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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市场机制的缺陷进行反省。全人类的市场经济体系有三个致命的缺陷有待解决，这是经济学家也在探讨的问题。第一，没有生态资源的核算。比方说，一棵树从云南省德宏县拉出来只值20元人民币，可是几个国家的生态学家算过，它涵养水源的价值，给鸟类提供栖息场所的价值，它净化空气的价值，它调节气候的价值，以及其他很多综合性的价值加在一起一共万美元。可是我们人类的经济体系从来没有把生态价值算在里头。至于那些几十亿年生成的、有限的、不可再生能源，例如石油和煤，其生态价值是多少，其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代价是多少？人们并没有好好算过，这些能源的价格，只是反映人们在开采提炼和运输中的成本而已。第二，没有生态税制度。现在像挪威这样的国家正在逐渐发展生态税制度。高污染的产品，应付生态税。节能灯应该比普通灯泡要便宜，风力电能应比火力电力收费低。因后者污染了环境，你就应该付环境税。你消耗的是煤，我给你计算出你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你要为这个付出代价。第三，缺少对科学技术的环境评价体系。现在人类的市场经济是特别不完善的。因为它完全是从人本身的角度，而不去做环境评价。当然现在一些大工程有了环境评价，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环境评价始终没有做上去。我在美国的时候问过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为什么古往今来科学家总是坐在圣殿上，而那些破坏地球环境的技术不也是科学家发明出来的吗？所有与人类灾难有关的东西，不都是从科学技术那里出来的吗？为什么科技永远被认为是光芒万丈的？科技如果没有环境评价，它一定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也许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幸福，但是也许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永久的厄运。所以说科技如果没有环境评价，其结果是要打个问号的。绿色市场的发育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如绿色标志的认证与识别、监督评价机制的建立健全等需要解决，这样绿色消费才能在经济体系内部生根。
我们这一个世纪不同于上一个世纪。上一个世纪是只有几亿人在以消耗全球资源为前提，来满足他们的高消费、高污染、高消耗的生活方式。所有发达国家占世界不到20％的人口，他们消耗全球的资源，光美国一个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就占全球排放量的1/4。日本人自己不砍一棵树，靠全球进口的木材来支撑。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是靠高消耗、高污染，消耗全球资源来支撑的。而在这个世纪，全世界60亿人民都在发展。那么如果全世界人民都要像他们那样去生产和生活的话，有人说我们还需要20个地球。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那另外19颗星球。因此只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四、绿色生活与和谐社会
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着“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科学），依我看，还应同时呼唤“和先生”（Harmony和谐）。这个和谐支撑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目前只有犹太民族、中华民族是几千年一脉相承没有断的民族。而“天人合一”、“敬天道，守人德”，这种种以和谐为特征的道德传统，正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这种支撑了古老文明几千年的生活价值，我们没有理由抛弃。人类道德一方面与宗教精神相接，同时又是与现实生活相连。这是历史上成本最低的一种生存模式。我们在拥抱现代化的时候不要丢掉和谐的传统，就有可能把这种传统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时尚。珍惜资源、简约其行；修身养性、高尚其志；关爱生命、强健其身；天人合一、和谐其境，这些支撑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我们不应当轻易放弃。少一份人为的畸变，多一份自然的清新，那是祖先的生存智慧，也是未来可持续的生存之道。甘地说过：自然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的贪婪。人类历史多少年来，无论东方西方，欲望是一种受管束受节制的东西，只有在工业文明之中，才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和鼓励。技术迷信、资本崇拜、历史虚无、广告霸权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代病、摇头丸。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不吃这类摇头丸的人，比如我的许多绿色同行和文化高人，他们也在追求幸福，只是对于幸福的理解不同。早就听说不丹的国王将自己国家的指标设定为幸福指标，原以为只是与他的宗教精神相关。看来有这种幸福指标的民族，还不止不丹一个国家。那么中国呢？我相信，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是不会让自己的子孙变成只认识GDP的植物人的，是不能容许资本变成自己的灵魂的。
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就彰显着绿色的希望。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节约型社会、一个循环型社会、一个人文型社会和一个生态型社会。而这个和谐社会的建立，除了以绿色GDP为特征的政绩改革，还需要每个消费者的生活价值反思。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时代变化催生民生问题
时代变化催生民生问题
王长江
利益促生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大大提高了人们维护和发展自己利益的自觉性，市场经济促进了利益分化，也就使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
民生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民生问题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说到底，还是时代的发展和深刻变化给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把握民生问题的时候保持一种宽阔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民生问题，寻找更科学的解决思路。我认为，思考民生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一、市场经济促进了利益分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
应当看到，当今中国的民生问题归根结底是时代变化带来的。
民生问题，向来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一个有作为的执政党，总是把民生问题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在近现代中国，从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到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提出“新三民主义”，乃至到提出“###”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无一不是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在当今时代，民生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到执政党的面前，是因为新的时代环境向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众所周知，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主观上始终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我们还是照搬了苏联那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不能否认搞计划经济有当时的合理性，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计划经济对民生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上是缺位的。最为明显的一点是，计划经济在宏观上强调公众的整体利益，微观上实际否定人们的利益，把人们对利益的正当追求看作洪水猛兽，看作“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产阶级”的温床，因而对人的利益是忽视的。这样，抽去了个人利益的“人民利益”便成了空洞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时期民生问题不突出，更多的是因为民生问题受到了人为的压制。
