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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际上，权力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总书记是该制度的全权人物，他主持的政治局则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拥有一个全职的执行机构，即所谓的“书记处”，它是政治局的执行助手。在必须选出一名新的总书记时，中央委员会就变得重要了，但通常情况下它是受政治局领导的。党代会不定期举行，也不拥有什么真正的权威，而个别党员的作用只不过是贯彻上层所制定的政策而已。
党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行使权力。它监督政府的工作。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部门直接向党组织报告工作。同时，党也通过它自身的机构，直接制定国家政策，并参与这些政策的实施。例如，党在酝酿经济计划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并且正如上述，其地方干部要协助这些计划的落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广泛地参与外交、国家安全、科学、文化以及其他政策领域里的事务。不过，党的权力最根本上来自于它对政府、非政府和官员选举的控制。
党对重要职位任免权的控制，被称为“任命制”。最高党组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决定谁将在政府、军队、安全部门、大众媒体、贸易联合会、专家组织等组织机构中占据某个高层职位。下级党组织任命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下层职位。在党内，莫斯科的最高层组织控制着下级党组织以及各共和国、各省、各大城市的党的高级职位的任免权力。
政府拥有一个独立于党组织的结构，在名义上也是民主的。苏联宪法规定了一个议会式的民主政府。苏维埃的成员要通过自由投票选举出来。最高苏维埃，这个最高立法机构，任命一个部长会议，作为政府的执行和管理协助部门。部长会议主席扮演着总理或政府首脑的角色。
然而，事实与议会式政府的设想十分不同。苏维埃选举没有竞争。共产党决定苏维埃的提名人选，同时选举部长会议的成员和政府总理。最高苏维埃远不是一个独立的立法机构，倒像是党组织的一个“橡皮图章”，为它早已拟定的决议加盖大印。来自上层的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研究苏联政治的专家们就苏联体制的高层机构内政治权力的准确归属问题展开了争论。一些最显赫的政府官员在政治局里有一个职位，而几乎所有的部长会议成员也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一席之地。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没必要非搞清楚党和政府机构之间到底如何分配决策权不可。毋庸置疑的是，权力集中于这两个高层机构，它们相互渗透。“党—国制度”是它最好不过的名称。
虽然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体制的基本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化，但它的政治权力结构却有所不同。上面对苏联政治制度的描述，指的是斯大林时期政治权力的形式，而其内容在斯大林统治下并不是这样的。从1928年直到他逝世的1953年，斯大林一直以一个全权的独裁者面目进行统治。说这一时期党掌握着权力，其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斯大林主要通过秘密警察而不是党来加以统治。
1929年末，斯大林亲手发动了迫使亿农民参加的集体化运动。这次运动所导致的混乱，引发了一场可怕的饥荒，1932—1933年间，千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1936—1938年，斯大林制造了一系列大清洗和公开政治迫害事件，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均被处以极刑。1935至1939年间，近100万党员被害身亡。即使到了后期的1950年，还有一名政治局成员被判死刑。除了党的高层领导人外，监禁或死刑的处罚还涉及许多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军队首长和文化人物，甚至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被判“阴谋破坏罪”。即使是那些执行这种恐怖政策的秘密警察官员，也不时自陷囹圄。合计起来，斯大林的统治共导致了大约200万人非自然死亡。
其他任何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重大革命，都没有对自身的领导层施以如此大规模的迫害。斯大林统治的典型特征，就是严重背离了早已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主张。斯大林复活了俄国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早期有利于工人、妇女和大多数公民的法律，或被废除，或被弃之如敝屣。平等主义饱受蹂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被决定性地转变为这一观点：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领袖，是一切进步的源头；而在列宁时代，这种对领导人崇拜是完全不存在的。
斯大林基于恐怖之上的独裁统治，结束于他逝世的1953年。几年之后，党的新领导人谢尔盖·赫鲁晓夫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后斯大林时代，苏维埃政治制度呈现出由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以及上述各部门统一领导的局面。它仍然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该制度的政治敌人也曾遭受迫害、流放或监禁的待遇。但它不再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专制政体。在领导层内的争论中，那些未达个人或政治目的的人，从此不再被处死，而是给予降级处分。
什么是苏联体制（1）
苏联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还是某种其他的东西？许多年来，这一问题引发了许多争论，产生了无数的文献。当然，至少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领导层及其拥护者总是声称，这一制度不管如何不完善，总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体现。他们认为，苏联是工人的国家，共产党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负责解释和执行工人阶级的意愿。他们把国家财产看成是人民的财产，把经济计划看成是人民处理经济事务的手段。
这种观点与苏联的现实相冲突。显然，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
苏联体制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它在表面上和资本主义一样，工人从事生产性劳动，他们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样，也挣工资。但是，资本主义的许多典型特征，特别是单个资本所有者之间在市场上竞相出售产品的竞争，在苏联体制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动力，恰恰来自这种竞争，但正如上述，这在苏联体制中只是一个更为消极的因素。虽然苏联体制带来了高速度的资本积累，但这应归功于来自上层的政治命令，而非竞争的压力。
理解苏联体制的最好方式，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混合的制度，它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但也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国家社会主义”一词，也许最能把握其精髓，因为国家的角色和本质，代表了苏联体制最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尽管存在工人阶级在苏联体制中并没有真正支配其经济和政治命运这一事实，但这一制度确实具有某些典型的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和集体）对全部生产资料在实质上的所有，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仅仅凭借财产权就获得收入。在苏联体制中，合法的收入只来自工作。苏联体制是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建立企业非资本家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制度。
