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很快过了语言关，并考取了罗宾汉大学。
尹家绪自己11岁就失去了父亲，靠着自己的奋斗，从工人一直做到一家汽车公司的董事长。父亲的人生历程对孩子是一种榜样。“孩子离开了父母，照顾不了她，看不了她，都得靠自己。”尹家绪的女儿在英国的生活非常自立，经常去当地的中国餐馆打零工，自己做饭吃，买东西常常货比三家，挑价格便宜的买。学费由父亲定期寄过去，她在存钱的时候也跑好几家银行，选择利率高的银行存款。
父女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有时候甚至让周围的人感动和羡慕。尹家绪去英国看望女儿的时候，那天走在伦敦的一座大桥上，天很冷，父亲就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女儿的身上，女儿一看父亲也会冷，就把这件外套一半搭在父亲身上，一半搭在自己的身上。这副场景让同行的一位重庆市副市长看见了，大赞这副“父女互相关爱图”。福特汽车的一位副总裁看见尹氏父女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场面，非常羡慕，幽默地说看来自己还得再生一个女儿。
“要把孩子要当成朋友，她才愿意跟你说真心话，包括她喜欢哪个男孩子，不喜欢哪个男孩子，她都会像朋友那样跟你交流。孩子被管得太死了，她的逆反心理可能会更严重。所以要尊重孩子，遇事要征求她的意见。”尹家绪在回忆与女儿的往事的时候，脸上洋溢着一脸幸福。
女儿2004年毕业，准备考商科的研究生，将来想回到上海自己去找工作。尹家绪只是希望孩子“早一点成熟，可以真正像一只鸟那样自由飞翔起来”，对于孩子的选择，他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和信任，就像对一个朋友那样。
黄辉堂：一定要和孩子在一起
黄辉堂：股票、期货投资人子女：两个女儿年龄：5岁；7岁目前教育状况：幼儿园；小学出国时间：计划将来出国未来职业规划：无继承观：让孩子自由自在的生活黄辉堂自言自己的身份很难界定，他是一个自由投资人，做股票和期货有10多年，赚了很多钱，黄同时在北京和深圳各有一家公司，自己没有多大兴趣操作，请人在打理。黄辉堂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到全世界各地打高尔夫球上，“自由自在地过一种有品位的生活”，黄说这是他追求的一种生活观。
在子女的教育上，黄辉堂希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能把这种生活观传给孩子。
黄有两个女儿，都很小，在大女儿5岁的时候，为了孩子读书方便，黄辉堂花了200多万元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深圳分校买了套房子，房子和学校是一体的，黄辉堂举家搬到了新居。
“中国的教育是个大问题，不是素质教育，都是应试教育，所以你没有什么选择，就是名校。”黄辉堂说这两个孩子将来肯定是要出国读书的，但是如果现在就把孩子送出去，得考虑如何照顾孩子，全家可能都要移民了｜奇…_…书^_^网｜。“小孩要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如果一年看不到两次，那养小孩干什么？父母对孩子的言传身教，比她在社会上学到的要多。”
黄辉堂在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场也买了套别墅，有时候周末带孩子过去度假，孩子们玩得很开心。黄辉堂希望孩子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还其自然本性。
“我不想要求她们怎么样，这么小就让她们感受到压力，完全没有了小孩在成长过程中生命的快乐，这样不好。生命只有一次，如果生命缺乏生动，完全程序化，那就没有意思。生命的过程应该是精彩的，我希望孩子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我也按照这种人生观去要求她们。孩子将来能够达到多大程度的个人成功，这很难定义。如果失去了生活，能算成功吗？”
胡葆森：送辆宝马作女儿生日的礼物
胡葆森：建业集团董事长
子女：1个女儿
年龄：20多岁
目前教育状况：大学
出国时间：10多年
未来职业规划 无
在河南建业集团还没上市之前，对于胡葆森来说，建业永远是一个“一人企业”。“我没有个人的钱财。”—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业集团的资产等同于胡个人的钱财。
1992年，胡葆森带着在香港炒楼花赚到的一两千万元回到河南，和建行合资成立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两年后，国家要求金融机构退出实业经营，胡葆森买下了建行的股份，建业成为香港独资企业，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在建业集团的董事会里，只有董事长兼总裁胡葆森、副总裁单六六和财务总监3人，胡葆森百分之百持有建业股权。
对于47岁的胡葆森来说，他要面临分配的鸡蛋是如此庞大，足够10个亿。他是如何打理的呢？
