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小孩子听了故事，也可以跟着唱唱。这种教学是活的，是有声有色的，是适合儿童心理的。《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46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当时，鼓楼幼稚园根据三年来积累的对各班幼儿所掌握知识、技能和已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的测定结果，编制了一套幼儿应达到最低限度的标准，供给公立、私立幼稚园和教师作为衡量、检定教育结果的参考。
十多年后，当学生向陈鹤琴提出疑问：“这种花园式的幼稚园能在我们全国，特别是广大农村行得通吗？”陈鹤琴回答道：“我们办幼儿教育就是要大田种麦，让全国城乡幼儿都能受到科学的启蒙教育。但你知道大田种麦需要麦种，这麦种从哪里来呢？当然也可以向外国去买，但从外国买来的麦种能适应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吗？我办鼓楼幼稚园就是要为大田提供中国麦种这个目的……”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鼓楼幼稚园被洗劫一空，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方复园。
陈鹤琴认识到，儿童教育的前提首先是儿童的生存状态，以及政府和社会对儿童问题的重视程度，儿童工作者应是儿童权利和福祉的保护者。1935年8月1日，中国政府宣布实施“儿童年”，过去国内也曾实施过“国货年”、“妇女国货年”、“学生国货年”等，但往往不了了之。当时，儿童节有两句歌词流传很广：“从前世界属大人，以后世界属儿童。”但在中国是不是真能如此，谁都不知道。当时上海街头到处可见沿街乞讨的流浪儿，农村里儿童的生活状况更不堪目睹。即便是在“儿童年”里，当局搞一些青少年和童子军参加的庆祝活动，也遮掩不住中国儿童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严峻现实。
随着前方消息不断传来，战事在不断吃紧，上海等地的报纸上时常刊登被占领的东北和日军在绥远、华北调动的消息。此时的陈鹤琴全然没有作为知名儿童教育家为“儿童年”而感到###，反而忧心忡忡。1936年8月1日，《新闻报》发表了陈鹤琴为庆祝“儿童年”所作的《儿童年实施后的几点宏愿》。（一） 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二） 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三） 愿政府及慈幼机关为儿童福利着想，尽力设计，多予儿童以安全的保障。
（四） 愿全国各处从今以后，所有奴婢童工等不良制度，完全绝迹。
（五） 愿全国的父母、导师以及全国的###们，随时随地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保育儿童，救济儿童，感化儿童。
（六） 愿今后全国的父母们，都具有教育常识，切实了解儿童心理和儿童期的价值。
（七） 愿全国的妇女们，都自觉着母性的伟大，注意胎教和妊娠期的卫生，造就优良和健全的国民。
（八） 愿全国教师们，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导儿童、训练儿童，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
（九） 愿全国慈善家和一切###们，对于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43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这篇文章是1935年《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的中国化宣示，表达了陈鹤琴“一切为儿童”的理想，呼吁、动员全民族、全社会一齐爱护、救济、教育儿童。
四 北平见证（1）
有一段经历，使陈鹤琴亲历了抗战的爆发，见证了一段历史，永远难忘。
1937年7月7日，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七届年会暨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大会联合开幕式在位于北平西郊的清华大学礼堂举行。这时，华北局势已经十分紧张，中日军队对峙，战争一触即发。陈鹤琴和张宗麟作为中华儿童教育社的主要领导人参加大会。这次，陈鹤琴的儿子一鸣、女儿秀霞也随行北上。日后参会人员的记述，还原了大会进行时的情形。
