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即“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童富勇、胡国枢：《陶行知传》，第230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最重要的教育主张。陶行知曾用十分通俗的比喻来说明他所倡导的“生活即教育”与杜威的著名观点“教育即生活”的不同，“教育可说是书本的，与生活隔绝的，其力量极小。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致于偏狭。我们要拿好的生活去改造不好的生活，拿整个的生活去解放偏狭的生活”《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50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教育要适应生活的需要，“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陶行知不无激情地写道：在现阶段，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是我们的中心生活，即为我们的中心教育。做什么工？做民族解放运动所要做的工。求什么学？求民族解放运动所要求的学。结什么团体？结民族解放运动所要结的团体。总之，我们所要普及的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生活教育。《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19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陶行知的这一主张得到教育界的广泛响应，身为上海租界主管华人教育的负责人，陈鹤琴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对陶行知的工作给予支持、配合并亲自参与。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国难与教育（3）
1932年，陶行知的学生孙铭勋到苏北淮安创办新安幼稚园，陈鹤琴捐出银元100元作为开办费。他还十分关心由戴自俺、孙铭勋先后在上海沪西、沪北创办的劳工幼儿团和乡村幼儿团。1933年，陈鹤琴在上海亲切会见由陶行知介绍的新安儿童旅行团全体成员，向小团员们介绍上海学校教育的情况。这个由江苏淮安县新安小学7名小学生组成的儿童旅行团，由苏北来到上海，上街卖报，自己管理自己，到各学校进行演讲宣传，轰动整个上海滩。12月4日，陈鹤琴为新安旅行团所写的《我们的旅行记》一书题词：“见常人所未见，闻常人所未闻，胜走马看花者多多矣。”陶行知为该书作序。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所倡导普及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也是他的一项发明，在国内21个省和4个特别市广泛开展。陈鹤琴对此极为赞同并予以支持。1934年6月，在陈鹤琴主持下的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发布《小学生服务试行办法十五条》，用“即知即传”的方法，发动小学生做小先生。《办法》中写明：小学生要从事社会服务。教人的小学生称为小先生，小学生所教的对象被称为校外学生。每位小学生至少要找两名校外学生进行指导，指导时间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半个小时。每校规定小先生暑假教人工作，分量比平日加重。暑假前举行一次总指导，暑假后有一次总考核。《办法》规定小先生制只在小学中高年级试行，再行推广。陶行知对此显然意犹未尽，他将小先生比喻成“热烈无比的太阳”；按照他的想法，恨不得所有小学生都能成为小先生。在西区小学开的小先生会上，有一个小先生教一位83岁的老太婆，还有一个孩子教他的德国母亲认中国字。
1934年4月的一天，陈鹤琴与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中华书店编辑吴研因随陶行知一道来到江苏宜兴参观西桥工学团。西桥工学团是按照山海工学团的教育形式，遵循陶行知所倡导“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和小先生制的办学理念开办的新型学校。西桥是无锡乡下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附近有一位叫承国英的13岁少年在当地邀集了几位农友，用他自己微薄的一点稿费和当地农民的帮助，开办了这所学校。学校采用小先生制，小先生们“轮流依时刻来校教人自修，余时仍在田园或家庭里做工赚饭吃”。陶行知派出小先生到该校工作并捐款，他称许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真正的儿童自动工学团了。它指示了中国普及教育一条正确的路线。”《生活教育》，第2卷第13期，1935年9月。据说，该校开学那天，来自四乡八邻16个村的一百多名孩子赶来上学。当时有一位老农民编了一首歌谣：“西桥村边飞来一只鸟，寅卯通光呱呱叫，陶先生的心肠实在好，穷苦人子弟都可上学了。”陈鹤琴深深折服于陶行知及其思想、实践在普通民众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他亲身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大众教育。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觊觎华北、进攻上海、向南推进的野心昭然若揭，战争已迫在眉睫。