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征收。但是新企业的自主意味着政府现在将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种税收半自主实体的体制来获取收入，而且，从来就没有哪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旦引进，马上就能有效地征收到必需的税收。
消费市场的危机（1）
1988年至1989年，上面三个问题在苏联经济中开始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消费市场的危机。在那两年，苏联面临着仓库外漫长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商品配给、仓库中许多货物完全缺乏的悲惨情景。日渐加重的货物短缺对政治气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它由乐观主义变成了危机四伏。这使得主张采取更激进变革政策的鼓吹者更加容易拉拢人心。
如果人们从这些年家庭消费品的经济资料来看，则根本看不到危机的迹象。私人家庭消费品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有显著的增加——1988年增长了，1989年增长了。消费品短缺的恶化是如何与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增加一致的呢？
在那时，一些苏联官员谴责消费品被秘密的“改革的敌人”所转移。但是，这个解释显然是多余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增加时，家庭的货币收入却提高得更快。在可得到的消费品和对购买那些消费品的货币需要之间出现了一个日渐扩大的差距，由于苏联体制对价格的控制，这种差距导致了零售分配制度的崩溃。
在1987年改革以前，中央计划制定者们使家庭收入和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保持了合理的平衡。自1988年《国有企业法》生效后，家庭收入突然迅速下降。虽然可得到的消费品增加了，但家庭对货币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消费品的增长。图5—2表明了这种现象。
家庭可任意使用的名义收入，并没有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它可以说明苏联家庭在消费品上支出的现金额。而消费者个人的实际支出是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接近消费者可购买的商品数量。从图5—2我们可以看出，1986年和1987年（如早些年一样），家庭可任意使用的收入的增长保持在可得到消费品的增长线上。二者的差异是在两个百分点以下，这样微小的差别足以被苏联零售价格每年1％～2％的通货膨胀所抵消。可是，如图5—2所示，在1988—1989年家庭收入以加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可得到的消费品增长的速度。消费者对超出可得到的消费品的过度需求的增长，在考虑到价格控制的情况下，引起了从正常的零售渠道得到的商品的短缺和匮乏，从1988年和1989年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1987年经济改革的缺点正好解释了消费者购买力为什么会得到迅速增长。由于企业可以不受中央的控制，它们就为自己的职工大大增加了工资。
消费品短缺恶化背后的另一个因素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增长，这是由于1987年的改革导致了税收下降的结果。图5—3是苏联国内生产总值（GDP）预算赤字的百分比数据。在1985年以前，苏联的预算赤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1986—1987年，当反酗酒运动大大减少国家酒类销售的收入时，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预算赤字。1988年和1989年，《国有企业法》的生效使预算赤字变得更大了。当国家职工工资部分由印刷新货币来解决时，消费品的过度需求问题就变得加复杂了。
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放开价格，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仍然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过度的货币需求并没有立即产生显著的通货膨胀：据官方统计，零售价格1988年仅上涨了，1989年上涨了2％。相反，这个差距导致了消费品分配体制的崩溃。商品一上市，马上就被抢购一空。生产消费品的企业，现在变得对利润十分敏感，针对商品的过度需求，它们使产品转向高质量、高价格，这带来了很高的利润。这样，部分低收入人口依赖的生活必需品变得越来越难以买到。只好通过有影响的人的“后门”渠道，或通过高于官方价格秘密地买卖（这一直是苏联体制的特点），商品的销售开始明显地被排除在公开的消费品市场之外。空空的货架不可避免地使家庭储藏问题凸显出来。当消费品越来越难以到手时，消费者开始把商品储藏在家里。这种储藏行为，从消费者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货物的短缺现象更加恶化。
当1988—1989年消费市场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时，一个同样严重却较少被人察觉到的问题在经济中逐步显示出来了。年度资本货物储备的增长所依靠的纯粹的固定投资，其数量在1988年突然下降了。这一年，固定投资下降到，1989年再降到。这种趋势对经济的未来生产能力构成威胁。这个空前的困境是1987年改革的另一个结果。由于中央不再规定投资的高速度，企业为了现在牺牲了未来。整个经济在1988—1989年继续扩张，1988年GNP增长，1989年增长了，但是这个速度不过相当于80年代早期的缓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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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激进化（1）
1989年是苏联体制路线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混乱的消费市场，下降的投资，令人失望的GNP增长必定要对经济改革的路线产生影响，其结果鼓励了争论措辞的激烈化。1987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经济学家拉里莎·皮亚舍娃在《新世界》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封信，公开向社会主义挑战。她主张，世界经验表明只有一种市场体制能够带来繁荣，计划不可能和市场体制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是不相容的。这个异端之言在当时并不为人所接受。然而两年后，这些观点逐渐被经济学家们一致接受了，他们利用自由的大众媒体向大众和政策制定者们宣传他们的观点。1989年的经济困难使许多人乐于倾听这种观点。
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随后迅速展开，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有欠精细却十分重要的、日益流行的术语的变化来描绘争论的演变。争论集中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第一是经济计划或者市场力量指导的经济范围问题。第二是生产方式上公有或者私有财产的相对效力和愿望问题。
如我们在第3章所谈到的，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的改革理念是要建立一种既能保留经济的计划性，又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具有分散性和发挥市场力量的功能显著的经济。这似乎是1987年制定《国有企业法》的目的。从1989年开始，这种观念受到日益猛烈的抨击。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的市场经济”术语开始被使用时，戈氏原来的观点有了微小的改变。这些术语表明经济应该主要是一种市场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和“计划”则是修饰语。1990年，“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一术语开始使用，这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实际上，这是建议实行一种如德国和日本那样的体制，在那里，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框架内积极地控制市场。
术语的演化在继续进行着，此后，“控制的”一词被众多的评论员所抛弃，经济改革渴望的目标变成了单纯的“市场经济”。术语演化的最后一步是对“自由市场经济”日益高涨的呼吁，这一术语的提出使改革进入了最后阶段。尽管“自由市场经济”观念可能引起人们误解，因为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经济完全自由地运行，但在如何实行“控制”的争论中，这一术语还是通行无阻起来了。实际上，它是在改革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完全拒绝社会主义，因为从社会主义的信仰看来，如果一种经济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计划的框架就是必需的。
