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就发生了顾炎武溺杀家仆案。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顾炎武的嗣祖父顾绍芾去世时，他为了筹集丧葬费，不得已抵押了八百亩地产给同郡富豪叶方恒。叶方恒乘人之危，图谋仗势侵吞。
清顺治二年（1645年）后，清兵占领了江南，但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满清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什么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顺治十二年（1655年），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买通顾家的仆人陆恩，策划以勾结海上抗清武装的罪名告发顾炎武。顾炎武闻讯于当年五月潜回昆山，秘密溺杀了陆恩。于是叶方恒借机将顾炎武绑架，必欲置之于死地。后来，幸亏友人归庄等人及时营救，将这一案件告到满清松江府，但顾炎武也因此被满清官府逮捕，以杀人罪下狱。
顾炎武的朋友们为了搭救他，去找钱谦益帮忙。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他就能顺理成章地保顾炎武出狱。因为钱谦益投降过满清，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一定不肯那样做，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算做拜钱谦益为师了。钱谦益果然以老师的身份出面周旋。钱谦益当时虽然已经不在朝为官，但他名气极大，许多门人都在朝为官；松江府见他出面，不得不卖了人情给他。
顾炎武被释放出狱后，知道了事情究竟，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朋友去找钱谦益讨还名帖。朋友不肯讨还，顾炎武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白，声明那张拜钱谦益为师的名帖是假的，反而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
顾炎武出狱后，叶方恒派遣刺客尾随不舍，于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门外将他杀伤；同时派人洗劫他在昆山的故宅，“尽其累世之传以去”。时局的险恶，豪绅的陷害，迫使顾炎武决意远离故土，到北方去游历，从而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顾炎武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一一装到他的胸中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许多军事地理名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写出来的。
顾炎武的旅行治学，并不是简单的游山逛水或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抱着“纪政事，察民隐”的目的，以“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寻求经世致用的有补于国计民生的道理。凡社会风俗，民生利弊，必亲历体察；于地理考证，不完全依赖文字记载，而重视实地调查。一年之中，他有一半时间是住宿旅店的。定居北京后，仍然继续活动，足迹几乎踏遍了北京郊区各地。
顾炎武不肯乘车或骑坐马匹，他牵的两头大骡子，驮满了图书资料，每到一处，就把实地考查结果和书本上的记载对照参看，做出科学而又详细的记录，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他一生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这两方面，他都立下伟大的风范。
康熙元年（1662年），顾炎武从河北到山西、陕西游历。到了陕西后，他不顾年高体弱，游历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土地五十亩，决定就在那里垦荒。他认为华阴形势很好，退可守，进可攻，大可经营一番。这时候，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
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他暗结遗民，曾经与台湾郑成功联络，可惜郑氏退守台湾后，私心自用，一心只想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并无进取中原之心。
康熙二年（1663年），顾炎武幸免于文字狱“庄氏明史案”，但其好友潘柽章、吴炎等人惨遭杀害。
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在山西拜访完傅山后，出了雁门关，与曾三年前在代州订交的友人李因笃等二十余人“鸠资垦荒于雁门之北”。不久得知自己在《忠节录》“逆诗”案（即山东“黄培诗案”）中受到牵连，为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济南投案。满清政府不由分说将他关进监狱。后来还是由李因笃等大力搭救，才取保出狱。
之后，顾炎武精心撰写的《日知录》已引起当时许多学者的重视，纷纷向他提出转抄的要求，于是顾炎武于康熙九年（1670年）将已写好的《日知录》八卷公开刊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举起反清旗帜，顾炎武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在《哭归高士》诗中怀写道：“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虽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国投敌、为虎作伥的汉奸。
康熙十七年（1678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屈膝出去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
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熊赐履的助手。顾炎武毫不迟疑，“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从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自顾炎武离开家乡，在外面飘零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再回过昆山，自然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他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遥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后，慨叹时事，回忆往昔，终于痛哭失声，颇见真情。山河碎，鸳鸯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处，也有对妻子的一丝愧疚吧，因为他在家与国中，坚定地选择了国。