今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建立在否定人的利益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模式，而把承认和发展人们的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基点。正是在这个基点之上，才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利益促生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大大提高了人们维护和发展自己利益的自觉性。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同时，市场经济促进了利益分化，也就使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并且变得比过去要尖锐得多。面对这些矛盾和利益诉求，执政党必须去关注，去研究，去积极解决。关注民生，对执政党来说，就是勇于担起自己的责任。近年来，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树立了亲民形象，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
二、民生问题成热点，和新兴媒体的发展有关联
新兴媒体为沟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各种形式的媒体高度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这种发展不只带来量的变化，而且使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内容都发生了质的改变。民生问题成为近年来的热点，很大程度上也和新兴媒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
媒体发展给执政者带来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它使得信息流通更便捷，信息内容更全面，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大大地多元化了。另一方面，媒体传播有自己的规律，起着放大的作用。一些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经过各种现代传播方式的传播，可能变成了问题；一些原来很平常的问题，一经媒体介入，可能变成了人人关心的大问题；一些本来正面的东西，经过媒体加工，可能变成了人们的笑柄；等等。
因此，执政党既要善于把握现代传播的规律，利用媒体的积极作用，加强和公众的沟通，同时也应学会和媒体打交道，把媒体变成党的主张的自觉传播者。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应当通过这种有效的控制和引导体现出来。
三、从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看民生问题
不能把解决民生问题仅仅归结为满足公众的物质利益需求。
一谈到民生，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衣食住行问题。这没有什么错，毕竟人首先是生物人。但是，思考民生问题，却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精神利益的追求，将会随着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在民生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举政治需求为例。利益意识衍生出人们的民主意识。在利益的推动下，人们不但有了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而且也真正有了参与政治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这和传统体制下的情况是大不一样的。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我们也鼓励民众参与政治，做国家的主人。但是实际上，由于忽视个人利益，这种参与缺乏利益基础。加上我们体制设计上的缺陷，理论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在运行中往往变成了事无巨细，更多地体现为党和政府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这种体制把作为要求的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与实践混为一谈，缺乏民众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在拓宽民主渠道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同时不能不看到，这方面的进展，和民众由民主意识激发出来的参与热情相比，仍然有一定的距离。一方面，公众的参与热情急剧增长，有人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作“参与爆炸”；另一方面，我们尚未从政治体制和机制上为这种参与提供足够的空间。两者之间的落差，使得社会矛盾格外突出。固然，在类似我们这样的处于后发展状态的国家，这种矛盾在所难免。但这说明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有充分的事实表明，人们对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思考和解决民生问题不能把眼界局限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上。物质需求当然是人的第一需求。但是，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的追求更多地要向精神需求方面发展。做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是人们精神需求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追求着的目标。把人放在主人的位置上，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我国正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向全面小康迈进，这意味着，在继续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精神方面的诉求开始占越来越大的比重。近年来，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事件中，有些有大量人群卷入的案例，参与者并非自身利益受到直接侵害的当事人，而是“无直接利益者”，因而被一些学者定义为“无直接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通常由人们对一些公共权力掌握者的不满累积而成，说明人们已经越来越关心自己的政治利益，相应地也越来越关心政治体制的运作。我们看民生问题，需要从这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四、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
解决民生问题应当包括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沟通渠道。
民生问题涉及的范围往往广泛而复杂。有的是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有的是通过努力可以解决的，还有的是在短时期内不可能解决，需要一个过程，甚至归根结底要通过发展来解决的。但这并不是说，对于后一类问题现在就束手无策。相反，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不但能够为将来逐步解决问题作好准备，而且本身就是解决过程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