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作为精英分子的生意人中比例最大的、占到总数23％的一部分人，是被人称作“企业家”的那帮人。这一部分人中，差不多一半以上（56％）来自产业部、苏联或俄罗斯的国务委员，另外1/4（26％）曾经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他们是在1989—1991年间进入私有企业的，其中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1990年。
大型私营企业的创立者有14％来自原苏联的国有银行。原国有银行中的成员要么建立一家新的商业银行，要么想方设法使原国有银行中受自己管辖的一部分私有化。他们是在1989—1991年间进入私营企业的。人数最多的时候占了总数的51％，那是在1990年。
新兴大型私营企业中，与精英分子有关的最后一类，是他们的家族成员创办的企业，约占总数的8％。他们是由高干子弟建立的，一般都与国际事务有关——例如，与外交部的官员有关。这些人毕业于最有声望的教育机构，通过家庭旅游和国外的熟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非常了解。他们进入商界很早，大多是在1987年。
从原来的党—国精英转变为私营企业主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个别的例子来更好地加以了解。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原来社会结构中的不同职位的人——共青团员、产业部或国有企业领导、国有银行职员、外交部官员、精英分子的家庭成员甚至苏联的内阁成员——转变为私营企业主的简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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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员
梅纳特普银行是从共青团中冒出来的最大的、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它的总部坐落在前共青团办公楼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中间的人行道旁，这和它的身份再相称不过了。威武的警卫沿着走廊每10码远一字排开。人们有时把它叫做“共青团银行”，这个名字一语道破了它的渊源。在一次访谈中，梅纳特普银行总裁米哈伊尔·哈多尔科夫斯基追溯了该银行从一个共青团企业到俄罗斯10大私有银行之一的演变。
1986年，哈多尔科夫斯基毕业于门捷列夫化学学院，次年成为一名共青团组织委员。他参加了共青团青年科技发明中心的创建，据他说，这是一个投资公司。1988年，他和他的同事们成立了一个银行，由三个官方机构共同投资组建：共青团青年科技发明中心、国家科技委员会（苏联中央计划机关的一部分）、日索茨银行（国家银行系统的一部分）。哈多尔科夫斯基没有个人资本，资金全部来自这三个注资机构。因而是党和国家的钱兴办了这个银行。
一开始时，梅纳特普银行是市属财产，由莫斯科的一个区所有，利润归于银行的劳动集体。由于利润很高，三大注资机构的所有权很快就被银行买走了。1990年，银行重组为一个股份公司，1994年，其资产达到10亿美元。
梅纳特普的主要活动是金融交易，即在参与资本盈利的同时买卖金融资产。它还从事信贷和投资，虽然在俄罗斯动荡的经济局面下这样做是有风险 第7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127 的。梅纳特普还有第三个业务——私人融资，通过这一渠道，银行管理着大约2 000名个体客户的资金。个体融资客户往往是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有人声称，梅纳特普的许多有钱客户是有组织犯罪分子，尽管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无法证实。
当被问及俄罗斯新银行家和商人的出身时，哈多尔科夫斯基说：“90％的生意上成功的人都来自旧的特权机关，或者是那些与这些机关关系密切的人。”他认为，旧的干部选拔机制“还不错”，因为它允许那些有天分和精力的人步步高升。在他看来，共青团中这些天分突出、精力充沛的人成为成功的商人是很自然的事。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反常的事情上，他只顾追求资金盈利，那些比他更优秀的同事们，反而去给颠覆苏联体制的“来自上层的革命”煽风点火。
这些年中共青团中还冒出了另一些私营企业。其中之一是莫斯特银行，它是俄罗斯另一家大型的私有银行，除了共青团的背景，还得到了莫斯科市市长和市委的支持。费尼斯特银行是共青团投资7亿卢布创建的；它的董事长亚历山大·舍尔巴科夫以前曾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弗拉狄斯拉夫·瑟林内克掌管着一家1987年从共青团中独立出来的私人职业介绍所，共青团曾给他提供了2万卢布的风险投资。恰如其分的是，青年企业家协会这个试图代表年轻资本家利益的组织，就是以前共青团书记谢尔盖·坡塔彭科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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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家
尤里·阿德尔曼来自旧精英中的另一个群体。从机械工程和经济学专业毕业后，阿德尔曼在一座在苏联体制下十分受宠的机械制造厂迅速崛起。1975年，他从克拉斯诺达尔机械制造厂一名技工开始，逐渐升为第一工程师、副总经理，到1984年升任为该厂的总经理。1987年，工业部交给他克拉斯诺达尔机械设备建筑协会助理总经理的工作，他曾把这项工作形容成可以和某个部的副部长相媲美的好差使。他说，虽然他的职位已很高了，但每个月400卢布的工资收入“并不高”。
