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乃绞瞧渌鞣焦彝灸暗摹Ｖ挥胁坏�1/5的人说他们喜欢那种相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而这正是以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一旦夺得国家权力就将毫不动摇地推行的体制。假如此次调查并不在更大的程度上代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的意愿，那么其结果肯定也不会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有多大好处。1991年开展的另一些民意调查甚至发现了对资本主义更低的支持率。
民意调查中对其他问题的回答表明，后来成为叶利钦政府核心政策的工业私有化，获得的公众支持率很有限。只有3％的被调查者喜欢重工业的私有化，9％喜欢银行私有化，20％喜欢消费品工业私有化。足足81％的人认为，国家应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食品和住所。而与此同时，只有30％的人对共产党表示满意，有60％的人表示不满意。这次民意调查显示出，绝大多数人还是想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又不赞成当今的苏联共产党统治国家的这种方式。
叶利钦及其亲信们心里清楚，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期盼的，并不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但多数人对共产党领导层持毫不犹豫的批评态度，要求加快市场改革、民主化的步伐，赋予俄罗斯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性。叶利钦在竞选中获得的强有力的支持，不仅来自于知识分子，而且来自于普通工人、妇女和退休人员。只是在武装部队中，在某些俄罗斯地区，叶利钦所得的票数才低于其他的竞争对手。不过，在俄罗斯有一个团体，则是死心塌地和叶利钦所倡导的路线保持一致——此即党—国精英。正如第7章引述的精英们的意见所表明的，虽然一般的公众不支持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但绝大多数党—国精英恰恰喜欢走这条路。
当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再加上掌握共和国的议会，就会给叶利钦提供一个向国家政权发起冲击的坚强阵地。然而，这些成功并没有给叶利钦及其亲资本主义联盟带来这一切。俄罗斯不拥有自己的军队。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一个。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没有宪法权力去改变其社会经济体系，他的权力和一位想在州内取消资本主义的加州州长是一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最后胜利，还有赖于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矿工罢工
在苏联，由于罢工不合法，因此当局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实际的罢工。但从1989年开始，苏联也出现了自1920年以来的首次工人集体闹事。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参加了1989—1991年的罢工和游行，但只有煤矿工人才屡屡举行声势浩大的类似活动，其威力之猛，深刻地影响到了苏联政坛的风云变幻。首次矿工罢工浪潮起于1989年的7月，之后在同年10月又发生了一次为期一天的罢工。第二次大型的矿工罢工发生于1991年的3月至4月。
苏联的煤矿工业拥有大约220万工人，满足苏联20％的能量需求。虽然矿工们的收入相对较高，但他们也面临重重困境，包括住宿条件简陋、社会基础薄弱。改革造成的相对自由的气氛，让他们有勇气表达自己的苦闷。但改革的某些方面，也给矿工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煤炭价格持续偏低，矿工们担心在新的企业自负盈亏的政策下那些不挣钱的煤矿会被关闭。1988—1989年间消费品短缺在煤矿矿区特别严重。酿成1989年罢工的一个关键因素，据说就是矿区商店里的肥皂突然售缺。
1989年7月的罢工开始于西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矿区，大约10万名矿工参与了这次行动。罢工迅速蔓延到乌克兰的顿巴斯矿区和俄罗斯极北部的沃尔库塔。罢工工人要求提高收入，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但他们的要求并未止于经济问题。一些参与罢工的矿工组织要求摆脱莫斯科管理部门的控制，从而有权自行决定煤炭价格。有些组织甚至直接向共产党的统治提出挑战，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章。
苏维埃当局答应了矿工们的经济要求，从而平息了1989年7月的罢工。然而，矿工们继续组织起来，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会，因为官方的工会实际上已经不再代表他们了。1991年3月至4月，上述三个地区再次爆发罢工浪潮。这次的罢工显然更加集中于政治要求，甚至要求苏联政府集体辞职。当叶利钦承诺要在5月1日把俄罗斯的煤矿控制权从苏联手中移交到俄罗斯共和国手中时，库兹巴斯的罢工才得以平息。
尽管矿工罢工没有颠覆苏联政府，但它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使得人们普遍认为，秩序正日益混乱，局势正日益失控。罢工严重地破坏了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虽然政府能够轻易地应付知识分子的反对，因为他们毕竟也是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但现在，它面对的是工人阶级的激烈的、武装的反抗，而它却声称自己代表着这个阶级。
1990—1991年间，不仅矿工们反对戈尔巴乔夫，而且共产党、苏联政府以及它们的领导人都开始和叶利钦以及民主俄罗斯走到一起。这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工人都不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资本主义走到一起。但这却是“矿工—叶利钦联盟”的实情。官方的矿工工会一直操纵在共产党手中，很少代表矿工的利益。这使得许多矿工不是拥护苏联共产党，而是乐意听从叶利钦——这位党中央的第一批评者。