人们很难相信，这位在河南开发了58万平方米房屋的“房产大佬”只有一处单身蜗居，在郑州城市花园小区的会所中心，胡葆森的办公室、起居室与建业集团的总部办公室在一起。
在胡葆森的理财计划中，消费占其理财额度的10％～30％。“我个人爱好很多，现在打高尔夫，原来的爱好像篮球、排球、游泳、爬山、郊游、书法、音乐、话剧、电影都搁置了。我最喜欢中国字画，当然现在也收藏一些油画，收藏是兴趣所致，兴趣高的时候，可能买一些东西，有时候一忙，就没有时间买。”胡葆森写得一手好字，据说他在收藏上的投入在八位数以上。
在胡葆森理财的记忆中，女儿的教育和成长的支出是一个父亲必须面对的重要事项。胡的女儿6岁时去了香港，9岁的时候去了悉尼读书，初中的时候又回到香港读了3年，高中也在香港读的。现在，女儿在澳大利亚读大学，妻子也在澳大利亚。胡葆森为女儿在澳大利亚买了套房子，今年女儿过生日的时候，胡葆森送了一辆宝马车作为生日礼物。
“在河南那个环境里，很难全身心投入的读书，我想让孩子过非常安定的生活，能够不受干扰。女儿是非常好的女儿，物质条件她很满足，从不大手大脚，从小就很谨慎，一直到现在。”胡葆森每年为女儿支付10～2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
胡葆森衣着很朴实，长着一张建筑工人模样的脸。这位郑州大学兼职教授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外表的东西，他理财的最大兴趣在于投资，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这是一个商人的本色。从房地产、物业管理、足球、信息技术到教育，胡葆森乐此不疲。2001年，胡葆森举资2。3亿元拍下了破产清算的郑州亚细亚五彩广场，紧接着与北京华联签下租让合同。当然，胡葆森也有投资失败的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胡葆森在香港炒楼花时所交的整整420万美元的定金全部亏损掉了。
“我不相信我的企业会破产。如果破产是在假设的状况下，我相信自己会过得很好。我对生活的要求是很低的，我可以回沈阳老家农村种地去。现在普通的下岗职工一个月200～300元钱，每个月300～500元人民币的生活我也能适应。
“我（对生活）看得比较淡，下过乡，在事业上吃过很多苦，没有过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让我穿得破破烂烂，吃白菜、咸菜、稀饭，甚至把菜叶子都吃了，也算是一种经历、体验，像现在这个年代的人都没有经历过。
“对于养老，我的要求也很低，有几万元就足够了。当然，人的要求是根据他的状况而变化。人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关键是心态，心态要好。”
胡葆森理财的过程，也是自己经营一个企业的过程。这个过程使这个身价10亿的房产商快乐吗？胡葆森承认自己是一个忧患感很重的人，在他一个人主掌的企业里，倍感孤独。“这10年下来，即使不能说是心力交瘁，也是非常非常地累。”
企业家子女教育状况调查
针对企业家子女教育的状况，《中国企业家》杂志在2004年3月份做了一个小范围内的调查，被调查的对象共计十余位，来自北京、内蒙、深圳、重庆、大连、山东、石家庄、郑州等地，所涉及的行业有地产、纺织、软件、养殖、生物制药、硬件、教育、投资等，被调查者的年龄大都在40岁～50岁之间，个人资产规模有的上千万，也有好几位上亿元。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有把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的想法，有的已经送到了国外。他们选择去读书的国家以英国、澳大利亚居多，美国由于签证困难，去的相对要少一些。就读的学校基本上是名校，专业上的选择以金融、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为主。
跟大多数普通家庭比起来，企业家们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要大得多。建业集团老总胡葆森的女儿在澳大利亚读书，胡让自己的妻子过去照顾，还为女儿在澳大利亚买了套房子。前两年女儿过生日的时候，胡葆森送了一辆宝马车作为生日礼物。企业家子女在国外读书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一些，他们偶尔也会打些零工，但体验生活的因素多一些，而不是为了生存。
5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在“精神鼓励”方面的影响最大，40％的人认为自己在“学习方法”上对孩子有帮助。对子女未来职业的设计，90％的人选择“按照孩子的意愿自主发展”，只有5％的选择“可能会让孩子将来接自己的班”。
民营企业的接班人准备
面对即将来临的交接班高峰，民营企业做好准备了吗？
在我们接触到的企业家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读书的比比皆是，包括李兆会，当年也是被从澳洲的大学急招回来。“我们有这个条件，当然希望他们出去长见识。”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如此解释此种现象在江浙一带企业普遍存在的原因。