克拉斯诺达尔远离莫斯科。当阿德尔曼听说莫斯科一座机械制造厂的总经理即将退休时，他便四处活动，最终赢得了这份工作。阿德尔曼自信心很强，对于如何管理一个工厂有自己的一套主张，1990年，他利用苏联体制日渐松散的大好时机，把他的企业变成了雇员集体所有，并和上级部门脱了钩。两年后，他把这座成功的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自己拥有了31％的股权。由于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个人资本投入，因此阿德尔曼转眼间就成了一位成功的资本家，尽管到1993年俄罗斯经济的极度混乱使得任何制造业企业都很难盈利。
那些在苏联经济管理层中比阿德尔曼职位更高的人，进入私人业务领域也更为有利。石油和天然气部副部长瓦基特·阿列别克洛夫，成了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之一的鲁克石油控股公司总裁。阿列别克洛夫离开石油和天然气部之后，把他以前在部里的上级聘请为该公司的顾问。按照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说法，前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的许多高层人物，都改而在新兴私营企业里担任顾问一类的得天独厚的职务。另一个例子是在1965—1985年间一直担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主席的尼古拉·巴巴科夫，他担任了一家极为成功的股份公司的顾问，这家名叫嘎兹普罗姆的公司的首脑，曾在1994年6月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八名。
许多新兴资本家都来自苏联工业企业的高级领导层。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AvtoVAZ的厂长卡丹尼科夫，1990年开始把该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十名，被公认为俄罗斯最有钱的人之一。
小型国有企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主管着一家苏联管理培训中心，它是由全苏联几百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兴办的，目的是为它们提供受过专门培训的管理人员。1991年夏，它成了一个私有企业，属于弗拉基米尔一人所有。这时，它在全苏联50个城市里拥有分部。巨大的经济变化使得管理培训成了一件大事，因而以弗拉基米尔广泛的关系网为依托的这家企业，就成了在许多苏联后继国家当中仍然能够成功运作的佼佼者。
前苏联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大多是通过兴办新的企业而不是私有化他们以前主管的企业而成为资本家的。尼古拉·利萨伊以前曾是由六家大型军工企业组成的集团的负责人，该集团工人总数达到万人。1991年，他和几个同事一起离开了该集团，开始组建一家私有计算机软件公司。起初他想把自己的软件销售给制造业企业，后来他发现向俄罗斯新兴私有银行提供软件方才可获成功。他说：“他们有的是钱，正为如何花钱而发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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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
新兴资本家同样来自苏联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谢尔盖·罗吉奥诺夫曾经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来成了帝国银行的行长。罗吉奥诺夫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位列第九。1989年，曾在国家银行系统管理层供职25年的瓦狄姆·帕科维奇，成了莫斯科斯坦金银行内部商业分行的董事长。同年，阿纳托里·弗斯尤科夫辞去了他在苏联斯托罗伊银行列宁格勒地区分行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转而担任一家私有商业银行——圣彼得格勒阿斯托罗银行的董事长。
许多国有银行在它们的管理者手中私有化了。普罗姆斯多伊银行以前是苏联最大的国有银行。1991年，几位负责人离开了该银行，转而去负责一家新建的私有银行。然而，普罗姆斯多伊银行行长雅科夫·杜本内茨基留了下来，并把该银行改制成了一家股份公司。1994年，杜本内茨基说：“当经济滑坡和一片混乱的时候，银行却如此繁荣，这看起来不合逻辑。”普罗姆斯多伊银行确实是那些管理良好、业务蒸蒸日上的银行之一，而这也给杜本内茨基赢得了排名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第21的名次。
谢尔盖·耶戈罗夫是另一位在新的银行系统中大获成功的前国家银行官员。他曾担任过10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现在他领导着俄罗斯银行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们都是俄罗斯富有的、举足轻重的私有银行。另一位前国家银行官员维罗拉多夫，现在则掌管着因科姆银行，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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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旧体制其他群体中的资本家（1）
由于资本主义观念是一种舶来品，因此苏联外交部中崛起许多新的资本家也就不稀奇了。瓦狄姆·比尔尤科夫以前在外交部新闻局工作。1990年，他被索克出版公司总裁、法语杂志《费加罗》出版商罗伯特·赫尔撒特所看中，后者让他承办一份新杂志，发表有关苏联经济改革和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内容。比尔尤科夫同意并创办了精装本月刊《苏联商业》，他自任总编和分部最高负责人（上级主管是来自法国的出版公司）。苏联解体后，该杂志更名为《生意人》。