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先后爆发群众爱国运动，抗日情绪日渐高涨，抵制日货、收复疆土、驱逐倭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上海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社会各界纷纷举行###、###声援抗战将士，反对卖国投降，号召全民抵抗。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口号，其意义已大大超越教育的范畴本身，使教育成为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加抗战的号角和武器，因而得到社会广泛响应。12月3日，陈鹤琴邀请张恪惟博士到中华儿童教育社举办的读书会上讲演东三省问题；陈鹤琴最后讲话，勉励大家“在儿童身上努力做功夫，积极引导儿童走救国之途径”。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陈鹤琴指导工部局三区小学教师组织各科分组研究会，并实施正课之外的计划中心教材，开展单元教学，组织各种教学活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 国难与教育（4）
1935年8月1日，远在陕北的###中央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疾呼：“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不久，南京、上海学生上街###声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各地群众爱国运动日益高涨。戴伯韬写道：生活教育在普及教育运动上与逐渐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需求相配合不是偶然的。按照“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学理发展，是必然有这种结果的。所以当日寇侵入关内，进一步想鲸吞我华北，北平学生首先举起反抗大旗，因而掀起光荣的“一二？九运动”之后，生活教育者便首先起来响应，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广泛地在全国推行这一教育运动，开展这一教育运动。戴伯韬：《生活教育发展史纲》，载《晓庄研究》，2007年1月。1936年1月28日，沈钧儒等知名人士与近万人一道走上街头###示威，呼吁各界联合抗日。人们纷纷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呼声形成强大声势。教育家陈鹤琴一向只顾专心致志办学，此时也不顾租界当局采取的中立立场，热情支持并参加上海教育界和工部局华人职员们举行的各种活动，积极响应爱国抗日号召。在工部局举办的小学校里，稚气未脱的孩子们列队高唱那首由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歌曲《旗正飘飘》。歌中唱道：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热血热血似狂潮。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国亡家破祸在眉梢，挽沉沦全仗吾同胞，天仇怎不报，不杀敌人恨不消。
快团结，快团结，快团结，团结，团结奋起，奋起团结，奋起团结。
……1936年2月23日，由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国难教育社在原教联的基础上成立，提出抗日救国教育的主张，发动募捐办学。成立初时参加的有七百多人，以后发展到几千人。一时间“国难教育”成为沪上教育界最富激情的旗帜与口号，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同与响应。陶行知说：“现在是教育与国难赛跑。我们必须叫教育追上国难，把它解决掉。”陶行知指出：“直到日人步步侵略，华北汉奸猖獗，处在困难当头的时候，就以国难教育配合着当时的需要。”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国难教育社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除了过去在教联时期，通过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和青年协会上层人士的支持，在全市办了很多识字班和女工夜校，还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公开合法地到工厂招生，并派出成员在各校授课，宣传抗日爱国。对此，负责公共租界华人教育事务的陈鹤琴予以积极响应并大力支持、参与。在陈鹤琴的主持下，自1934年至1939年，工部局先后在荆州路小学、东区女校、北区小学和新闸路小学开办了4所工人夜校。
1936年，为响应国难教育社提出的抗日救国教育的号召，陈鹤琴与陶行知一同前往沪东参观由钟###持的工人识字学校——沈家滩小学。陈鹤琴多方奔走，为纪念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而募捐，将沈家滩小学改建为余日章小学；以后又开办余日章二小和三小，招收工人和女工学习识字和文化知识，由国难教育社派出成员担任校长和教师。曾当过陈鹤琴和陶行知助手的张宗麟，此时是生活教育社和普及教育促进会的负责人，他出面直接经办了这些工作。实际上，###地下党组织是推动国难教育的强大力量。据时任###地下党教联和国教社负责人的郑伯克回忆：“国教社总社上层理事会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广泛团结各界人士。他亲自做了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的工作，陈为纪念上海基督教总干事余日章而募捐办余日章小学，党组织即利用此机会，派党员在3所余日章小学任校长，所聘教师也大都是党员和进步人士。”《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第48页，###党史出版社，1999年7月。