矿工罢工的领导人把苏联政府及其各部门看作是他们受压迫的祸根，因此他们发现，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实行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可以保证他们不受苏联政府的制约。叶利钦正在积极地寻求这些罢工领导人的支持，因此向他们许诺说，要是他们归俄罗斯共和国管的话，就会获得实质性的自主。这次事件说明了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是如何把每况愈下的矿工和旨在夺取苏联国有财富的精英集团拉到一起的。
1991年3月至4月的矿工罢工为叶利钦崛起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遇。此时正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以及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中共产党派别的斗争最白热化的时候。矿工罢工作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民主俄罗斯游行的补充，进一步给戈尔巴乔夫及其共产党施加了压力，却给叶利钦提供了继续控制议会、继续向总统宝座进军的帮助。
民族主义（1）
苏联是15个加盟共和国联盟的产物。表8—1按其人口排名顺序列出了这15个共和国。三个斯拉夫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了苏联总人口的。五个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占总人口的。因此，斯拉夫共和国和中亚共和国加在一起，就占了苏联总人口的，在土地面积上更占了。三个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拥有苏联总人口的，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占，与罗马尼亚毗邻的摩尔多瓦占。俄罗斯民族散布在其他14个共和国，在有些共和国，俄罗斯民族还占人口的较大比例。
在某些共和国，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80年代末就已开始，而到了1991年苏联彻底解体的时候，一场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的浪潮就达到了高峰。这令一些分析家把苏联体制的终结首先归结为民族主义强大作用的结果。照这种说法，只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体制中推行民主，长期受压抑的民族主义就必然要求独立，其最终归宿只有一个：苏联体制终结。
这种解释根本无法说明苏联垮台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俄罗斯，同时也在大多数刚刚从苏联之中独立出来的国家，曾经存在的社会经济体制都被抛弃了。虽然民族主义在苏联垮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上述观点太过简单化了。有人详细分析过苏联历史，认为：“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存在……引发了崩溃”，而是“政权的衰落和事实上的崩溃，给了它们以脱离的机会”。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比那种认为民族主义必然导致苏联体制寿终正寝的观点更加符合事实。
许多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专家认为，与通行的说法相反，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古老现象，它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问世的。虽然民族、种族、宗教、部族、地区的认同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但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忠诚心、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权力观念，则是现代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时代，才催生了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工业化把人们从孤立的农村地区赶进大城市，发展起各种大众交通工具，用市场关系的力量把广大的地区连结成经济实体。所有这些过程都使得人们走出早期的部落、种族、宗教和地方关系，融入更大的民族关系。
正如历史学家罗纳德·桑尼（Ronald Suny）所指出的，把苏联看成是一个在早已存在的、划分严格的民族团体基础上简单地建立起来的体制是明显的错误。苏联体制及其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引发不同团体产生民族意识的关键。1918—1920年内战以后，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都控制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创建了一个由各个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苏联，每个共和国都具有自己的民族身份。虽然有些共和国是以早已存在的独立国家为基础，例如格鲁吉亚，但另外一些却从来没有独立过，例如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乌克兰从1654年以来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哈萨克人则是游牧式的部落群体。中亚各共和国的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抱有更强烈的穆斯林认同感。