“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侄孙。你如果在黄泉遇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沉郁苍凉，蕴含着感人的悲壮。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特意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史书记载，顾炎武“貌极丑怪，性复严峻”。他擅长理财，很懂经济，在山西创办了票号、钱庄，经营成绩卓越，在晋商中也是成功者；所以顾炎武虽然一生羁旅生涯，但并不贫困。他每游览到一地，大买庄园，大买媵婢，但住不到一、二年，即弃之而去，“终已不顾”。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顾炎武由华阴往曲沃，县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进士韩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韩宣设宴会亲，他还应邀出席，风采依然。八日早，他拟去答贺县令熊某及在官诸君，不料上马时失足坠地，于是“疾作，竟日呕泻”，第二天凌晨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使他既留恋又厌恶、既热爱又憎恨的世界，享年七十岁。因为生前长年孑然一身，死后无子无嗣。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4年），距离1644年整整两百年，由何绍基、张穆等人策划，发起修建顾亭林祠，得到学子们的响应，由儒臣学士们集资，于顾炎武在北京寓居时间最长、著述取得重要成就的地方——报国寺之西南隅，修建了亭林先生祠（现宣武门南广内大街）。
顾祠于次年春天落成，架屋三楹，分南中北三个院落。1845年5月28日顾炎武先生生辰之日，举办了顾祠落成典礼仪式并开展亭林先生公祭活动。此后顾祠也成为儒臣学子们聚会、社交及讨论学术的地方。
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忧外患，国势每况愈下，京城无人顾及文化事业。顾祠在十几年中破败萧寂。
咸丰皇帝即位后曾思励精图治，咸丰六年（公元1857年），恢复科举以网罗人才，京城文坛一派热闹，亭林祠也香火重燃。1863年十月，名儒学士们又于顾祠公祭亭林先生，与会者议论重修顾祠，纷纷捐资，由报国寺住持负责操办，工程竣工后公推御史朱琦写《顾亭林先生祠记》一文，由书法家王锡振挥墨，刻碑石嵌于游廊东墙。
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末代名臣张之洞建议朝廷发明诏，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人从祀文庙。顾炎武去世260年后，又被他竭力抵抗的满清政府神圣化了，这是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情。
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终于灭亡，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十年，徐世昌继袁世凯之后任大总统，为标榜自己有别于北洋军阀，是文治派，提倡尊孔崇儒。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参议、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式通，住家离报国寺不远，发现动乱中顾祠已破败不堪，倡议筹资重修顾祠。1920年修葺，请大总统徐世昌亲自撰文“重修亭林先生祠记”，勒碑石于顾祠东墙。
三百年里顾祠虽几度兴衰，但都完整地保存了顾炎武的一批书稿、遗物，以及何绍基、张穆等人的字画。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占据了报国寺和顾祠，文物全部丢失。这大概是顾老想不到的又一件恨事。
【四 黄宗羲】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素，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是有名的“东林党人”，在朝任山东监察御史，次年，为宁国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启三年（1623年），黄宗羲十三岁，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黄尊素奉调入京，升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即随父母入京读书。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宦官和权贵，成为东林子弟的著名领袖。
当时明朝的政治极端腐败，朝廷实权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佞臣手中。他们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穷奢极欲地攫取社会财富，又疯狂迫害正直官员，反对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时人斥之为“阉党”。黄尊素是站在主张改革朝政的“东林党”一边的，是一位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刚直人士。
天启五年（1625年）初，魏忠贤大兴冤狱，逮捕东林党领袖人物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周顺昌、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等七名官员。后又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将他们害死在诏狱。黄尊素于天启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仅四十三岁，时黄宗羲十六岁。
当黄尊素被害的凶讯传到余姚，黄宗羲全家无比悲愤。祖父黄曰中激励孙儿为父报仇，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贴在墙上。母亲姚氏对儿子说：“汝欲解我，第无忘大父粘壁书耳！”黄宗羲痛哭受教，决心效法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故事，立志卧薪尝胆向阉党报仇。
天启七年，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黄宗羲写好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颂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冤案，但阉党孽种尚存，黄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谢恩”之后，即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崇祯帝即传旨刑部，严加审讯。
同年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余孽。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要求减刑。黄宗羲严辞驳斥，说：“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黄宗羲又痛打崔应元，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还联合几个死难官员子弟，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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