座卫星城。这里的经济是以生产农机具和木材工业为主，城市处于发展中。
第五十一个年头的握手
汽车在看似市区中心的一座横的细长的像学校式的三层楼前停了下来。这里是平房区区政府兼区议会、警察署和共产党的办事处，是平房区行政机关的中枢。
我们的访问事先已通知了当地，因此，受到了十几个人的欢迎。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长统雨靴。
附近楼房的窗户里露出了许多人脸，街上的行人也围扰过来。从欢迎的人群中走过来一位目光和蔼可亲、充满信心的人，和我们紧紧地握手。
“欢迎来平房访问，我们恭候巳久了。”这就是平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学琴。接着，又走过来一位面孔晒得黑黝黝、表情淳朴而魁伟的人，他是韩晓先生。
我们早就听说过韩晓这个人的名字，他的正式头衔是“平房区友协街道办事处主任”。作为当地研究731部队的人员，对该部队多少有些关心的记者、作家和学者大都知道他。
韩晓先生读过《恶魔的饱食》。在我们之前，日本记者团访问平房时，他做过向导。在我们访华前10个月，韩晓先生通过日中有关人士给我来信，表示希望在哈尔滨市翻译《恶魔的饱食》，并保存731部队的遗迹，以免淡化战争的记忆。因此，我觉得像见到了老朋友似的。
过去对日本只有厌恶和憎恨的平房人和日本人，现在沭浴在和平的阳光下紧紧地握手。此时，充满秋日馨香的微风，轻轻地拂过绿色的杨树林。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末尾的一段话，那是主人公为替自己受刑的人写的：
我看见他带了一个又以我命名的孩子来到这里。那时这里已是一片美景，全没有了今天的扭曲与丑恶。那孩子长着我所熟悉的前额和一束金发。我听见他告诉孩子我的故事，声音颤抖，带着深情。
我现在将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在平房留下无数的怨恨而死去的许多“马鲁太”一定会想，不久，和平将重新到来，雨过天晴的明媚阳光和一片绿色在微风之中，日中两国人民相互握手的日子将会到来。
在特设监狱的墙壁上留下血书而死去的中国“马鲁太”，如果灵魂有知的话，对于现在这种情景，将会产生怎样的感慨呢！
恰好是1982年9月18日上午10时，正值关东军对沈阳郊区柳条湖（柳条沟）的满铁线路进行阴谋性破坏并以此为侵略中国的借口，制造“满洲事变”的第51个年头的早展。
作者注
关于爆发满洲事变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柳条湖，另一种说法是柳条沟。迄今，在日本通常是说“柳条沟”。
关于这一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九一八事变史》作了有关的记述，现介绍如下：迄今，关于九一八事变炸毁铁路地点的地名问题，众说纷纭，如柳条湖、沟、桥、湖沟等，其根据是《沈阳县史》、《承德县志》、《满洲帝国行政区划便览》和《沈阳十年》等地方史的记栽。
但是，清朝、民国、伪满、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后该地的地名一直是“柳条湖村”，另外，居住在该地区的老人也把它叫做柳条湖村。
在事变前后，满洲铁路一直使用“柳条湖保线区”地名，关东军也称之为“柳条湖分遣队”。关东军参谋部在1931年7月发行的《奉天（沈阳）近郊地图》记栽为“柳条湖”。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9月18日的日记里，写为“柳条湖事件”。1938年关东军在爆炸地点修建的纪念碑上刻的是“柳条湖纪念碑”。那么，怎么会把“湖”错叫成“沟”呢？可以认为其可能性是：朝日新闻奉天（沈阳）通讯局局长武内文彬于9月19日发往东京朝日新闻总社的第一次电讯中把爆炸地点错写成“柳条沟”。从那以后，日本的媒体都使用“柳条沟”了。本书统一采用“柳条湖”的说法。
战争罪恶的思想基础
我们被从拉有电线的白灯罩路灯的大门引进了区政府建筑内，来到了二层像是会议室的大房间里。室内没有什么装饰，仅在白色的墙壁上挂了几幅中国画。房顶很高，室内摆着一些木制桌子，桌子背后放着的沙发呈口字型摆放着。
我们被安排坐在靠窗边中央的沙发上，然后大家围着我们而坐。首先是王学琴副区长代表平房区致欢迎词：
“今天是9月18日，正值日军开始侵略中国的51周年。在这个日子里，迎来了森村先生一行，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王学琴先生的讲话在高大的室内引起了回声，翻译李梅子女士紧张地进行翻译。不足之处，由德永女士进行补充。在整个旅程中，她们两人相互帮助，配合得很默契，很好地给我们进行了翻译。
“森村先生在《恶魔的饱食》中尖锐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罪行，对于保卫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礼节性的致词之后，王先生开始具体地讲述了731部队与平房区的关系。
