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饱食》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恶魔的饱食- 第5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这时,我问道:“听了你的证词,净是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无情的日本人,但是,我想他们中间也会有有良心的通情达理的日本人吧!731部队进驻平房以来,平房人和日本人之间从来没有过友好的交流吗?”

白回答道:“在第二仓库有一个叫竹口的日本人,他和中国工头文利帮的关系很好。双方互相进行家访。文利帮虽然是中国人,但却帮助日本人欺侮中国劳工,所以中国人都恨他。”

“那么,他不是我说的友好关系,而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才友好相处的。”

“是的!”

“731部队人员中,有没有暗地里庇护和帮助中国人的人呢?”

“从未见过那样的日本人!”四个证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日本人拳打脚踢中国人是家常便饭。不殴打中国人的日本人就算最好的了。据我所知,比这种人更好的日本人是没有的。”白又追加了这样一句话。

“日军士兵中也有成为中国人的朋友的,但是在731部队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这里没有这种人!”

室内除了四名证人外,还有韩晓、王学琴以及当地十几个中国人,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

“当年来到哈尔滨地区的日本人,无论军人或民间人士,都到处耍威风吗?”

“也有不耍威风的人,基层的人、开拓团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不耍威风。基层的日本人,受到上级日本人的欺侮。”

“731部队的怎么样呢?”

“也有态度温和的人,那是极少数。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好的日本人,就是不打骂中国人的人。”

“但是,我听说731部队里也有反战的人!”

731部队原少年兵机关刊物《房友》第16号刊载过吉田不二男写的一篇题为《我所见到的731里的反战者》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熊谷班长说……上战场就是去送死……我们在背后指责熊谷班长是胆小鬼、‘非国民’等。由于这种说法和当时受的教育发生矛盾难以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种气氛中,他的话作为一剂清凉剂促使人们清醒过来。”

另外,“臼井中尉常说:‘我可不是以军人作为本行。’他这样夸耀自己并不是职业军人。有一次,他向我和藤崎兄问道:‘你们将来打算干什么?’‘当军医!’‘当军人!’我们分别回答道。‘想当军队的医生?当一辈子军人?’他脱口而出地说道,接着又想讲什么,却停了下来。‘这并不太好吧!’他含糊其辞地说道。”

这种反战的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理应会有所不同。

“虽说也有那种人,但被撕掉军衔,带上手铐,披上斗篷,用车押送走了,不知道把他带到哪里去了。”白这样回答道。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把反战的士兵彻底清除的体系,731部队也不例外。

“潘德亮被杀害时,提到的那位翻译李初廷,在日本投降前,731部队撤退时,可能也被杀害了。1945年8月11日晨,一个和李关系不错的叫春日的日本人,在731设施炸毁前,把李叫出来,乘马车从北门进入了口字楼。不久,从马车进入的方向传来一声轰隆的爆炸声,建筑物也一起被炸毁。从那以后,谁也没有见过李初廷。我想李当时是被炸死了。估计春日会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作者注

关于李翻译的死因,我曾听原宪兵的证词说:“把李杀死了”。这名宪兵现在卧在病床上,在悔恨自己犯下的罪过。他说:“我是奉上级的命令亲近李的,但后来又接受了杀害李的任务。我从后面靠近他,是用枪射死的。我和李的关系一直不错。杀死他以后,我觉得很难过,把他的手表解下来留作纪念,可是,一戴上手表,每天晚上都梦见他,被噩梦缠住,所以在回国的船上把手表扔进了大海。”他坦白之后,在我们到中国采访旅行之前,交给我一万日元作为香火费,委托我无论如何要为李吊唁。我想把那位宪兵的名字告诉白,但却忘记了。

……

“有一个叫八木泽的日本领导干部,他是个小矮个,留着胡子,是农场的负责人。八木农场在农忙期临时雇用一些中国女工,在他的领导下,还有一个叫田中的日本人。”

“箱床刑”——恐怖的灌冷水

“731部队为了彻底控制中国人,推行‘恐怖政治’。这种恐怖政治的执行机关,是设在距731部队北门约半里处的叫‘衙门院’的刑讯所。‘衙门院’是政府机关的意思。我想讲一讲在那里是干什么事的。

“‘衙门院’设在老虎屯村庄。老虎屯(老五屯)是劳务班的意思,原来叫正黄旗五屯。从外表看,是一幢普通的民房:围着土墙,屋顶上长着草,平房。我奉命去修理房子,曾进过一次屋。房子东西长约7米,南北宽6米。共有五间房。有一间是把两间屋打掉隔板合为一间,是劳务班的办公室,其他四间屋都放着许多拷问时用的刑具。”

