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
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经被迫任职，清军入关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陈名夏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
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任甘肃节度使；刘达原为明朝临汾知县，大顺时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陈之龙在明朝为监军道，大顺政权委任为宁夏节度使，降清后仍任巡抚。黄尔性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汉中府通判，大顺政权授职“道员”（防御使），降清后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宁夏巡抚；富平县举人赵兆麟归附大顺政权后，仕至神木道（即神木防御使），降清后也由阿济格委任为郧阳抚院。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议把他们降为道级官员，摄政王多尔衮裁决仍以“都堂”（即巡抚）任用。
多尔衮还经常命降清的汉族官员荐举人才，形成门生旧友相率入朝的局面。自从明朝中叶以来，缙绅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各地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多尔衮采取大包大揽、求“贤”若渴的方针，就奠定清朝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
1645年（清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摄政殿下宽仁好善之意，播于远迩，暨圣主膺篆御图以后（指上年十月清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即位），瑞叶天人，然后东西响应，多士云集，乃有今日，岂易易哉。”这段话颇能说明清廷为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确实煞费功夫，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三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其实这个时候满清在军事上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很快自我溃败而已。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
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备照旧”。同时规定各地征收田赋一律按万历年间册籍，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对于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缚的手工业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们对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1645年（顺治二年）五月下诏：“免山东章邱、济阳二县京班匠价。并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对明朝早已失去军事职能的卫所制度也着手改革，把卫所军士改为屯丁，遇有缺额“永不勾补”。
这些措施反映了清廷统治者鉴于明朝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终于导致自身覆亡，有意于减轻百姓负担的愿望。但清初社会生产大面积破坏，加以频繁用兵，军需孔急，朝廷颁布的“恩诏”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如时人谈迁记载：“都人谣曰：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事，黄纸骗人财。”说明顺治年间和康熙初期的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甚至由于奉差官员的敲诈勒索反而加重了人民的困苦。
多尔衮刚进关时曾经严令沿途军民一律剃发结辫，遵从满俗。入京后又命令京师官民为崇祯帝吊孝三日后即剃发改制。这一举措立即引起汉族各阶层居民的强烈反感。
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评论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
由于清廷立脚未稳，朝廷内新归附的汉官非议甚多，在野的更惊畏不至，多尔衮不得不暂时收敛，五月二十四日谕兵部道：“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同年七月，又规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莅事”。
清廷占领北京初期采取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使自己迅速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根，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多尔衮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把握住了机会，终于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多年的夙愿——占领北京。有勇无谋的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将领提议在北京城大肆屠戮，然后带着战利品返回关外。多尔衮力排众议，决策定都北京，并派遣官员到沈阳去迎接顺治皇帝。
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抵达北京，由正阳门进城，入住武英殿。十月初一，顺治去天坛祭天，十月初十，顺治在皇极门（今故宫太和门）颁布即位诏书，表示他现在是整个天下的皇帝。同日，多尔衮晋封“叔父摄政王”，受赐黄金一万两，绸缎一万匹，白银十万两，并赐立碑纪功。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八 李自成的速败】
四月三十日晚上，多尔衮在蓟县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全力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物。
五月初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大顺军。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获胜。大顺军在畿辅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传开以后，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们打的旗帜大抵是“擒贼复明”。
大顺军撤入山西以后，清军停止了追击，返回北京休息整顿，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占地方不过是京师附近一带。
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战略性的重大错误。他不是坐镇太原，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相反，却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尽管他在固关留下了大将马重禧；在大同、阳和留下了制将军张天琳；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留下了大将刘忠；路过省会太原时留下明朝降将陈永福守御，“且授以坚壁清野之计”；在晋西北保德地区留下了降将唐通；晋南临汾地区又有绵侯袁宗第统兵万人屯于挂甲庄。兵力似乎颇为可观，但这些留守山西的军队各守汛地，缺乏一员威信卓著的将领统一指挥。
李自成匆促地返回西安后，清军占领了畿辅地区，于是山西就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方对峙的前线，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
五月初十日，一度投降大顺政权的明大同总兵姜瓖发动叛乱，“阳和军民约与镇城军民内应，于是杀（张）天琳及伪中军张黑脸，恢复大同”。姜瓖占据大同地区后，初期也是以复明为号召。这时李自成正在太原地区，却没有对这一雁北重镇发生的重大变故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继续西撤。
姜瓖随即在清方拉拢下，放弃了所谓的复明，很快归附了清廷。六月十六日，他接到清兵部信牌传达多尔衮的令旨：“大同总兵官姜瓖忠诚为国，擒杀伪将，平定大同、阳和等功，予甚嘉悦。但立枣强摄理国事，以延先祀等语，甚觉不宜，其枣强王可炤旧守其本等爵级。……”姜瓖立即遵令用顺治年号“大张榜示，通行布告军民人等”。这样，大同的复明变成了归清。
明恭顺侯吴惟英之弟吴惟华在多尔衮进京时拜迎马首，自告奋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多尔衮欣然同意。六月，吴惟华离京赴晋，在两三个月里联络一些明朝文官武将先后招降了代州、繁峙、崞县、五台，攻克静乐、定襄等州县，从而使清朝控制区扩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变投清以后，又发生了唐通在晋、陕交界地区的叛乱。
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摄政王多尔衮名义写信招降唐通。唐通和姜瓖、吴三桂等人一样都擅长于见风转舵。大顺军兵败撤出畿辅后，他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同陕西相邻的军事要地保德州、偏关地区。由于姜瓖的叛变，大同地区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计大顺政权难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为据点发动叛乱，文告改用明崇祯年号，西渡黄河袭击陕西府谷县，同大顺政权镇守陕北的亳侯李过激战达半月之久。由于变生意外，李过部损失较大。唐通占领了山西保德州、岢岚州、永宁州（今离石县）、河曲县、兴县、岚县、临县和陕西府谷县、葭州（今佳县）一带。
清朝委任的山西总兵高勋和唐通有一面之交，于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愿意归附清朝。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顺治年号。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
唐通的叛变，不仅使山西北部全部沦入清方之手，而且由于唐军占领了府谷、黄甫川、清水营和佳县一带，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境内也建立了据点，对大顺政权的陕北防务构成了威胁。李自成深为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亲和儿子处死。
此时，南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清军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
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分别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
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集中对付农民军，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此时三支不同的军队同时在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阿济格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南一魁原为明朝官员，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
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
1644年十二月底，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清军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
在关键的时候，孔有德和耿仲明投降满清时所带的“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三百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