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的大力协助乃至主持下，三人和臧荼皆以谋反的罪名，次第被刘皇帝收拾，韩王信则逃入匈奴，加上自己死掉的张耳吴芮，异姓诸侯的隐患，基本被剿灭干净。他们的封地，也随即收回，纷纷转入刘姓子弟的名下。鉴于这些异姓祸根的心腹之痛，每次的政治计谋，刘皇帝几乎都亲历亲为，军事行动，更是御驾亲征，大约如此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交给别人，他也未必放得心下。
英布是最后一个被剿灭的祸根，平叛之时，刘皇帝更是抱病而往。这个脸上黥着金印的骊山苦役犯，早年是刘皇帝老冤家项羽的得力悍将，排兵布阵也得其真传，酷似那老冤家，着实让刘皇帝看了闹心。不过，尽管苦役犯麾下兵将素来精锐，终于也和项老冤家一样，为刘皇帝所灭。但刘皇帝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亲临战阵时，被苦役犯方面射来的流矢所伤，在家乡唱完安得猛士守四方的慷慨句子后，病情渐渐沉重起来。这时，异姓王爷们的确剿灭殆尽——准确的说，还有一个长沙王吴芮的儿子吴臣硕果仅存，但他势力最弱，已经算不得什么患了——刘皇帝起码对此可以安心了，只是他的生命也随之消耗干净。看来心腹之患，也是需要用心和腹作砝码豁出去才消除得掉的。
在吕后的本纪里，司马太史曾有比较高的评价：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这自然会遭到后人的批判，以为她诛大臣多力无疑，定天下则未必。其实对功臣实施的诛戮，本身也就是定天下的一个部分，这一点，起码在刘皇帝的观念里是能够得到相当认可的，否则刘皇帝就没必要殚精竭虑乃至赔上性命地剿灭那些个异姓王爷了。
在刘皇帝弥留之前，吕皇后进行了例行的国务咨询。对丞相的后续人选，刘皇帝在遗嘱中排出了若干顺序，之后专门提到军事长官的重要安排：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这是相当著名的一个人事安排，尤其对周勃的评语，更是绵绵流传。刘皇帝此言一出，周太尉基本定格在安刘柱石的标准结论上，从此成为安刘之不二代言，千古之下，他都足以顶着钦命，自豪地声称：我的名字叫安乜。
然而，周太尉对刘氏天下的所谓安，虽然得到刘皇帝的预先肯定，实际却并非一团赤胆，毫无杂质，内中其实颇有些不尴不尬的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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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安·奠基礼（2）
所谓安刘命题，自然主要围绕在吕皇后对国家政权的干预上。在亲生儿子孝惠帝即位后，吕皇后——这时应该叫太后——虽然对同姓诸侯进行了局部裁切，但基准原则还可以归结为以儿子为中心的政权巩固工作，只是手段的刚毅已经令人眼界开阔，譬如鸩死和准备鸩死赵王如意和齐王肥，用截断肢体挖眼熏耳灌哑药等外科手术变戚夫人为人猪。
更剧烈的措施还是在孝惠帝死掉之后。吕后本纪里的描述是：发丧，太后哭，泣不下。所谓哭而泣不下，是说哭得不够痛快。这时，一个叫张辟彊的侍中，就此向王陵陈平两位丞相发问：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侍中是皇帝身边的人，宫中信息的吸纳自然有天然优势的管道，因此两位丞相不免请教。辟彊侍中的建议是：
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
这建议的立足，听起来似乎是替以两位丞相为首的诸位大臣免祸，属于给出路的主意，可仔细再看，却不难发现，这是在为吕氏家族的进入中央机构修桥铺路。如果说诸吕拜将可以解释为对太后的一种安慰的话，控制南北军，则几乎等于在不流血的状态下发动了一场政变。因为南北军是拱卫帝后两宫的近卫部队，对政权中枢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所以后边诸吕的居中用事，在掌控南北大营的前提下，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本纪里说，吕氏权由此起。这样看来，上述建议，简直就是为吕太后日后改天换地的大事业献上的一份奠基礼。
当然，不能说辟彊侍中的话是无风起浪，譬如所谓吕后之于君等的畏与祸。早在高皇帝驾崩时，吕后便秘不发丧，与老相好审食其商量，准备借机除掉包括已经钦定为安刘不二人选的绛侯在内的诸将，理由是：
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