当日上午9点，来自各地的代表、有关部门代表和北平地方政府官员等共七百余人坐满了礼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和北平市长秦德纯到会，北平市政府由社会局局长雷嗣尚代表，###及相关部门也派员参加。大会开始时，宋哲元、秦德纯、雷嗣尚相继发表讲话。在陈鹤琴自己的记述中，宋哲元、秦德纯等军政大员们的誓言犹在耳畔：（1）坚决维护主权完整；（2）决不签订任何辱国条约；（3）敌人以弹来，决以弹偿还，决不退让寸土尺地；（4）不畏权、不辱国；（5）有事绝不怕事；（6）多一份准备多一个战胜把握；（7）决与城共存亡。台下的听众对他们的抗战决心很感钦佩，备受鼓舞。他们讲话后，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教授潘光旦分别演讲。在演讲中，胡适主要谈到关于教育救国问题。他谈了两点：第一，要恢复教育救国的信仰。他举了德之所以胜法、日之所以胜俄，都是靠教育；武训也能兴学，教育却是救国的惟一工具。他进而说道，中国有一个时期实行反动教育，轻视教育，打倒知识革命，只要有勇气，不必要教育，没有学教育的人依然可以做大事，结果汉奸遍地。第二，胡适提出希望中国有一个教育哲学。他说，没有一个哲学家同时不是一个教育家，也没有一个教育家同时不是哲学家。“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教育哲学者编的。中国的孔子、孟子、朱子、王阳明，西洋的亚里士多德、卢梭、罗素既是哲学家也是教育家。现在是主义庞杂、思想混乱的时候，应有一种教育哲学来领导国事，这就有赖今日开会的诸君——教育哲学家。胡适的演讲使台下的教育家们连连称是，频频点头。大会演讲结束，马客谈代表中华儿童教育社理事会报告社务。大会结束时，全体代表在会场前方摄影留念。
中午，北平14个学术团体在清华大学餐厅宴请招待全体代表。
下午继续开会，中国教育学会在北平师范大学开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仍留在清华。是日下午会议的议题为“学前儿童教育”，儿童教育家们纷纷发言。而在校园外，北平城里的气氛已相当紧张。街道上的行人稀疏，许多店铺很早就下了门板，不时见到军车和全副武装的军人通过市区，在通向城外的各大城门口都有宪兵把守。当晚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7月8日天刚破晓，许多人就已起床，有人谈起昨日夜半，听到远方传来隆隆炮声，大家将信将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日上午的大会，胡适又一次发表演讲，讲题为“门外呐喊”。他一开始就说：“今天在座的都是教育专家，兄弟门外汉不敢多言，无奈固辞不获，只好献丑了！”接下来，他开始滔滔不绝。他说：“我讲‘门外呐喊’的意义，就是说我不必是小学教育的从事者，但是现在勉强要在小学教育专家群中讲话是想给诸位在做学问上一种贡献。做学问并不难，只要注意小问题，研究小问题。”“做大学教授不难，中学教员亦不难，惟有小学教师最难，因为小学教师必须具有大学教授的教学本领。”“诸位在学问上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小问题，发现了小问题，便要紧紧抓住，尽力去研究，得到相当结果方才休止，则各种学问可通，各种学问可成……”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 北平见证（2）
胡适演讲结束，开始分组讨论。临到中午听从北平城里回来的人说，中日军队在卢沟桥开战，炮声自凌晨四时起连续不断，北平城门外特别###，城门关闭，进出皆须检查。听到这个消息，所有参会代表都感到惴惴不安。下午，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弗斋从城内回来，向大家讲了事变的经过。目前，双方正在谈判，以免事态扩大。按照会议日程，当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将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款待与会人员。下午五时许，大家乘清华校车进城，经过西直门时，城门半开，守卫的军警要求检查，经出示宋哲元签发的请柬才给予礼遇。所经过城里街道、交叉路口，尤其是在西单牌楼附近，到处是垒起的沙袋工事和掩体，荷枪实弹的军人随处可见，看得出局势已经相当严峻。
当晚的宴会气氛显得有些悲壮。根据张宗麟的现场记述，宋哲元并未出席宴会，秦德纯也没出席，只派了雷嗣尚出面招待。宴会开始时，雷局长致词：现在时局危机迫近，但冀察方面态度坚决，决不有负国人，如敌进犯，必予抵抗。至于诸位在平，绝无危险，市府方面必定保护云云。接着，由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讲话，他说：“时局严重，冀察当局服从中央命令与敌周旋，城亡我亡，牺牲到底。”听者闻此语动容，纷纷表达对前方抗战将士的钦佩。在回清华的路上，以秦德纯市长特准名义，才被守城的军警予以放行，沿途经过六七次盘问。街道上的路灯全部关闭，禁止开车灯，汽车在漆黑的夜色中缓慢行驶。探首窗外，二十九军大刀队士兵列队行进，在街上巡逻。一切迹象显示，一场大战就在眼前。陈鹤琴后来记述，在国势如此危急的时候，日寇侵略的火焰已经烧到门前，胡适应激励教育界和国人起来抗战，至少他应表示对抗战的决心，而不是钻进牛角尖里空谈“教育哲学”，这与他的安徽同乡，又同出自哥大和杜威门下的教育家陶行知有天壤之别。此时，陶行知已在香港，准备登船前往欧美，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开始为时两年之久的环行世界宣传抗日活动。