通过计划手段调节经济，是该制度中另一个社会主义因素，计划确实带来了某种经济效益，这和社会主义者的期望相符合，它们包括不再有周期性的衰退或萧条，经济增长十分迅猛（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详加探究）。由于企业之间不再有竞争，在诸如技术信息共享和管理方法共享之类的合作方面，其范围之广泛，是资本主义制度望尘莫及的。是经济计划，而不是对利润的追求，推动着生产。虽然是上级政治机关的需要决定着计划的内容，但它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为使用而生产”的形式，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形式。
由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充分就业，是该制度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自30年代早期之后，苏联实际上就不再有大量的失业了。相反，却全面出现了典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在苏联体制中，不仅找工作很容易，而且一旦工作，就会有高度的保障。工人很少被解雇或开除。这不仅意味着工人有很高的个人收入保障，而且意味着一旦斯大林恐怖时代结束，工人对工作就会享有极高的非正式选择权。在名义上，企业管理者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在实际上，由于劳动力短缺，历来就几乎没有解雇过工人，因此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工人的要求。这导致了比资本主义企业里更小的工作强度，上级经济计划者经常抱怨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去迫使工人更卖力地工作。
提供给大众的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这是苏联体制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它们包括免费教育（直到给予有资格的人们以高等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租金极低的住房、便宜的休闲度假、免费医疗、稳定的养老金等。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例如在瑞典和挪威，当权的各个社会民主党，虽然并未触动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但也已制定了同样的给予劳动者公共福利的施政纲领。然而，在这些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中，资本家所资助的保守政党由于受到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不断要求解除或压缩社会福利。在苏联体制中，并不存在这种挑战社会福利的呼声，拟定的纲领也不会遭到削减，而这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却是周期性的遭遇。
虽然我们不应该根据一种社会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纯粹的形式来评判它的本质，但苏联体制的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苏维埃国家被认为是工人的国家，因此各级苏维埃都有一些不可小视的工人（和农民）代表——这一结果也有利于党对它所代表的阶级加以控制。虽然苏维埃并不握有实权，但这毕竟给工人带来了一定的地位和尊严——这一结果，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曾激起了某些知识分子的怨愤。
为了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保持一致，金钱收入的分配在苏联体制中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显得更加平等，至少在斯大林时期之后是如此。一种叫做“十分位率”的全国通用的评估收入不平等的标准，把最富有家庭（约10％）的总收入，与最贫穷的家庭的总收入加以比较，从而测算出收入差距。一项由西方一流专家开展的调查显示，苏联1967年的十分位率是。这意味着最高收入家庭所得是最低收入家庭所得的倍。相比之下，美国和法国的十分位率却都是，达到苏联的三倍半之多。考虑到苏联体制中没有财产收入，这一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惊奇。然而，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金钱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并不能反映高级官员享受特殊津贴所造成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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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的非社会主义特征（1）
与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相伴随并交织在一起的，同样还有一些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一些是中世纪封建的残余，另一些则类似于资本主义。
苏联体制最明显的非社会主义特征，是少数党—国精英垄断政治权力。斯大林时代采取的是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统治形式，其对全知全能领导人的崇拜，和中世纪的君主政体如出一辙。斯大林之后，政治制度演变为一种更为现代的寡头政治。即使是后斯大林时代这种更温和的政治制度，也是专制的，它无视苏联人民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苏联人民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更谈不上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了。
党—国精英们试图全方位控制大众生活的所有细节，甚至地方社团也包括在内。苏联公民无法摆脱昔日封建农奴对其庄园主的依赖关系，甚至连迁移的自由都没有。20世纪30年代早期由强制集体化所引起的社会###，其后果就是死板的户籍制度把所有的公民都束缚在特定的城镇里。未经官方许可的外迁是被禁止的。
就像政治权力是非民主的、高度集中的一样，经济权力也是如此，即使政治制度真的民主，公民可以自由投票选举政府官员，如果经济结构没有变化，它也会与工人经济生活自主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冲突。经济决策权被划分为许多级别。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由中央做出，然后层层传达给下级。在该体制中，部级以下，从企业负责人到普通工人，其基本的经济角色就是执行上级命令。1917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提出的管理其工厂的要求，一度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响应，也一度成为革命的重要方面。可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这种观念却烟消云散了，苏联企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即个人全权管理制度，却是直接从该时代的资本主义管理手册里抄袭过来的。
不过，苏联工厂里的内部关系在形式上并非全部是资本主义的。由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长期稳定的工作和工人的非正式权利，促成了一种家长式的管理作风。在大型的苏联企业里，职工的队伍稳定、岗位稳定，也不能随意迁往其他地方；企业为职工们提供了食堂，为他们的子弟提供了幼儿园，为其休假提供了闲居地，甚至还分发特殊消费品，所有这些，都和家长式的封 28 来自上层的革命 建庄园毫无二致。苏联企业的负责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其企业和职工的代表和保护人——在企业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私有化之后，这一模式导致对人们期待的资本主义企业行为标准的偏离。
苏联精英们所享有的物质特权是与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相对立的。前面所说的相对平均的金钱收入分配，并不包括精英成员们所拥有的获得消费品的特殊门路。有一些特殊商店只对精英开放，它们提供包括西方进口商品在内的优质产品。甚至还有一些特殊工厂，专门为精英们生产优质商品。特殊的建筑企业，则为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