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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英国，当一个政府领导人失业时，他的私有财产可以维持家庭的消费水平。但是，苏联领导人的特权却是靠领导位置来维持的。即使是高层次的精英们也害怕招致他们的上司的不高兴，他们知道一旦失去职位就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和威望，而且也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且，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可以传给自己的子孙。
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传进了苏联。各种西方的影视节目在苏联上演，到西方观光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苏联党—国精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级别成员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杰里·霍克，在介绍苏联领导人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之后，继续指出：“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的政府官员，如果在西欧政治制度下，可能生活好得多，现在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霍克认为，可能就是这一事实使得苏联的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当许多原苏联党—国精英最终认识到不值得为这一政权制度奋斗并且放弃奋斗的时候，这一政权制度也就倒台了”。 。 想看书来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3）
当然，既然党—国精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那他们为什么不放弃对原有制度的捍卫呢？这个注重实际效益的、只注重个人利益的集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支持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就可以允许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管理。他们就可以合法地积累个人财富。他们就可以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而且可以直接通过财产的转移，来保证他们子孙的前途。
改变自己信仰的唯一障碍就是意识形态。那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要实现这一转变确实是不容易的。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台的时候，一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由于他们所献身的事业的失败，因为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或者从此一病不起。但是，这毕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数注重实际效益的人就像他们早年一样，很快就改变了信仰。
两代人之前，也就是在1939年，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和约以后，苏联党—国精英一夜之间从反对德国法西斯转变到批评英国帝国主义野心。两年以后，当德国侵略苏联时，他们又立即转变立场开始反法西斯主义。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的迅速转变，很早以前就在苏联高层领导中表现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共产党的纪律已经完全涣散，已经出现政治逆流的时候，党—国精英就不得不为自己打算了。事实表明，为了获得那些可以感觉到的私人利益，他们是有能力实现这种信仰的转变的，就像他们的前任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有能力转向对上级领导唯命是从。
在1991年6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当时的大多数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研究者对记录在案的当时的团体讨论进行了分析。图7—1就是研究的结果。在这次研究中，我们把莫斯科的精英分子包括一些个人划分为知识分子，而不是把他们作为党—国精英，而且这次的研究不是以随机抽样进行的。尽管如此，结果仍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令人惊讶的图景，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的人被划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即支持努力改革和实现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的人。不到10％的人被划为“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这与我们的保守派的概念是一致的，他们是对苏联体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支持者。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将要看到的一样，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与这些精英分子完全不同的是，民众从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只有一少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
精英分子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过程，是怎样被人们认识到的呢？早在1987年，许多党—国精英就开始离开自己的职位而变成了资本家了——也就是说，他们建设的或者说为之奋斗的是新的私人企业。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经济被它们的管理者不动声色地、偷偷摸摸地转变成了私人的、有利可图的企业。这一做法在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又变成了官方的政策。这一进程的另一方面是由党—国精英来完成的，在1989年到1991年之间，他们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到最后得到叶利钦的支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们声称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觉悟，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是俄罗斯唯一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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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转变为资本主义者（1）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禁止私有企业活动的法律开始逐渐松动。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1988年关于合作的法律条文使小型的私人企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的小工厂出现了。一些新的工厂只是在形式上是合作的，实质上却是资本主义企业。到1990年，国家的监管迅速减少，所以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公开地发展起来。在1991年末，苏联垮台以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正式开始，当然，在这之前很久，一些国有实体就开始脱离社会主义的经营轨道。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些新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有一些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他们对国有体制的限制感到很沮丧。来自西伯利亚的维勒利·涅维诺夫就是转向资本主义者的科学家的典型代表。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冶金学院完成了研究生学位课程之后，来到了石油丰富的秋明地区（苏联西西伯利亚城市）的秋明大学当了一名物理学讲师。他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方面获得了几个发明专利权，包括新的测量方法和监控装置。1986年，他建立了一个与秋明大学合作的工厂，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新技术的利用和开发。1990年，他利用与秋明大学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联系，转向做石油贸易。到1991年他冒险成立了一家合股公司——赫尔默斯公司，资产达到5亿卢布，在俄罗斯许多城市开办了银行和贸易公司，发行了股票并进行日用品交易。