有些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城市，开始时住的大部分都是其他民族。例如，在白俄罗斯，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开始时都是犹太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在革命前一直控制在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手中。乌克兰人几乎都是农民，尽管有些地主或官吏是俄罗斯人或波兰人，有些商人是犹太人。然而，苏联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至少在许多苏维埃共和国中是如此。
在苏联大部分时期里，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积极的鼓励。每个共和国都具备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虽然没有真正的政治主权），也拥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制度。随着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群众文化素质、公共交通事业、民族认同感，在许多共和国中都有了发展。同时，俄罗斯人对苏联体制的操纵，来自莫斯科的随意摆布，少数民族人民要想成为体面的“俄罗斯人”就得遭受压力，这日益招来民族怨恨，从而侵袭着苏联的肌体。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与斯大林一同进入坟墓以后，民族运动就开始日益抬头，特别是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更是如此，这三个共和国都曾经在内战时期有过主权国的经历，只是到1940年才被苏联吸收进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民族主义（2）
当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时，这些本属地下的民族运动就可以公开亮相了。但在不同的加盟共和国里，民族运动采取的形式也不同，且最后的结果必然都是导致苏联国家的分崩离析。在少数几个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独立建国的记忆犹新，独立的呼声极高。但它们只占苏联的一小部分，且自然资源稀少。至于其他的共和国，情况要复杂得多，结果根本就无法预料。
改革时期的民族冲突开始于1988年，它不是什么反莫斯科的运动，而是采取了两个毗邻共和国暴力冲突的形式。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该地区绝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但又处于阿塞拜疆范围内。苏联当局派兵去重建该地秩序，但也无法找到使冲突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同年，“爱沙尼亚民族阵线”开始在那些波罗的海共和国中煽动更大的自治。
接下来的一年，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在苏联的边疆地区风起云涌：包括全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格鲁吉亚共和国。1989年的民主改革，为这些共和国中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民族运动公开活动并寻求选民支持提供了机遇。1989年4月，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事件，苏联派兵到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去镇压民族运动，继而引发了一次流血冲突。这导致各地掀起一股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的浪潮，特别是在新的苏联议会和大众媒体中，这种反对尤为强烈。被世人称为“第比利斯综合征”的这次反对浪潮，使得政府很难再次考虑对闹事的共和国作出大规模的军事反应。
1989年期间，几个闹事的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现在又多了个亚美尼亚——胆子越来越大，首次要求自治，接着又要求在苏联之内拥有自己的主权。1989年11月，苏联议会批准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自治，但这并不能让其满足。1990年3月的共和国选举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产生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者，新的立法机构现在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显然，莫斯科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让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继续留在苏联之内。但戈尔巴乔夫引进的民主改革似乎又和这条路线相冲突。苏联宪法也正式保证过，任何共和国都有权脱离联盟。因此，戈尔巴乔夫没有挑战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这样做的权力，虽然他也呼吁它们不要这样做；他说，只要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决定是依据一定程序作出的，就不必诉诸武力。确实，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脱离并不会有损于苏联本身，因为它们只占苏联总人口的，也不拥有什么重要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它们并入苏联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它们是声名狼藉的斯大林与希特勒1939年秘密协定的产物——这样做就更无损于苏联了。
然而，1990年6月，一种全新的因素加入到了民族冲突之中，俄罗斯共和国通过了它自己的主权宣言！俄罗斯总是在苏联体制中占据不应有的地位。俄罗斯人是占压倒性多数的民族。他们构成了苏联总人口的一半，而且往往在苏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