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门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
一阵忙乱之后，由后门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
……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之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上，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台湾），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共匪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等秘书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谈，但她只说汉语。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14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7）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为《红旗飘飘》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
维特克向中国方面再三说明，她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她希望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正因为这样，维特克受到了访华邀请。
维特克是这样自述的：
何理良问我，如果她和高良为我给北京写封信，推荐我去中国研究革命妇女和文化，我是否愿意去？因为只有亲眼看看中国，亲口和人们交谈之后，我才能避开那种仅以外国图书馆中能找到的、错误的或不可信的材料为依据来写作的〃学术〃俗套。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责。〃
高良还告诉我，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送去即可。
就这样，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她来到北京，受到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她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为的是便于被中方所接受，以求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另外，她也无法预计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见。所以，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是最为名正言顺的。倘若她无法在中国见到江青，她就写〃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她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
维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67年秋我回到了伯克利（引者注：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在此期间我曾研读过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对她抱有很大兴趣。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并向那些老人以及他们的既定立场发起了猛攻。我不惜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抛开，以便研究这个人的历史。这个题目在当时看来几乎难以完成。因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公开之前，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所以，维特克是有备而来的，事先看了大量关于江青的背景资料。
维特克终于提出希望采访江青，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邓颖超早在1927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遮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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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8）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 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1972年8月12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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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道：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特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注：《〈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1972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1972年8月18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8月25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江青于8月25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8月31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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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9）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七个人用了三天时间，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共印十本。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也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
〃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1973年4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rade Chiang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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