这样的推测，果然理论上能够成立，后来孝文皇帝接到绛侯爷们安刘之后送达的即位通知时，手下的郎中令张武，也曾说过内容相当类似的提示：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啑（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
但事实证明，该可能基本只存在于理论上，如张郎中建议的那样观变未尝不可，若妄动杀机，痛下绝手，却实在有清除异己将高皇帝老部下一锅烩的狼子居心。这位名字叫作野鸡的山东娘们儿，如此作为，不能不说她改天换地之心，早就存焉。该居心终于因为另一位也叫食其的郦姓人的弟弟商将军，及时用危言向那娘们儿晓以利害，方才作罢。这位也是开国功臣的商将军，似乎总是充当关键时刻压塌骆驼的那根稻草，后来绛侯爷的安刘行动，其中也有他不可或缺的帮助。
如此看来，呈献给甲方的奠基礼中，对乙方也是包含相当合理成分的，似乎哪头也不是错，算得上是出其左右皆逢源了。
而提出如此建议的辟彊侍中，不过年方十五，居然有如此的气魄。也无怪，因为这小张，原来竟是留侯张良的儿子，果然不愧名门之后——只是这不愧，说起来有些不明不白。
当然，关键的问题是，作为辟彊侍中伯叔辈的丞相，老谋深算，居然也从善如流地采纳了小张侄子的建议，足见这建议的越发合理。按照《汉书》的说法，此处的丞相，并非是们，而只是左丞相陈平。不过，按照权限顺位，右丞相王陵更是有资格下最后决心的人，所以即便是陈丞相主持，王丞相也起码是默认的姿态才成。也许大家如此的态度，其中或有顾及留侯的成分亦未可知。毕竟，这时候，在吕后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的强制劝说下，留侯已经放弃辟谷轻身，正在家中休养。
我的名字叫安·安的成本（1）
接下来的事，似乎更加顺理成章，和平演变之后，太后不但痛快地哭了出来，而且在大赦天下之后，立了个孙子做傀儡，然后亲自称制，号令一出于己。
称制后吕太后第一个要做的大动作，便是动议封诸吕为王。这里便遇到一个难题，也即所谓高帝刑白马盟事件。据说在这个事件中，高皇帝曾歃血盟誓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但如此重大事件，却不见于刘皇帝的本纪，也没有语在个什么其他的地方，只是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序里，有一句：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因为刘皇帝的汉朝，封赏功臣的标准是，大者为王，小者为侯。功臣去路，无非这两项。但这里的口气，却只是叙述事实，而并没有明白昭示是盟誓事件的相关记录。不过，基本原则显示，高皇帝在剿灭了那些个心腹祸根之后，的确在正式场合立下过如此规矩，为的自然是提防后患。然而后患果然来了，来得还果然是后添的患。
太后自然清楚这个经过歃血仪式的规矩，但依然动议，足见她的决心。当然，高皇帝尸骨已寒，说过的话算与不算，就看怎么理解了。譬如右相王陵，虽然默认了诸吕为将，但论到封王，却不肯含混暧昧，毕竟，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但所谓的原则问题，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也未必就一定是什么大是大非。以设身处地的具体人情而论，原则总是可以通融的。毕竟江山是皇上的，吕即刘也，两公母还不是一家嘛，所谓陛下家事是也，不干大臣们什么事。因此，怎么个理解法，彰显的就不止原则了。譬如同样的问题在左相陈平和绛侯周勃那里，得到的答复则是：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
这样的答复，体现的果然是对原则问题的迥然理解。给子弟封王，乃是在天下笃定时候的必然过程，所谓家天下者是也，天下不封给自家子弟，也就不必舍身博命地去赢取天下了。既然是个必然过程，那么，高皇帝做得，如何高皇帝的嫡亲老婆就做不得？从太后的身位看来，诸吕正是嫡亲的子弟，哪里是什么异姓呢。该说这个关系梳理得十分顺畅，但却在暗中表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两个老臣的心底里，已经承认了太后对天下的合法掌控，或者说，他们是在暗示，对太后于刘姓天下事实上的改朝换代，他们是不争地赞成的，起码是没有什么异议地予以接受了。
其实，王陵的说辞当然是借口，所谓异姓不封王，乃是高皇帝就功臣而言，未必可以拿来限制外戚。王相爷祭起的原则，其实是在以不抵抗的姿态对太后的改朝换代实施抵抗，也就是不肯承认已经称制的太后是天下的新主子，异姓不封王云云，乃是在强调，太后不过是刘氏天下的暂时代理人而已。用这个原则规范封王诸吕，该说王相爷也是暗藏杀机，因为太后虽然称制，却还不能明目张胆地说天下已然改了姓，因此异姓不封王的耿耿理由，仿佛躲闪不开的软刀子一般，还得苦苦地挨着。