“中国劳工最怕的是‘箱床刑’。”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在‘衙门院’的一间屋里放着一张木床,在床的两边手脚相应的位置上安装有铁环。让犯人仰面躺在木床上,用铁环把手脚固定起来,然后用绳子捆在床上。”

“在枕头的位置把人头套在一个木箱里,使整个头固定起来。当犯人的头放入木箱之后,审讯人就用水桶往犯人脸上泼水,木箱中的水越来越多,接近了鼻子和嘴;再往里倒水,水位就越过了鼻子和嘴,想抬头,头部已被木箱口卡住,成了枷锁,手脚和身体也被固定在床上,所以根本无法动弹。”

“当水位升至脸的高度时,犯人连水带空气一起吸入,就猛烈地呛起来,一呛水就灌了进去……然后审讯者再往里倒水。这样反复下去,犯人就失去了知觉。这时,让犯人从床上下来,使之苏醒过来。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犯人遭受异常的痛苦,但是不会使犯人的身体受伤(不会妨碍劳动)。其目的不是杀死中国劳工,而是通过恐怖使之顺从。”

“凡劳工缺勤三天以上者,不管什么原因,就罚以‘箱床刑’。由于执行这种刑罚的人很多,所以床上的铁环一点铁锈也没有,被磨得闪闪发亮。这种刑罚的效果,很明显,缺勤的人少了。”

在白的证词中讲到的“箱床刑”是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曾使用过“泡水刑”的发展。“泡水刑”是把囚犯捆绑在梯子上,然后连梯子带人慢慢地往深水池里放。开始时,囚犯闭着嘴忍受,但每呼吸一次,就得喝一口水,一会儿,肚子就胀起来,然后把梯子提上来倒挂,让囚犯往外吐水。

731部队的“箱床刑”用少量的水给犯人极大的痛苦,可以说,这比“泡水刑”更“科学”。本书前面提到的扔到粪池里,也是日本早期使用过的“粪刑”的一种。

“无论是刑具床还是木箱,都由日本人设计,由中国木匠去做。被拷问的中国人或看过这种刑具的中国人都憎恨731部队人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中国人遭到731部队人员的暴行。”

“有一位姓邢的年岁较大的中国劳工,由于口吃,在卫兵所被责问时未能流畅地做出回答,被毒打得不省人事了,还被穿着带铁钉的长靴摧残。”

“有位叫孙继功的人,为了寻找丢失的猪来到老虎屯,那里有不少猪圈。当他正在寻找自己的猪时,被731部队的工藤发现了,工藤硬说孙继功来偷猪,举枪顶着他的头部,勾扳机做出要射击的姿势。孙虽免于一死,但由于惊吓过度,精神失常,不久死亡。”

“三屯还有一位叫姜风明,他因迷路走进731部队的‘禁区’而被捕。他遭受了‘箱床刑’,得了神经病,一辈子也没有治好。”

“鬼子”的去向

不过,这些人没有被当做“马鲁太”就算是万幸了。

原731部队的一些高级官员曾信口开河地说:“731部队里没有恶魔。”在他们看来,这种暴行并非恶魔所为。

白武斌说:“每当日本人过来,还离得很远,大家就相互提醒(东)洋鬼子来了,小心留神。731部队人员从来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如果把对方不当做人看待,他想做什么都会产生自己并非是恶魔的感觉。

白武斌继续讲道,“731部队在五屯以东强占了100垧土地,作为防空演习的基地。1945年6月底,731部队在这片土地上放置了不少装有灯泡的金属箱作为伪装。到了夜晚,点上灯,飞机从空中看,很像是房屋里的照明灯光。这是旨在保护重要的设施免于轰炸的幼稚的诡计。在此之前,流传鞍山钢铁厂被炸的谣言。”

“从那时起,731部队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像以前那样对中国人的粗暴言行少了,态度也变软了。”

“我们中国人把731部队人员一直称作‘大人’。6月的一天,一个部队人员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变成大人了!’由于他是用很有礼貌的话说的,所以,使我们大吃一惊。”

“从日本人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察觉到可能正在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我们中国人并不知道731部队正在进行撤退的准备。直到开始炸毁设施时,才知道事实的真相……”