米克海尔·古拉也是一位科学家，曾经在广播通讯公司和一家军事研究中心的声学研究部门当工程师。1987年，他离开国家部门成立了一个小型的音频和视频录像合作企业，通过一个国有企业代理得到了8万卢布的低息贷款。古拉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背景没有阻止他从事驯鹿角和羚羊角的出口贸易，这些物品在国内被看作是民间药材，即使药用价值不高，但它给从事这一贸易的人带来的利润却是很高的。几年时间里，他就把这家小的企业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国际财团，变成了一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跨国公司，为富裕的俄罗斯人旅游提供信用卡以及从事其他一些活动。
在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为科学家成为企业家的人大做广告。但是，这种情况毕竟也只是少数，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往往就会发现，那些在个体企业中取得了成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而是有着其他许多背景。维勒利·涅维诺夫的巨大成功，来自于在苏联粗放的市场中进行有利可图的西伯利亚石油贸易，他抓住了机遇，而不是因为他的发明创造。米克海尔·古拉的企业，是以公众基金来创办的，是由于世界贸易与金融利润极为巨大才迅速发展壮大的。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要想获得生意上的成功，不仅要求有技术知识，而且要求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当机遇出现时，要有能力迅速抓住机遇。广泛的社会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私有企业的管理仍然是十分黑暗的，要想让一家私有企业在生意场上站稳脚跟，就需要有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支持。广泛的社会联系也是在个人资金缺乏时获得财政贷款、让私人投资所得的财富合法化的唯一办法。
在1987年至1991年之间的苏联，机遇的突然出现，主要并不在于生产了有用的商品。一个企业还必须抓住机遇，与获得巨大资助的国有企业竞争，后来这些国有企业都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出卖了。这种巨大的潜在利润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由于弊端很多，而且价格受到控制，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可以从国有企业中购买商品，然后再在苏联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卖出去。另一个更丰厚的利润是可以通过控制廉价的苏联原材料市场，而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偷偷出口来获得。
又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机遇是在金融方面的投机。由于在原材料和期货市场方面有一个逐渐发育的过程，精明的经营者开始在苏联的金或钼上，在美元或日元上投资，由于苏联经济每况愈下，在它们的价格必然上涨之后他们便抛售出去，以此来收敛钱财。
共产主义者转变为资本主义者（2）
生意上的成功并不一定要有专门技术。新的私有企业主要来自于那些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能够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辨别、抓住机遇的集团——党—国精英，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一个莫斯科研究专家对莫斯科1993年兴起的私有企业进行了研究。通过对267家非国有企业的随机抽样，他发现只有的企业是由有“专家”背景的人来管理的，主要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有2/3——也就是——都是由前国有企业的领导控制着。当然，由于这一研究是在莫斯科的所有私有企业中随机抽样的，所以大多数企业都比较小或者说只是中型企业。我们可以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大的私有企业的创办者，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事实也是如此。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先是对苏联的精英分子，接下来是对俄罗斯的精英分子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在她的指导下，研究组对在1992—1993年间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企业进行了调查。他们根据每个企业所控制的资本的大小汇编了100家大企业的名单。研究者在进行文件研究的同时，对这100家企业都进行了走访。
图7—2是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对100家最大私有企业创办情况的调查结果。图7—2中的四个方面——（苏联的）共青团员、企业家、银行家和精英分子家族——代表了党—国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总共占了100家大企业的62％。科学家只占了15％，另外5％的企业创办者则是被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称为“天之骄子”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打破旧体制靠自我奋斗出来的人，与旧体制不相适应，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就试图违反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法规为自己而工作。另外的18％是由各种各样背景的人混杂而成的（包括犯罪分子、失业者等）。
共产党的青年先锋队组织共青团，也是新的企业生长的温床。在苏联社会中，每一个有上进心的青年都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所结成的社会联系和友谊，是一个人进入苏联官僚阶层的阶梯，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青年”这一术语不应该作严格的限制——活跃分子可以在共青团组织中待到40岁左右。共青团的许多活动，是由基于自愿劳动为基础的许多民间企业组织的。在共青团组织中，一个人可以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增强组织才能。
“理想主义”一词前面往往要加上修饰语“年轻的”，的确，年轻人的组织往往是要注入理想主义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共青团也不例外。在年纪较大的党—国精英以追求名利来代替理想主义时，这一过程在共青团中也同样发生了，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每月出版的杂志《特尔斐·柳笛》（ Delovie Lyudi）（主要面向生意人）的出版者维狄姆·比雷科夫指出，共青团活动家“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乐意干任何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新的机遇的时候，共青团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滋生地。
从1986年7月至1990年4月，维克多·米罗连科是共青团的第一书记。共青团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可以从米罗连科身上略见一斑。共青团的书记，也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他可以参加一些政治局的会议。1992年米罗连科认为“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社会所需要的是“经济的观念”，后来“经济的观念”这一术语就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他引用了索尔仁尼琴关于十月革命的说法，把它看作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轮，它最终必然燃烧干净而且熄灭。他还补充说他希望它完全燃烧干净。他给予英国前首相、保守派玛格丽特·撒切尔很高的评价。这样的观点或许可以出自于年轻共和国的某一所大学，可是它却出自于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之口！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发现17％的大型私有企业是共青团创办的。她还发现他们是最早成为生意人的精英分子。在1987—1989年间，从共青团中出来的生意人，以及从科学家中出来的生意人，是创办私有企业的“第一拨”，出来人数最多的是在1988年。其中一半以上的生意人是从被称为科学技术中心的共青团中走出来，开始其人生生涯的。
以前作为精英分子的生意人中比例最大的、占到总数23％的一部分人，是被人称作“企业家”的那帮人。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