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权力”的恶，控制在了他们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可以说，美国仅以二百多年的历史，就成为全球第一强国的奇迹，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奇迹，而是人民征服统治者的奇迹。国家的强盛，不过是这个奇迹的副产品而已。黑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也是这个奇迹理所当然的副产品。甚至，次级贷款的产生，也是这个奇迹的副产品。
时寒冰在《中国怎么办》中，解释了次贷危机的成因，词里行间强烈谴责这是华尔街利益集团与美国政府的大阴谋。但我仔细阅读后，却意外地发现，对于美国的穷人，即买不起住房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次级贷款竟是一个了不起的善政。同我国欺贫爱富的银行不同，美国的银行，竟然能够鼓励穷人贷款购房，使本来买不起房子的穷人，借房地产逐步上升的趋势，使他们也买得起房子，住得起好房子，从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成为自有房产的中产阶层。寒冰虽然说：“当那些买不起房的穷人悲伤地被赶出家园时，他们作为道具的角色已经完成。”但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穷人在次贷危机过程中，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损失，即使还不起贷款房子被银行收回，政府还是会给他们提供低廉的公共住房。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是，美国还有另一种保障穷人住房的法律：“家园豁免”。即一个穷人无论欠了银行多少贷款，如果他所住的房子是他唯一的住所，那银行就不能收回。如果银行一定要收回，就要向这位穷人支付巨额补偿金（根据各州法律不同，这笔补偿金为5－15万美元不等），以让他去获得其他合适的住所。
寒冰在书中为美国政府与金融界能够出台次级贷款政策而大感惊异，认为这是政府高层和金融巨头合谋欺诈全世界的铁证，但在我看来，美国政府不出台这样的政策才是怪事。因为寒冰受国内官方媒体资料和《货币战争》之类书的影响，总认为美国的重大政策是受少数政府高官和金融巨头控制的。但在许多对美国政治有所深入了解的人，包括我在内，却认为美国的重大政策，是由其庞大的中产阶层决定的。没有数量最庞大的中产阶层的认同与支持，国会很难通过某项涉及面广泛的立法和政策。在我所获得的信息中，几乎没有看到西方媒体对次级贷款本身有什么批评，而只是针对其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有大量的批评。这个事实说明。在美国和西方社会，大家都明白次级贷款本身的目的，是帮助穷人获得自己舒适的住房。这种“政治正确”的政策，在美国从上到下必然是大开绿灯。不然，穷人不答应，他们的选票不答应，更多的普遍同情贫困人群、希望他们加入中产阶层以进一步扩展自己势力的中产界也不答应。格林斯潘在听证会中所说的
“遵从国会的意愿”，其真正的意味也在这里，“国会的意愿”即选民的意愿。虽然这是格氏推却责任的辩辞，却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即使是格氏这样大权在握的顶尖人物，即使是政府高层和华尔街精英，也只能是顺民意而为，借民意而创造政绩和自己的发财机会。从表面看，是他们利用了民意，但是实质上，是民意驾驭着他们。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统治者任何想损民自肥的政策和行为，都是极难通过，即使一时通过了，不出几年，必然会被国民用选票纠正过来。至于寒冰所强调的损他国以自肥的现象，我认为确实存在，但这些手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公开和温和，例如这个次级贷款，顾名思义就是“贷款中的次品”，明明白白告诉所有投资者，无论是贷款本身还是其金融衍生品，都是有高风险的，愿者上钩，并没有搞强卖强买的那一套。所以，寒冰在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阳谋”。至于寒冰在书中所指出的那些美国掠夺世界财富的手段，大多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之后的附带优势而已，不是美国因这些手段而成为第一强国，而是因成为第一强国，自然而然的就有了这样那样的优势。
美国二百多年来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才与资金，并不因美联储的每一次升息降息而有多少改变。吸引人们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的自由、公正和宽容。“哪里有自由和公正，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老百姓的眼睛确是雪亮的，中国贪官污吏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以无不以能够生活在美国为幸事。否则，前苏联也是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为什么就没人千方百计的移民、偷渡去那里呢？