白武斌结束了很长的证词。他的证词和我们在采访调查中掌握的事实有许多是相符的。

首先,在证词中出现的日本人的姓名工藤、春日和八木泽三人在发音上早已熟悉了。

原部队人员证实,在731部队劳务班里确有一个叫工藤的。有一个叫春日的翻译,能讲一口中国话,发挥着沟通“马鲁太”和部队人员之间渠道的作用。

在战友会“精魂会”里有两个叫“春日”的人。“春日翻译”在战后成了某音响机器制造公司的领导。

八木泽肯定是一直负责研究植物、研究黑穗病的八木泽班长,但是,据原部队人员讲,他没有留胡须。TANAKA估计是田中,在731部队里有好几个叫“田中”的人。TAKEGUCHI(竹口)可能是!TAKEUCHI(竹内)之误。

731部队的警备、劳务班为了防止中国劳工逃跑饲养了军犬,还有一幢称作“龙宫”的建筑。这些都是相符的。

在“龙宫”的地下究竟有什么呢?原部队人员中有人说是“一个包括汽车库在内的大规模的地下仓库”,有人推测说是“一个储存细菌武器的冷冻仓库”,至今尚无定论。

制造细菌的负责人,第四部部长川岛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述:“为了大量繁殖跳蚤,第二部设有四间特别室,室温一直保持恒温,即摄氏30度。”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在地下呈长方形状的建筑,效率最高。

白武斌一直在平房区的一个工厂里当钣金工,1982年春55岁退休,当了技术顾问,负责指导晚辈。

在白武斌的证词中出现的“日本鬼子”其田、青叶,在我们采访中尚未遇到。

鼠疫祸害的村庄

接下来提供证词的是靖福和(48岁,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

“今天有机会提供证词,我感到很高兴。为什么说高兴呢,是因为通过森村先生的笔,能够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真相介绍给日本国民。”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奸淫烧杀的罪行,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除了枪、刺刀、军刀和大炮等之外,还带来了细菌。为了进行细菌战,在平房一带秘密修建了细菌工厂。为了制造细菌,命令当地居民每人抓5只老鼠。如果交不出,就要受罚。”

“1945年8月15日时,我才11岁。我也住在这一地区,去捕捉‘黄老鼠’(黄老鼠俗名为大眼贼)。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731部队为什么要下达这种命令。劳工们用车把大量的老鼠运到部队。同年8月15日日军战败,销毁了所有的证据资料。”

“当时我住在距平房3。5…4公里的后二道沟村,听到了炸毁工厂的声音,看到了浓烟。细菌工厂饲养的动物都逃跑到了周围地区。这些动物,除老鼠以外,还有骆驼和猴子。1946年6月底至9月底期间,整个平房地区鼠疫流行得非常厉害。”

我插话问道:“731部队里还有骆驼吗?”

“有骆驼!”靖福和回答道。

“我们后二道沟住着50户人家。有39户人家感染上鼠疫而死亡。我家共有19口人,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死了12口人。村子里最早死的人叫张颜延。在中国,谁家里有事,大家都去帮忙,我的小叔也去帮忙处理张家的丧事。当时他二十四五岁,身强力壮,办完丧事回来就不舒服,两天内大腿根长了脓肿,痛得无法走路,两天后就死去了。接着祖父和他的弟弟、姐姐、父亲,我弟弟、婶子和婶子的弟弟先后都死了。有时,一天之中两个亲人死去,大家处于极其悲惨的状况之中。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就难过极了——眼巴巴地看着亲人相继死去,却束手无策。我姐姐脖子周围长了脓肿,越来越大,为了防止感染的危险,把她放在一间小仓库里进行隔离,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万分却不能给她任何帮助。弟弟在感染后一天就死掉,连句话也没留下。奶奶活下来了,她总要到亲人的坟前去哭泣。”

“鼠疫流行时,我家周围出现了许多黄色的老鼠。用木棒敲打老鼠皮,跳蚤就直往下掉。正当我们在死亡的深渊里进行挣扎的时候,中国人民政府派来了救护队。”

“救护队身穿上下连在一起的白色防护服,戴着头巾、防尘眼镜、胶皮手套、口罩等,穿着胶皮长统靴,进行全身防护。作为紧急措施,封锁了流行病地区,进行了消毒,还给居民打预防针。”

“我的一家19口人,被救护队从死亡线上救出了7口。活下来的,除我之外,还有祖母、叔祖父的弟媳、母亲、哥哥、小叔的弟弟和堂妹。如果政府不派救护队来,我也活不成了。现在回想起来,心中充满了悲愤。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细菌杀害了我的一家。”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这些数不清的罪行,下一代人也绝不会忘记。我们绝对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能重演这种悲剧。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我们,广大的日本国民也是反对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日本人民的家庭也被拆散,流离失所,遭到破坏。我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团结起来,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