但孤掌的王相爷如何抵挡得了太后笃定天下的脚步，何况还有陈平周勃这些已经摇动尾巴的老臣子献媚一样的拥戴。不久，太后就用明升暗降的人事安排，将王相爷拜为太傅，去做对朝政没有任何干预能力的帝王师了。王相爷咽不下这口气，托病请求了退休。此后的王诸吕，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如此不难知道，这位被刘皇帝称誉为足以安刘的绛侯爷，实在是在吕太后偷天换日的节骨眼儿上，根本置刘皇帝生前约定的既定方针于不顾，甚至对新主子及时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对天下易主，采取了姑息纵容乃至跟从的态度。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是明哲智慧的自保，也许无可厚非，但却也再不配高擎安刘的大旗，充当什么救世的功臣了。
诚然，吕氏集团的最后覆亡，绛侯爷军门一呼，将士左袒，关键时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似乎很像他标榜的那样，所谓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别人远不如他。但这至多就是纵火犯良心发现变身做了灭火的消防员，灭火的功劳究竟是拜赐于当初的纵火劣迹，没甚资格可以夸耀什么安了。正如前人所说：陈平、周勃不以此时极谏而顾阿谀曲从，乃致酿成其祸，他日虽有安刘之功，仅足以赎今之罪耳。（凌稚隆《史记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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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安·安的成本（2）
当然，绛侯们的纵火行径，还可以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进行诠释。譬如在吕太后作为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嚣张时期，作为刘氏的忠臣，有必要潜伏爪牙先行忍受，等待时机一旦来临，再去将刘氏的天下还给刘氏。只是绛侯爷们的忍受，几乎是在抖着拥戴的机灵，替太后的变天推波助澜，这样的忍受潜伏，实在逼真得令人无法相信那究竟是否忍受潜伏。而且，正是在这种逼真忍受潜伏的氛围烘托下，太后她老人家对刘氏子弟实施了肆无忌惮的剃刀式的荼毒，刘氏子弟批量凋零，可怜高皇帝，拼了自己的性命扫除掉异姓诸侯缔造的稳定江山，却被枕头边的贴身老婆，进行了另一番的异姓宰割。
用这样惨痛的成本来成就对刘氏的安，不知地下之高皇帝当做何想，或者如王相爷所指出的，承担安刘重任的绛侯们对刘氏子弟的如此破费，将何面目见高帝地下。
再者，后来的诛诸吕，未必仅仅是安刘这么纯粹的单一目的，或许更根本的，恐怕还有针对吕氏集团的种种不满，而非对其外姓干政的违反原则，否则就不必等到吕后死掉才来讲究那些原则了。
说到底，安刘个案，立论原在刘皇帝。而大凡长官乃至最高长官，往往喜欢苦大仇深的卑贱人。这样的人得骂就骂，之后却面不改色，了无挂碍，继续死心塌地，骨子里就是皇上那一屁股蹲儿的，因此很容易成为亲信死党甚至奴才。所以高皇帝对他们，不能不投以另眼的看顾。譬如定天下之后的杀功臣，一般并不会将绛侯爷之流列入名单的，甚至屠杀异姓功臣的队伍里，往往是他们作为心腹大将挂衔的。这道理或许也可以这样替刘皇帝着想：绛侯爷这些在司马太史眼中鄙朴凡庸之人的功名，往往都是因刘皇帝而起的，没皇上便没他们的今天，所以原则上理当属于忠心；而韩信英布这些志与众异之辈，刘皇帝的江山则是因他们而得的，没他们便没有刘皇帝的今天，所以原则上他们才该是不安分的。因此安刘的重大历史责任，刘皇帝只能安排给绛侯爷这样的人了。
诚然，天下姓刘还是姓吕究竟哪个更合适，在后人以及当时的百姓看来，也许无关甚紧要，安不安刘的，也许不是什么天大的攸关事体。司马太史就曾高度评价吕姓时期道：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样的班班业绩，应该说起码不输于高皇帝时期什么，或者说各有千秋总是可以的。不过，这于安刘，似乎是另外一个话题。终究，在高皇帝对绛侯爷期许的安刘契约中，在乎的仅仅只是刘氏血统的延续与否，而绝对不允许比较刘氏与非刘氏统治水准的高下。
至于绛侯爷的重厚少文，或者世家里评价的所谓木彊敦厚，自然和他早年外来拆迁户又从事编织竹篾苇篾的养蚕用具以及为人吹箫从事丧葬帮工之类的卑贱出身大有关涉。更可贵的是，绛侯爷对诸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