而且，在当前的所有国家中，美国确实是最讲究商业伦理和道德的国家，它是世界上最早以法律形式确定商业贿赂为犯罪的，美国国会于1977年就通过了旨在禁止美国企业、个人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的《海外反**法》（至今好象还是世界唯一的。可以想象，这一法律令美国公司在中国这样贿赂横行的国家进行商业活动时，会处于何等不利的境地）。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与出口企业打交道，好几家有美国订单的出口企业都说，同其他任何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客户不同的是，美国客商除了给出较高的购买价格外，特别要求下单企业在工人的劳动时间、工作环境和薪金福利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准，否则就宁可取消订单（据传，广东某鞋厂工人因此喊出了“美国万岁”的口号，但这样的新闻，是绝不会出现在国内媒体上的）。美国的普通商人，对劳工人权的自觉维护，对商业道德的自觉遵守都达到了这种水平，那就很难相信，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国家，由这样的人所推选出来的政府，还会为了商业利益而不择手段。
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的制约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广泛深入和周密细致的程度，并且，这种制约不仅仅作用于本国企业，还逐步向本国企业的上游供应商和其他有业务往来的外国企业延伸。上述对海外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措施，即是源自SAI（SocialAccountabilityInternational社会责任国际联盟）所制订的SA8000（社会责任管理体系）。SA8000认证要求企业不使用童工、不强迫劳动、不扣押工人身份证件或收取押金；尊重工人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不歧视工会代表，不干涉员工信仰和风俗习惯；不使用体罚、辱骂或精神威胁；至多每周工作48小时，至少每周休息一天；至少支付法定最低工资和提供福利，不罚款；任命高层管理代表负责工人健康和安全，甚至对厕所、饮水及食物存放设施、工人宿舍条件都有严格规定。
除了总部设在美国的SAI外，类似的组织和责任体系还有欧洲外贸协会成员创立的BSCI（商业道德贸易联盟），以英国公司为主的ETI（英国道德贸易组织）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些以保护发展中国家劳工权益为宗旨的社会责任体系，在中国却被一些人指责为是西方继“技术壁垒”、“绿色（环保）壁垒”之后的又一个“劳动壁垒”，要求进行抵制。于是，当西方国家在借用经济手段促进他国企业商业道德的时候，我们却在抛弃仅剩的一丝社会良知和商业伦理，长期任由黑砖窑、黑煤窑、血汗工厂、奴隶工厂、毒奶公司的大规模存在，至今未见根本性的制约措施出现。
寒冰博客上的一句话我非常欣赏：“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让人民免于掠夺和恐惧，才能让公心和敬畏生命成为普遍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公平公正的制度呢？寒冰在他所有的文章中，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中国怎么办》的最后，寒冰提出了“民富国强”的观点，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都是我非常赞赏的。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他的所有建议都是针对政府和权力机构，即把“民富”的希望，完全寄望于当政者的听谏纳言和良心发现上，民众自身如何主动的来保护财富、抵抗掠夺，寒冰却没有给出适当的方法与建议，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另外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怎么办》的所有章节中，我没有异议，完全赞同的只有最后一章“民富国强，启动内需”，其他各章，虽然许多内容写得很精彩，但或多或少有一些观点是我不能认同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最后一章，这本书的写作是失败的，其整体水平还不如寒冰在博客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最后一章的成功，是在于完全针对国内，没有涉及到国外。我觉得寒冰的长处，是在对国内情况的剖析评论上，而不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虽然，寒冰自己可能认为在国际评论方面，他是很擅长的。
当前中国政治、经济、民生方面矛盾的复杂激烈，确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国际方面的更加难以全面把握。寒冰的视野是广阔的，但也是狭窄的，他的职业给了他许多的便利，但某种程度上，也使他不由自主地落入了某个以信息掩盖信息、以真相掩盖真相的陷阱。
我仔细阅读《中国怎么办》二次后，在书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不想一一列举，但特别想提请寒冰注意以下几点：
一、