陈鹤琴对陶行知的许多创举非常赞赏。1935年陶行知陪同陈鹤琴参观上海流浪儿童工学团。原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一直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陈鹤琴时的情形。那时，17岁的方明和一位朋友以小先生身份来到工部局华人教育处，陈鹤琴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方明讲了小先生的工作情况，陈鹤琴听得饶有兴味，并说要亲自去看一看。不几天，陈鹤琴来到约定的苏州桥附近，由方明引领着来到孩子们中间。陈鹤琴弯下腰去给孩子们讲故事：有一天，一头黑羊和一头白羊从河的两岸上了桥，两头羊互不相让，结果咚的一声都掉下了河。故事说的是朋友之间要相互谦让的道理。陈鹤琴讲得有声有色，小先生们听得聚精会神。
由于陈鹤琴的特殊身份，他对陶行知的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好的配合。据记载，山海工学团团长马侣贤于1934年春天被国民党当局以左翼文化联盟负责人理由逮捕，经陶行知要求，由陈鹤琴出面予以保释。陈鹤琴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出面营救了许多被租界当局拘捕、扣押的生活教育社成员、夜校学生和进步青年。
1936年5月，国民党###于右任向陈鹤琴亲赠手书岳飞《满江红》，寄托了两位爱国人士在日寇进逼、国难当头时的共同心声。
3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四起，外敌入侵，国内战事不断。尽管当时有国联和英、美政府出面调解，国内也有人高调谈论“和平”，但从1931年9月以来国内时局的动荡变化和国民政府的态度，陈鹤琴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对于教育家说来，教育是救国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救国方式。陶行知说：“解决国难的教育方案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保卫###领土主权之完整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一切教育设施都要以这个神圣的使命做中心。”《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44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陈鹤琴说：“我们知道，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她的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若不能积极的参加国家战时的活动，这教育是无用，是破产，应该予以解散。所以我们在全面战争开始时，应该针对目前的局势，未来的需要，把儿童教育的设施方法，整个的改革一下。”《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20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在这一时期，陈鹤琴与蔡元培、欧元怀等人填表加入由张謇、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陈鹤琴的家庭又增添了新的成员，他的儿子一飞、一心和女儿秀兰分别出生于1929年、1932年和1935年，组成了亲情融融的大家庭。
二 爪哇之行（1）
1937年1月底，熊希龄、毛彦文夫妇和陈鹤琴、关瑞悟一行四人登上芝沙路亚号邮轮驶离上海前往爪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中国驻荷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总领事宋发祥和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颜雅卿会合后，一同出席由国际联盟召开的远东禁贩妇孺会议。熊希龄曾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此行代表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总会，毛彦文代表中国女界红十字会，陈鹤琴代表中华慈幼协会，关瑞悟代表北京香山慈幼院。显然，这次会议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以至于出发前与会代表竟对中国各地妇孺被贩卖的事实和数字仅知片鳞只爪，难以概全，原以为这些材料应由政府代表负责。直到上船后，为稳妥起见，经商议，大家公推陈鹤琴执笔，将各人手上的所有材料汇集，写成书面报告。由于材料十分零散，又要代表中国向全世界控诉中国妇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从香港到爪哇的12天航程里，陈鹤琴不得不绞尽脑汁，孜孜不倦地写作报告。后来，他的胃病犯了，剧痛到不能下床的地步。同行的关瑞悟负起了打字的任务，遇有字迹辨认不清，陈鹤琴就耐心解释，逐一回答，直到报告完成。
代表团一行抵达爪哇后，大会已经开幕。这时，他们才了解到，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中国驻爪哇总领事只得到参加此次会议的通知，并没有关于会议议题的任何供发言和报告的材料，实令熊希龄、陈鹤琴等来自民间团体的代表感到有些意外，好在他们在船上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