所有制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演化过程。起初，出于对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改革的考虑，人们呼吁建立一种“混合经济”。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从1986年开始被允许同国有企业并存发展。开始，人们以为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只是起积极的但微小的补充作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接下来，居然有人鼓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这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很快，评论员们开始讨论起“联合股份企业”的优势，这是一种颇有些含糊不清的所有制形式，其所有制关系的真正性质依赖于谁持有股票。如果公众代理人在联合股份企业中拥有大部分股票，那它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认为是国有企业。然而，这种联合股份公司形式打开了大型企业非国有化的大门。
到1990年，出版物开始公开发表国有企业是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源的观点。私人企业比公有企业更有优势的观点似乎成了定论，尤其是当它基于这一推论时：只有私人所有者才会积极有效地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企业的“非国有化”呼声也开始为人所闻了。这一术语意味着解除联邦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包括把所有权转手给职工或者地区政府、地方政府。然而，这种术语的演变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尽头：呼吁私有化，很显然，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公司。
很快，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政策分析人士在媒体上就经济改革展开的争论，从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转到如何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了。开始争论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如何结合一些市场力量和在绝大部分生产方式公共占有的条件下如何允许一些小型非国有企业存在。现在，激进的改革者转而呼吁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了。
争论的激进化（2）
其中一个例子是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在80年代中期，他是“理想的计划编制系统”的追随者，该系统试图使用线性规划技术来完善中央计划。1985年，他出人意料地当上了一个新研究所——经济预测和科学与技术进步研究所的副所长。在1986年鼓吹价格自由化受批判后，他退而坚持更为谨慎的立场。1989年，他担任科学学院经济系的主任。80年代末，他转而反对中央控制，支持自由市场和私有化。他领导的这支特殊研究队伍在1990年制定了著名的“500天计划”，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第4章已经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资深经济学家都赞同这条改革路线。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尔巴金，仍然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反对选择资本主义。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名他为副总理，负责经济改革。在1989年苏联经济期刊《经济问题》的一篇文章中，阿尔巴金肯定了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批判“自由市场”的观点。他拒绝在莫斯科广为流行的市场神话，以赞许的语气引证了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著作及其对“自由市场”的著名批判。阿尔巴金的引证如下：
自由市场今天在任何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经济生活不但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而且受清晰可见的政府控制、财政政策、公司计划和政府间协议等手段的调节。
阿尔巴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他把他的观点概括如下：“社会主义市场的显著特征是它的市场机制与极其高度发展的、为经济运行的计划调节体制的结合。”他强调逐步发展市场的必要性，但他并不把市场和任何私有化需要联系起来。
然而，人们可以察觉到，在阿尔巴金的观点中有一种防御式的语气。他感到有必要引证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和西方学术权威，来维护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很显然，他是在逆潮流行事。
1987年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无疑对促使人们走向亲资本主义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些观点的影响会在1989—1991年间急剧扩大。如果不了解这个阶段实际的观点和信念的演变情况，人们反而会以为经济问题提高的只会是那些主张改革前的旧的集权体制的人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问题正好说明了“激进改革”有危险。
另外，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主义的策略支持者们，可能已经从由他们首创的严肃的改革举措所引起的经济问题中明白过来，他们必须谨慎地推进改革，并且更加周密地计划他们的改革。由于净投资的下降，职工工资失控和税收下降的核心问题有可能得到补救。1989年，苏联政府仍然有权力把有效的征税体制强加于企业头上。纠正企业激励机制的制度将制定出来，以抑制工资增长，引导资金回到投资上来。然而，经济困难的主要结果显然在加强那些鼓吹把改革转变成革命的人的观点，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变得更弱小，主张回到改革前老路的拥护者们依然处于社会的边沿。这种结果从1987年后产生的经济困难就可获得解释。
##1990—1991年的经济建议
苏联领导层对日渐激进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开始是抵制的。阿尔巴金在1989年提名为副总理后的第一个经济计划中呼吁，市场关系要起重要的经济作用，但这必须在经济的计划框架内，而且大型企业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在电视讲话中指出了私有制的危险性。“我不认为工人阶级会支持那些要把我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化的作者们”，他还补充说：“不管你们与我在做什么，我都不想抛弃这个立场。”他同意“也许以后……将开拓一种类似于小型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形式”，但他反对大型私人企业出现的可能性。雷日科夫补充道：“最重要的是要排除剥削工人、剥削雇佣劳动力的可能性。” 1990年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重申“为了调节经济活动”要寻找“一种计划和市场方法的有机结合的形式”。大会认为“创造一个发育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必须的，同时，也强调“没有集中的有计划的管理，现代生产是不可能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争论的激进化（3）
但是，到1990年，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建议超出了学术会议文章的界限，它们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这些观点构成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的基础，在当年广为流传。1988—1989年的经济困难最终使戈尔巴乔夫认为进行另一轮经济改革是必要的，1990年3月他宣布，现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