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团驻扎在重庆。经常应邀给大学生做报告。几次报告下来,他那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让那些崇拜英雄的大学生敬佩得五体投地。常言说: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王近山也走不出这个永恒的怪圈。这时他才34岁,年轻英俊,又是兵团司令员,终于,他的风采把一个女大学生迷住了。
这位女大学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韩岫岩的嫡亲二妹。
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年轻将军,一个是谈吐风雅、漂亮迷人的女大学生,两人在迷迷糊糊中靠拢在一起了……
“聪明人”是“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偏偏这王近山是“一根筋”,一旦和她好上了,就和妻子韩岫岩打冷战。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失望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王近山从朝鲜归来后,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请求组织解决丈夫的“作风问题”。
王近山与韩岫岩虽是多年夫妻,但性格却如当年他们的“介绍人”陈锡联说的,“两人是一个脾气,针尖对麦芒”。这下韩岫岩向组织上反映老公的“作风问题”,事情一“闹”大就不可逆转了。
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了副主席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了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组织上找他谈话,批评他,教育他,他却回答:
“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也被他顶了回去;老战友再来苦口婆心劝说,他也无动于衷,谁也劝阻不了他。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是不回头:
“不打报告还好说,告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据说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于是此事暂时打住。
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于惊动了毛泽东,又亲自批示刘少奇处理此事。
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党中央对王近山一撸到底,这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外。结果,原来信誓旦旦的妻妹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终于背弃了“爱情”,一夜之间离开他,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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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生的挫折(2)
一个“情”字,让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从天上坠到了谷底,扎实地摔了个“大跟头”。
(2)
1963年,王近山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就在他收拾东西要走时,在他家工作多年的公务员黄振荣不顾家人反对和劝阻,毅然决定跟着去农场,照顾他的生活。
王近山感动之余,说:
“这次去农场,就是当农民种地,我这么大年纪了,你跟我去吃苦,干吗呢?”
“首长,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就跟你一辈子,照顾你一辈子。”小黄深情地说。
“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才20岁……”
但小黄看到将军落难,毅然和他一起收拾行李,一起前往了河南农场。
10月初,他们在河南结了婚,成了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
王近山在黄泛区农场分管园艺,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销售。小黄则在农场幼儿园工作。
(3)
在黄泛区农场里,这对老夫少妻一起艰难度日。
他们有一个简陋的家,但四壁皆空,除了正面墙上一张毛主席像外,没有任何装饰,里外两间屋,中间还没有门,仅仅挂了一个白布单子隔开,房后面接了间厨房,王近山湖北老家的亲弟弟任炊事员。里间有一张农场木匠自制的大木床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上面吊着一只带罩的25瓦灯泡,床对面用砖头垫起两只大木箱和一个皮箱,桌子上还有一个从北京带来听新闻的进口收音机。
但是虽说在农场,王近山仍然保持军人的作风,下巴胡子刮得很干净,泛着青光,没有帽徽的军帽戴得端端正正,旧军装上没了领章,但风纪扣仍是系得紧紧的,衣服上面挂着一枚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在战争年代他负过7次伤,四肢中有三肢重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医生量血压都是在他腿上量。这还不说,因为腿受过伤,一长一短,他走路一边高一边低。平时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出5公分,在农场,特制的皮鞋没了,他正常走路都变得很困难。由于腿伤严重,他站久了,两腿不能吃力,大便时不能下蹲,否则就起不来。他还有肺部的伤,要定期检查、吃药……王近山忍受着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伤痛。
幸亏有了小黄的悉心照料,他在农场里仍和当年在战场上一样,认真负责,将精力全部扑在工作上。
(4)
一晃4年过去了,在黄泛区农场,王近山的心不时飞回他魂牵梦萦的部队,他说:“我不过刚到50岁,我还有机会再穿军装。”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当年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许世友,是他的老上级,是看着他从放牛娃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出色高级指挥员的;他与陈锡联、肖永银、尤太忠等都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彼此有着很深的战斗情谊。于是,他想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摆脱眼前的困境。
1968年春一天,王近山的老部下、远在南京的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正在家中吃饭,王近山的二儿子来了。他对肖说:
“叔,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处理。”
肖永银是王近山的老部下,在王近山手下打仗十几年,他从旅长、师长当到军长,都是王近山一手提拔起来,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关于你爸的问题,是中央处理的,不经过中央谁也不好处理。”
沉思了一会儿,他出了一个主意:
“要你父亲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做点贡献。”
接着,肖永银又说:“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
不久,王近山分别给毛泽东主席、许世友写了信。
18人生的挫折(3)
(5)
农场的生活并不平静。
“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也波及农场。1968年初期,场长被打倒了,王近山暂时主持工作。麦收农忙时节,一天造反的学生突然要求组织大批斗、大批判,阻止人们割麦子。王近山又和学生们干上了,他拍着桌子大声斥责:
“夏收夏种,虎口夺粮,不能耽误割麦子!有事等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再说。”
学生们一下子被震住了,乖乖地跟着他去割麦子了。路上,有的学生还说:“这场长说得对,一年就这几天,一耽误就是两季。”
但是,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后,王近山还是没有逃脱“文革”风暴,不断受到冲击。有的学生说:
“王近山搞特殊化,生活腐朽,上厕所还要坐一把椅子。”
其实,王近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受过伤不能蹲,一蹲下就起不来,上厕所时又不愿意别人帮,所以在椅子上面挖一个洞,大便时就坐在上面。没想到他这一做法,被造反派学生发现了。面对一群不懂事的娃娃,王近山被气得无话可说,无奈地对他们道:
“你们说我腐朽,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那滋味到底好不好受。”
小黄闻讯赶来解释,他们才哄散而去。
(6)
1969年春天,“九大”在北京召开。在一次各代表团召集人汇报会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瞅个空对毛泽东说:
“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会打仗,官越做越小,现在日子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谁?”毛泽东问道。
许世友说:“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工作。”
毛泽东答应得很干脆:“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不过,放虎归山,你们哪个军还要他们?”