“731部队强硬地让居住在平房区的人们搬走，之后，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制造细菌的工厂。731部队在这里利用各种动物进行细菌战实验。不仅使用动物，还利用中国人的人体进行各种实验。日军通过各种残酷的实验杀害了许许多多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他们把作为犯罪证据的工厂设施全部炸毁。从中心设施里逃出了许多动物，被细菌污染的动物多数逃跑了。战争结束后，曾以凶猛的势头流行了鼠疫。1946年在义发源、东井子、后二道沟等村子里有100多人因患鼠疫而死亡。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中犯下的罪行。（日军的）这些极其残暴的罪行，至今仍记忆犹新。近来，日本文部省正在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而……杀害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罪行，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今天，为了维护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应共同展开斗争。日本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着漫长的交流历史，我们必须让这种交流的历史发展下去，让中日两国人民的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我再次表示衷心欢迎森村先生一行的访问。”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先生结束了致词。
访华期间，不仅王先生，而且所到之处都听到了“必须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句话。随行的林绍纲主任和李梅子女士也这样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真的能够区别开来吗？对于中国方面的这句话，我们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吗？
的确，过去是军事立国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着日本，并由法西斯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垄断了政治权力而发生的。由于政治权力全部交给了擅长集体催眠术的独裁者，所以才把全体国民驱赶进了战争这个集体疯狂的状态之中。
但是，这并非仅仅是由于独裁者的催眠所致，是否也因为“日本人”具有一种容易被催眠的思想基础呢？那就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民族在岛国封闭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忠君爱国精神。这些使（日本）容易统一舆论，并把日本置于世界中心的地位，沿着侵略战争的轨道狂奔下去。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有爱国心，只要没有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就谈不到个人的人格和自由。但是，过度的爱国心，就会把本国以外的国家看做是支撑本国富裕起来的“基础”，从而陷入只要本国好，不管别国怎么样的自以为是的状态中。在日本，这种状态和激进的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日本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
在日本出版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记录中，（。电子书）绝大多数是日本受害的记录。
日本的战争是在“用亚洲人的手保卫亚洲”这一类防御性的口号下开始的。揭露日本侵略真相的人，遭到“卖国奴”、“那还算日本国民吗”的咒骂。这也是基于日本民族的集体归属意识。
对《恶魔的饱食》最多的共同批判谴责是说“有儿子揭露老子罪行的吗”？也就是说他们把国家和领导比喻为父母，而把国民比喻为儿子。本国“战胜”的成果，是建立在对别国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加害的基础之上的。受害的伤口，相互舔舐，而对于加害，则相互掩盖。这在日本巳成为一种默默的倾向。破坏这种倾向者，就被看作是叛徒，是“非国民”。
对家比个人更重视，集体受到尊重。个人归属于强大的集体，并企图把这种权威和力量变成自己的东西。通过向集体献出忠诚，把自己埋没在集体之中，谋求安身立命。为了集体抛弃自己，毋宁说有一种快感。日本人的使命感，多半发自对集体的忠诚。
当想到日本的这种思想“基础”时，我们不能认为过去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行为和战争罪行是和一般的日本国民毫无关系，不能和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犯过的错误分割开来。
731部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是活体实验等犯罪行径的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也站在731部队的延长线上。
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极为普通的日本市民，他们绝不是中国所说的军国主义者。在“为了国家”这个免罪券（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用）的保护下，也许能够免除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日本人具有一种如果处于同样状态之下，会多次重演相同罪行的危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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