这项投机事业的资金，不仅来自索克出版公司，而且得到了苏联官方出版机构前进出版社的资助。由于前进出版社以前曾以出版漫漫长卷《列宁全集》而闻名于世，因此它加入到索克出版公司的合伙事业，并不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91年7月，它与《读者文摘》一起发行该杂志的俄文版本，同时加入的还有苏共印刷厂“第一标准印刷厂”和苏联国家图书发行专营机构“国际书店”。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发现，来自苏联精英高层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在新兴个体资本家当中占了极大比例。最后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即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指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的许多年轻子弟显然已经死心塌地地信仰了私有制。例证之一是已故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特里戈夫。苏斯洛夫曾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他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最有权势的苏联领导人之一，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第一卫士。他的孙子斯特里戈夫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官方报纸《真理报》工作。1991年7月，斯特里戈夫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私有商业银行的干事。甚至连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孙女维卡也在苏联解体前成了一名商界女名流。
党—国精英在改革期间纷纷奔向个体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包括那些从苏联高级政治领导层下来的人。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搞政治。但也有少数人，例如弗拉基米尔·舍尔巴科夫，走向了这条道路。80年代初，舍尔巴科夫从陶里亚蒂汽车联合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升迁到莫斯科的汽车部门工作。1985年后，他调入一个重要的国家委员会，之后成了部长会议中某个部的副部长。1990年，他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1991年3月，他被任命为苏联副总理，两个月后成为第一副总理。1991年8月政变失败之后的48小时内，他成了代总理。
1991年11月，此时苏联刚刚解体不久，舍尔巴科夫成立了一家私营企业，取名叫“私有化协会和外国投资国际基金会”。此时的舍尔巴科夫，已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卡尔·马克思曾说，新的社会关系往往从旧社会的体内孕育出来，这时他无疑在表达这一观点：社会主义关系将直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生长出来。但这一景象倒特别适合于描述资本主义关系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生长出来的过程。这不仅指旧的党—国精英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而且指的是苏联体制中的许多机构也助长了这一过程。共青团只是这里面最突出的一个。苏联的出版单位发行的是资本家的出版物。以前只是被动地、谨慎地为国家经济计划的完成提供资金的国家银行，则演变成了私有商业银行，它们从事着高风险的、变幻莫测的投机事业，为银行家们赢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前只是根据国家计划被动生产产品的、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有限的工业企业，成了“从主管到业主”一起中饱私囊的滚滚财源之地。
资本主义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机构中滋生成长，并不仅仅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地方。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省级城市彼尔姆，1991年期间，从那里的旧体制中冒出了一阵阵拥护资本主义的热浪。和莫斯科、列宁格勒不同的是，彼尔姆的共产党政权在1990年的地方选举中设法抵挡住了反对派势力的选举挑战。但胜利后的彼尔姆地方精英们继续热情地拥抱向资本主义的转变。1991年1月，彼尔姆地方党委创办了一个出租包括宾馆在内的党的财产的商业企业，建立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股东一个个都是党委领导人。这样做确实获益匪浅，于是该市党委通过了一个提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公司，把该市所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通通接管过来，股份则在市党委和市苏维埃高级领导人之间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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