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等财富”视为幸福应具备的5个要素之首。那么，物质财富的多寡与人们的幸福体验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心理学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展开的。从国内层面来看，对发达国家居民的研究大多证实，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但相关系数并不高。对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一项跟踪研究表明，尽管在最近50年来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有了迅猛的增长，但是幸福感水平却相当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发现，在较为贫困的国家，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较强。从国际间层面来看，不少研究发现，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国民的平均幸福感水平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由于这些跨文化研究比较的是大群体的平均幸福水平，因而尚不能直接反映出幸福感在个体水平的差异。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看出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与幸福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
古希腊一位哲人曾经讲过，“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幸福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人格决定的呢？就人格与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孰轻孰重，研究者们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分歧。先后出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研究视角和理论解释。早期研究者注重考察一些影响幸福感的外部客观变量，如外部事件、生活情景等对幸福的影响。然而许多研究发现，外部的客观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是较小的。外向性与积极情感相关显著，而神经质则与消极情感显著相关。早期的幸福感研究者曾经假定，年龄可以作为预测幸福感的一种重要指标。在他们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感会呈下降的趋势。然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却并没有多少材料支持这一假设。相当多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满意感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有升高的趋势。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根据年龄的变化适当调整自己的目标。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期待与他们的实际感受更为吻合。也有一些研究显示，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平稳。一项针对英国和美国居民的大规模抽样调查研究表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U型的最低点在40岁左右。
婚姻生活往往被人们视为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已被西方许多研究者反复证实。在他们看来，因为有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会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有人甚至将已婚者和未婚者之间幸福体验的差异比作“幸福裂谷”。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婚姻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婚姻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上，之所以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是因为这一关系还可能受到社会变迁、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幸福体验与婚姻状况之间的相关系数在逐渐下降。有研究者深入分析了这些资料后认为，在美国出现的这种变化应当归因于离婚率的上升和未婚同居现象的增多。这两种现象使得已婚者与未婚者之间的“幸福裂谷”得以缩小。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之外，心理学研究者们还对社会支持、生活事件、性别、宗教信仰、教育、职业等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探索。研究者们希望通过这类研究找到开启幸福之门的“金钥匙”。然而迄今为止，这一目标似乎还十分遥远。心理学研究所揭示的这些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相关关系。在很多时候，既可以讲这些因素影响着幸福感，也可以讲幸福感影响了这些因素。而且，即便是这种相关关系也并不像预想的那样简单，往往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所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影响。在探索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保持健康心理——开启幸福大门的金钥匙
保持健康心理——开启幸福大门的金钥匙
主持人：曹 钰 魏爱云
特邀嘉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 祝卓宏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 史占彪
有人说：幸福是一种感觉，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心理感受相联系。就此，我们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两位博士。
一、 怎样理解主观幸福感
主持人：眼下，人们开始关注有关幸福感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发展了，但许多人并未因此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呢？经济学家提出了幸福指数的概念。而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范畴的概念。我们想听一听心理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祝卓宏：关于幸福感的概念很早就提出来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看法和标准，一是客观幸福感，二是主观幸福感，三是内在情绪的体验。现在基本上认同的是主观幸福感。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主观幸福感会高呢？我觉得一是跟人格有关系，比如那些开放、外向、积极、乐观的人，幸福感就高，相反，消极、内向的人幸福感相应就低；另外有的人喜欢和别人比较，从而带来不同程度的幸福感，也因此出现了很多理论来解释主观幸福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比较理论，横向跟别人比较，纵向跟自己的过去比较，就会产生不同的主观幸福感；另一种是目标理论，一个人目标达到了就觉得很幸福，如果没能达到就感到很挫败；还有一种是期望理论，一个人的期望是否切合实际、和实际条件相匹配，如果匹配的话就会带来幸福感，如果不匹配的话就带来一种挫败感。
史占彪：有许多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模式。其中一个是满足与需要模式，是说一个人有了幸福感是因为某种需要得到了满足。需要是有层次的。人性具有各种属性，既有生物属性也有社会属性，还有精神层面需要友爱、尊重、得到别人承认等。在这三个属性的基础上产生了三种需要，即生物性的需要、社会性的需要和精神性的需要，如果某种需要得到满足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他或多或少就会体验到幸福感。以前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即生物性的需求占首位，而现在则不一样了，生物性的需求已退居其次，更多是精神上的需要和社会性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们虽然不缺吃少穿而幸福感有时反而不那么强了的原因。客观上的需求虽然得到了满足，但主观上的需要层次却在往上升，只有更高层次的需要也得到满足，人们才能够体验到幸福感。