“王近山,我要!”许世友自告奋勇。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王近山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重新回到部队工作。
一个月后,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的、又像进城走亲戚的乡下夫妇,年老的丈夫一手拎着旧皮箱,—手拎着竹篮子。竹篮子里装着几只老母鸡和地瓜玉米等杂物。年轻一些的妻子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可他们一下车,3名军职干部躬身迎候在月台上。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李德生、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他们见到这位老农装束的老头,立即“啪”地一下敬礼。随即,一位将军上前接过他手中的旧皮箱,说:
“老首长,你还是这脾气,连卧铺票也不买。看,还有孩子呢,累坏了吧!”
这位老农装束的人正是原6纵主帅王近山。迎接他的,是他原来的手下、原16旅旅长尤太忠、17旅旅长李德生、18旅旅长肖永银。抢过他的皮箱的,正是他的得意大将尤太忠。
尤太忠一把接过他的旧皮箱,却惊得王近山另一只手提着的竹篮子里的老母鸡“咯咯咯咯”地叫起来。王近山拍打了它一下,说:
“自家养的,全是吃野地里的虫子长大的,一天下一个蛋,舍不得杀了。”
说者诚恳,听者却又听出一番辛酸,唏嘘不已。
19晚年逸事(1)
(1)
王近山就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又恢复了老样子,将家统统交给小黄料理,一心一意搞工作了。
不久,他的7个孩子陆续来到了南京,加上小黄生的两个孩子,家里又热闹起来了。小黄原先准备到附近工厂去上班,一切都安排好了,但王近山不同意,说:
“我的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家里事又多,你老请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了工资让别人替你干活,行吗?”
严格的治军之法,被他移植来治家。就这样,小黄放弃了出去工作的打算,当上了部队家属,一心一意在家照料孩子和家务。
王近山来到南京军区后,他原来的许多手下都成了他的上级,如肖永银、聂凤智等,职务都在他之上了。但他不摆老,不越权,经常主动到肖他们那里请示工作。这把副司令员聂凤智弄得很过意不去,说:
“老首长,什么事,您不用亲自来跟我这个老团长谈,一个电话就行了!”
“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你是副司令员,我应该来向你请示。”
后来,肖永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时,他都要请肖主持,如肖永银因事不能参加,在会议开始时,他总要说“受肖副司令员委托”的话,把自己摆在得体的位置。
王近山昔日那股“疯劲”,再也寻不着影儿了。
(2)
在战争年代,王近山当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员,可就是没当过参谋长。但当参谋长后,他说:“参谋参谋,要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为此,他干工作“十分卖力”。
身为副参谋长,他非常注重到各地去“看地形”,但不是车轮滚滚,走马观花。凡是他认为军事上有价值的地方,都要亲自到现地观察分析一番。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紧张和忘我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加上多次受伤,一条腿留下残疾,行走不便;不少重要的制高点坡陡路险,车子上不去,他就让随行人员扶着,一瘸一拐地爬到山顶。为此,他常常累得大汗淋漓。
他的肠胃功能早就不好,路上经常拉肚子。有时坐在车上,突然对司机喊:
“停车,快停车!”
下来方便后,他顾不上休息,又登车向新的地点进发。
王近山就是拖着这样的身体,在“准备打仗”的思想驱使下,凭着一股非凡的毅力,硬是踏遍了南京军区的千里海防线。
(3)
王近山经常下基层。
他战功赫赫,但从不居功自傲。他在部队讲传统、讲战例比较多,都是赞颂党的领导,赞颂毛主席和刘徐首长高超的指挥艺术,赞颂人民战争,赞颂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从不自诩。有时,一些老战友们提起他在战争年代的功绩,他总是摇摇头说: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1970年10月,他看地形回到曾当过团长的老部队,在大礼堂接见排以上干部。团长在向大家介绍他时,激动之中蹦出一句话:
“这是军区王副参谋长,是我们团的老祖宗。”
他连忙摆手说:“我只是一个老兵,回来看看大家。”
(4)
1971年9月13日夜,林彪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当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军区部队下达了命令:
“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准备打仗。首长和作战值班员不能离开电话机,要随叫随到。”
因为情况来得很突然,除许世友等少数军区领导外,其他各级干部都不了解加强战备的起因。王近山虽听说是林彪跑了,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事情重大,亲自坐镇军区指挥所,把各大单位的值班首长电话摇出来,亲自传达许司令员的指示,提出贯彻要求。
某军是他曾经带过的老部队,在关键时刻能否经得起考验,他很关心。深夜,他专门打电话给该军副军长、原6纵18旅旅长官俊亭了解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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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