国内的真相是怎么被过滤篡改的，国外的真相也就会被怎么过滤篡改。在一个新闻、信息、学术都必须服从于权力的地方，官方翻译、介绍、发表的任何资料，就几乎都是有组织、有预谋、有选择性的（从寒冰书里所列的引用资料目录中，我发现他在资料选择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二、
利益只会跟随权力而走，掌握权力授予能力的人才能真正获得社会创造的主要财富。因此，自上而下授权的ZZ社会，与自下而上授权的民Z社会，其主要利益享受者的阶层是颠倒的，前者在官，后者在民。
三、
无论是在民Z社会还是ZZ社会，国家权力都是对国民财富最疯狂、最贪婪、最无耻、最致命的掠夺者。谁能对国家权力施以更强力的约束、更严厉的监督，谁的自由与财富就能得到更完善的保障。
四、
国家权力不会创造财富（它只会消耗财富），国民个人才会创造财富。民富的根本，是在人民有创造财富的自由的同时，国家没有任意掠夺的自由。所以，把“民富”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和国家权力身上，完全是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五、
与权力的掠夺相比较，资本的掠夺是非常温和，且微不足道的。与国内官僚资本的掠夺相比较，国际金融资本的掠夺是非常温和，且微不足道的。资本的本质是用于有偿、自愿的交易，权力的本质才是无偿、强迫之掠夺。资本在契约中是纯洁的，只有在与以暴力为依仗的权力相结合时，才是邪恶的。
当然，关于权力对国民财富的掠夺本性，寒冰并非没有注意到，而是有着深刻之认识，并在许多博客文章中有过无畏抨击。我在上面说的一些东西，寒冰可能早有认识，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或是一种表达的策略，他的言论很大程度上仅止于对资本、地方及部门权力的抨击，对一些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一部分是回避了，一部分是被引到偏路，另一部分，或许确是认识上的局限。
作为一个真挚的朋友，自然希望寒冰的思想能够更进一步、更深一层，从而使他的著作，也更有穿透力、说服力和经得起时空长河的冲刷。因为一部书的真正价值，不完全取决于有多少销量，有多少政治局委员阅读过，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所描述的内容，是否揭示了自然与社会最深层、最本质的一些东西。
当然，直揭本质是要付出代价的，除了学识上的扬弃，思想上的探索外，在当前中国；追求知识和真相是要付出更多东西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有矛盾的：如果寒冰停留在现在这个状态，对他个人而言是比较有利，其言论文章大都还在权力机构能够允许的范围内；但如果更深一层，他就可能要失去某些言论渠道。其中的得失与利弊，确是令人难以抉择。
另外，我发现包括时寒冰在内，国内很多的学者和评论家，具备许多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对各国、各大集团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非常精通，能讲出许多头道来。但他们大都缺乏一种世界政治的目光。国际政治，是把目光仅限于国与国之间单纯的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博弈上，即以利益为唯一着眼点；世界政治，则是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核心价值的演化趋势，来辩别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什么样的阶段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国本民族的发展。这需要有一个能够“由道辩势，因势选术”的真正有智慧的政治体系，而不是以保持世俗权力为最高目的，一门心思沉溺在浅层的战术层面打转。否则，即使局部战术手段取得胜利，强盛一时，但整个国家制度落后于世界潮流，仍然难以改变被整个文明世界敌视围剿的局面，所有的挣扎与努力，都不过是饮鸠止渴而已。最广泛的人民利益，和最高的国家利益，都是只有把这种利益融合进人类文明最高水准的制度与文化里后，才有持久发展的可能。
“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这一句英国十九世纪政治家迪斯雷利的名言，最近几十年不但被中国的普通民众所熟知，还为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们奉为圭旨，并以此作为分析西方社会的利器，甚至是唯一的武器，却不知，或不愿意承认：当代西方人最重视的，除了利益之外，还有“自由、民Z、人权”等核心价值观，为了这些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他们甚至可以抛弃局部的个人、团体和国家利益。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的趋势和倾向，已变得越来越强烈和明显。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意味着“人”和“朋友”将越来越比“利益”来得重要。只看到利益的人，是只看到了浅层的“术”和外在的物，看到核心价值的人，才是察觉到深层的“势”与“道”，以及内在人性的深层诉求。
“道”和“势”，是只有具备真正宗教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