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是在为企业的交接班做准备吗？钟朋荣反对这种作法，他认为企业家不是在学校里读出来的，而是在企业里干出来的。“有个国内本科学历就够了，可以在企业实践的过程中随时补习需要的知识。”而受访的多数企业家表示对子承父业不抱太大希望，因而送子女出国读书的目的也并非在做交接班准备。
无论企业家们的真实意图何在，至少在企业内，一种向非家族制公司治理结构过渡的趋势正在形成。职业经理人已经渐渐成为企业经营的主力，更多的家族成员开始像均瑶集团所做的一样，“退回到董事会“。
“家族制在创业初期是好的，大家团结，共渡难关。但企业到了一定程度，公司里面的制度对他们就失去了约束作用。而且，他们可能对赚更多的钱已经失去了兴趣。”亚龙集团董事长张文荣说。王均金与张的看法一致：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管理模式。
亚龙集团在上海建有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其管理模式是：在七八百位学校员工中精选出100多位贡献大的成立经营管理委员会。张文荣是投资的老板，委员会是经营的老板，学校有利润，张会拿出10％来给委员们分。张正在建设“全国最大的电线电缆基地”，工厂的管理模式与学校是一样的。
张今年将近四十岁，有两个儿子，小儿子15岁，正在英国读书。按张的设想，他将让小儿子去美国读硕士和博士，“这样回来做生意的可能性大些。”对于自己股份将来的继承，“我可以肯定地说，小部分留给儿子，大部分去做社会上的事情。不要留很多钱给子女，财富让他们自己去创造。”张的想法是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公司，交给民政局或者慈善机构，赢利的钱将用来从事公益事业。
万和集团董事长卢楚其也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受益者。他很早就在着力改变家族式经营方式，实现家族所有、社会化经营。万和集团的股份原来集中在卢氏三兄弟和卢楚其的一个徒弟手中，现在集团各个事业部的职业经理人都以“外部参股”的形式取得了一定比例的股权。卢楚其目前的生活相当自由，不用再把自己成天捆绑在企业上，自称只是在大事上把把关即可。
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在企业规模做大后将原来一起创业的兄弟亲戚们都“放”到外地去做分公司老板，集团的中层干部中已没有一个亲戚。邵的总经理原为温州一个税务局的副局长，邵对其非常满意，给了他10％的股份。“要给职业经理人股份，”邵说，“只要他用心，他的下半辈子，我有饭吃他就有饭吃。”邵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老板心胸有多宽，事业就能做多大。职业经理人让他感觉如释重负：“原来我很忙很累，跟员工一起在游泳池里游泳，现在我在上面，站得高，谁游得快谁游得慢看得一清二楚。”邵的朋友们—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等对职业经理人都持与邵相同的态度。
与张文荣一样，42岁的邵联勤也有两个儿子，大的目前在澳大利亚读大学。邵虽然表示没有让儿子接班的想法（“我也很年轻”），但又说将来会让他先去朋友的工厂打工，去学习别人的优势，然后再安排他到公司来。当然，前提是他对企业经营有兴趣。
对于这些年轻的家族企业家们，他们对交接班的问题考虑得很少。王均瑶的英年早逝只是小概率事件，所以他们普遍认为现在还不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代民营企业里家族人员一般较多，所以即使出现突然的变故，在其后代尚小的情况下，企业也通常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而在未来，就像巴龙所预言的，请外人来经营整个公司将在中国出现。那时候，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应该已经成熟。
后记
写书在我们看来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应该焚香沐浴，斋戒七日，然后找一个风景秀美的静谧之地，精雕细凿，历经10年的披星戴月，终成一书。
但没想到的是，“幸福”来得这么突然。2004年11月，我们在做完《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文章“中国式继承”之后，在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企业家朋友告诉我们，应该把这个话题做厚，用书的形式来记录中国第一代创业者们在财产继承安排上的智慧，给更多的人们以启发。很快，也陆续有出版社找过来，希望就“中国式继承”这个话题出一本书。
2005年初，我们开始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写作工作。在本书即将成稿的时候，2005年4月又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