7月9日，天下起雨来，使人感到凉意，代表们已无心参加日程中安排的游览故宫活动。上午，清华的教授向代表们讲了中日关系和国际形势。这时，很多人都已归心思切，他们不能不感到忧虑。由于战争爆发，北平经天津南下的铁路交通已停顿。经大会组织者商量后决定，从西绕道而行。7月10日，陈鹤琴、张宗麟随着百余名南来的代表一同乘平绥线火车至大同，再改乘由山西省当局派来的几辆卡车和一辆小车到太原，由太原转往石家庄，而后换乘平汉路火车前往武汉后搭长江轮船返回上海。在太原期间，全体人员在晋祠照了一张合影，作为此次难忘之旅的留念。随陈鹤琴北上的长子一鸣回忆说：“令人振奋的是，太原的大街上到处响彻‘牺盟会’领导的民众抗战歌声。”
当陈鹤琴一行回到上海的时候，北平和天津已先后失陷。二十九军从宛平、卢沟桥一线撤退，国民政府的抗战誓言落空了，宋哲元和秦德纯的信誓旦旦犹在耳旁，不禁使人感慨万千。不到一个月，战争阴霾又在上海的天空集聚，人们都将面临严峻考验，全国都已热血沸腾。正如歌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对于教育家们说来，教育救国是手中高举的神圣旗帜和有力武器！
回到上海后的陈鹤琴立即投身于热烈而紧张的抗日救亡工作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一 难民教育委员会（1）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猛烈进攻，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迫使中国政府就范。一百多架军用飞机对闸北、南市火车站和杨浦、虹口等地的民用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大量民房被炸毁，数以千计的居民被炸死。熊熊火焰绵延数里，上海的上空战云密布，人们处在万分惊恐之中。陈鹤琴与妻子、儿女站在位于兆丰公园对面愚园路寓所的阳台上，不仅远远看见机翼上涂着太阳旗的日军飞机在天空中向地面俯冲，更看见闸北方向随之而起的冲天大火和滚滚黑烟，天空被染成一片血红。尖利的警报声和隐约传来的爆炸声，使有“东方巴黎”之誉的大上海顿时乱成一团。成千上万难民从闸北、沪东潮水般地涌入租界。外白渡桥上，喊声哭声连成一片。有统计显示，在租界范围内，完全被毁的工厂及工场有905家，失业工人3万人。发生在南京路繁华地带的炸弹爆炸事件，死伤人数达3000多人。随着越来越多难民涌入租界，多家慈善福利机构或组织在徐家汇、静安寺、霞飞路口、康悌路等处和大学的操场上设立了上百个难民收容所或简易设施，无家可归的难民们在拥挤的空间和较差的卫生条件中勉强度日，街道两旁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人们，更有许许多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儿童跟随他们的父母流落街头，擦鞋、卖报、沿街乞讨。面对日益严重的难民形势，上海各地方人士和救亡会等社会团体纷纷行动，许多知名人士带头捐款，发动募捐，普通民众积极响应，许多学校学生和僧侣也组成救护队开展对难民和伤兵的救助。陈鹤琴的几个子女都曾随学校到收容站为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包扎伤口。他还将三个女儿秀霞、秀煐、秀云送到受伤婴儿的收容站帮忙，抗战时期和夫人及子女在上海寓所的合影
陈家三姊妹被安排协助护理人员为婴儿喂奶、换药、洗澡、洗尿布，一直干了一个多月。她们还将自己的零用钱拿出来给婴儿们买玩具。收容站里大都是几个月到一岁多的婴儿。日机轰炸时，母亲伏在孩子身上或抱住孩子，不惜牺牲自己。婴儿们瑟瑟发抖，有的伤口化脓，室内弥漫着刺鼻的气味。陈宅的客厅摆上几张小桌子和一块黑板，办了一个街童识字班，来学习的都是附近弄堂里失学或流浪的儿童。陈鹤琴的儿女们清楚记得，有一次父亲把一个人力车夫领回家，原来是这个人力车夫的脚被马路上的玻璃碎片扎破，鲜血如注。父亲为他洗净伤口，上药包扎，并送给他一双鞋。他还让几个年纪稍大些的儿女担任小先生。陈鹤琴对儿女们说：“你们虽然年纪小，也能为抗战出一份力。”三女儿秀云记得，当时她站在椅子上往黑板上写字，父亲说：“你会什么就教给他们什么。”这就是陶行知先生说的“即知即传”。
音乐教师马虚若写道：抗战期间，陈老还把失学而流浪街头的孩子组织起来，开办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