幸福感虽然是主观感受，但它与客观的现实是有联系的，当一个人肚子尚且填不饱的时候也就谈不上幸福感。但是有了客观的物质条件是否一定有幸福感，这中间有个过程，这个过程跟人格、认知、信念、价值观等等有关。另外，在相同的条件和环境中，有的人体验到幸福感，有的人没有体验到幸福感，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在于安全感和认知的差异。比如同样半杯水，乐观的人会说，瓶子里还有半杯水；悲观的人会说，这杯子怎么空了一半呢？
二、信仰，指引幸福的航标
主持人：可以谈谈价值观和信仰对人的幸福感是如何施加影响的吗？
祝卓宏：从出生年代来看，生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对社会的接受程度和满意程度是不一样的。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差异很大，甚至截然不同；从历史角度看，刚解放时农民由没有土地到得到了土地，感受到巨大的幸福，“文革”中产生了很多混乱，之后改革开放，西方的价值观念进来后，原来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影响到一些人的幸福感；另外，性别和行业不同，幸福指数也不尽相同。
史占彪：其实物质文明有时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增加幸福感，用得不好就会降低幸福感。有时一个人在物质生活条件简单的地方享受的就是单纯的快乐。比如出家人，一辈子敲着木鱼，生活和思想非常单纯，他们的幸福就是无欲无求。社会转型期有很多理念，多元化的社会提供给人们太多的思想，就像进商场买东西，一种东西有很多品牌，种类多得让你无从选择。选择多了就痛苦，没有一个单纯的坚定的信念，人容易受许多杂念的影响，就会活得很累，体验不到幸福感，所以人一定要有信仰。
三、心理健康教育迫在眉睫
主持人：现在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太普遍了。应该怎么对待这些心理问题？怎样有效地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史占彪：一些人感到不幸福，一定程度上由于社会的分化、贫富差异带来的心理失衡，有些无聊的人无故砸人家的玻璃、扎人家的车胎，就是因为心理不平衡。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不正确的比较带来的负面结果就是嫉妒，别人的快乐成了他痛苦或者不幸福的根源。
祝卓宏：现在首要的是从青少年时期就重视起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政府、学校、社会、父母都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目前我们要做的是心理学的普及教育和健康的普及教育，人只有增加自我了解之后，对人际关系的不正确认知、不合理的信念才能得以调整。幸福感跟人的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人们一定要正确看待社会，摆正心态，弱化物质上的攀比，增加心理自我调节能力，这样才会更多地体验到幸福感。
史占彪：拿自杀来说，中国一年死于自杀的人数是20多万，而青少年是主要的自杀群体。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心理疾病，还有一些人由于应付不了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冲突、挫折等压力而选择自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关注生理健康，而忽视了心理健康。建立心理健康的防护体系非常必要，我们应该让孩子从小就系统地学习科学的心理学知识，应该将心理学变成一门与数学、语文、物理并重的中学基础课程。
祝卓宏：目前我们国内也在积极建立心理干预机制。有的人表面上看过得很好，其实自己却常常焦虑，我们就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帮助他克服心理问题，在认知上调整，在精神上疏导，在行动上矫正，增加他的安全感，学会享受所拥有的东西，体验到幸福感。
主持人：健康教育培养一个健康的人的总目标和基本内涵是什么？
祝卓宏：包括三层含义：生理健康、良好的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心理功能包括正常的认知能力、情感能力、行为能力等几个层面。我们进行健康教育，就是为了提升一个人这几个层面的能力，让他成为把握自己幸福的调控者和主宰者。
四、家庭，感受幸福的摇篮
主持人：在临床工作中你们有什么深刻的体会？
史占彪：我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就是家庭很重要，和谐的家庭生活对孩子幸福感的提升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孩子的一生。如果一个孩子处在一个气氛融洽的家庭环境中，那么这个孩子在社会上出现心理上不适应、心理健康滑坡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家庭是社会组织最基本的细胞，早期性格是在家庭中形成，来自家庭和父母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有很多的调查数据也显示，那些单亲家庭或者遭受父母抛弃的青少年犯罪率很高。
祝卓宏：在门诊中，十三四岁的孩子与家长之间有很多对抗，问题十分突出。在今天，如何做父母可以说是项十分艰巨的职业或事业。其实对父母也应该进行心理干预，父母要学会欣赏并表扬孩子，学会和孩子相处，要履行一个让孩子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主导教育使命，促使孩子的社会化，遵守社会规范，遵守伦理道德，能够独立生活等等，另一方面，要极大限度地尊重孩子的天性，把孩子当朋友来看，平等地交流。
主持人：现在离婚率不断增长，有人在家庭中体验到安全感和幸福感可能会越来越少，那么应该如何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呢？
祝卓宏：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离婚变成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离婚有很多方式，通常很多家庭都是以吵闹和伤害结束。我们建议采取友好的方式，这样对孩子和双方来说，伤害可以降到最低限度。离婚之后我们强调一致性的教育，否则孩子在心理承受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受到的教育不一致，孩子会无所适从，人格慢慢就会解体。
主持人：对于中国人的普遍人格要素来讲，当与幸福感相联系的时候，有哪些方面可以增加幸福感，哪些方面会减少幸福感呢？
祝卓宏：国内中文的人格量表还没有研究，现在国内学者认同美国的“大五原则”，即每个人都有五个纬度，即开放性、内外向、神经质、怡人性、责任心。其中怡人性即人际交往的和谐性和责任心与幸福指数是正相关的。开放性本身与幸福指数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是个基础。神经质与幸福指数是负相关的，如果与开放性叠加就更加负相关。比如说，一个人很开放，同时神经质，经历事情又多，刺激性更大。还有内外向，外向相对来说与幸福感是成正比的。每个人都有这5个纬度，主要是看倾向于哪个纬度更多一些。
有人说，21世纪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世纪。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增加全社会的幸福感，这是政府的责任，也理应成为全社会每一个成员自发的追求。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确看待社会，努力培养自己的健康人格，从而尽可能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幸福。
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指数
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指数
张小曼
老年群体生活幸福的实现，不仅要求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还要求老年人自身和整个社会打破将高龄者视为无能、是社会负担和无社会贡献可言的旧观念，确立“积极老龄化”的新思维。
对于迅猛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所产生的巨大需求，我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状态以及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严重滞后，使得老年群体对未来社会能否满足他们对幸福的期待充满疑虑和不安。所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