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谈到他，人们总是会津津乐道于他皈依基督教的起因，以及他命令整个部队的士兵都念圣经，唱圣歌，按照牧师们的训导祈祷。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些做法的确引人注目，也令人好奇。“冯的优点”——以这个小标题，《时代》为我们描述的便是一位在军阀群体中鹤立鸡群的人：
要一一列举出所有指责基督徒冯的污点的说###显得可笑。这位最强者也会因他的诸多优点而令人难忘。
1880年（有误，应是1882年——引者注）；他出生于安徽省，家境贫穷，因黄河这条“中国的忧患之河”年复一年发生水灾，他从小就频遭饥荒。
18岁时，冯在当时的清军中当兵，拳乱（1899…1902）之后，他很快升至军官。他患溃疡而受其折磨，两位中医告诉他是“不良生活所致”，想收他的医疗费，此事对他刺激和伤害甚大。这位年轻军官很清楚自己的品行，拒绝了中医的治疗，转而去北京教会医院求医并痊愈。为他治疗的基督教医生说的一番话，令他终生难忘：“你不必付钱。我只要你记住，是上帝爱你，派我来为你治病的。”
1913年，冯少校由一名卫理会牧师主持洗礼，此后，他又让自己的500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1915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加尔默罗山祈雨而做的祈祷。
冯将军信奉上帝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是在他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统治者后，数年之间他满怀热情地反对鸦片、嫖娼、酗酒、吸烟。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还自己编写军歌，题为《士兵之精神》。有几个日本小偷被卫队抓住后，冯将军命令当地一名日本领事道歉，他对日本领事咆哮道：“我没见过一个好的日本人！难道你们都是坏人？日本人难道没有一点儿羞耻？”这位将军又以相当温柔亲切的感情这样写下他的敬佩：“伟大的林肯总统，解放了美国奴隶。”
中华民国此时变得越来越戏剧性。总统由诸如吴佩孚之类的军阀提名，不断更换。在此期间，这位基督将军则一直在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如今，这支军队的实力强大无比，它不靠抢劫生存，这本是其他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冯元帅会处以死刑。军队不再是强盗，为何不能成为能工巧匠？基督将军的答案是，教会每一个士兵一些有用的技能。学纺织、木匠、鞋匠，且价格“合理”。结果，在中国连年内战的长时间里，冯玉祥的士兵一直最忙碌，也最受欢迎。整洁，军纪严明，乌合之众变成了纪律严明、整洁的军队。（《时代》，1928年7月2日）
封面中国 第四章（9）
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曾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一起去采访过冯玉祥，他讲述过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自我介绍一番后，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6英尺，肩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这位记者听了这话后，吓得几天睡不着觉。（《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0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另外一位在20年代多次采访过冯玉祥的外国记者。她第一次见到冯玉祥是在1925年冬天。在大雪纷飞的冬日，斯特朗乘坐火车，在寒冷中往北京西北方向走了两天，抵达位于内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说她是慕名而来，见到的是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两年后，斯特朗1927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并随武汉政府代表团前往郑州，她又见到了冯玉祥：
冯玉祥本人在我们到达之后才来郑州，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他出于对自己应有的威望的考虑。这后一种做法外国人难以理解。这样，他在车站受到了赴会的所有显赫人物的欢迎，而他们自己则只受到冯玉祥部下的欢迎。他故作俭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我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玉祥在郑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火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冯玉祥的俭朴，是故作的姿态，但比单纯的姿态更具深意：这是个有用的军事策略。他在郑州执行这样一条纪律：禁止举行任何每盘菜价值一元以上的宴会。这样就防止了中国官员通常在宴会上浪费时间和钱财的现象。用俭朴的名声来节省开支总比被说成吝啬要好听些。（《千千万万中国人》，第72页）
冯玉祥也回忆过自己抵达郑州的情景：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我的生活》，第557页）
或真，或假，“基督将军”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吸引着世人目光。
斯特朗说，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由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然而，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冯玉祥转瞬之间的突变，令人诧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有过一次突变。身为直系主将之一的冯玉祥，反戈一击，转而与奉系联手，出奇兵攻占北京。先把曹锟软禁，复从背后进攻直系主帅吴佩孚，这被看作是冯玉祥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突变。而现在，1927年，一周之内，在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冯玉祥的态度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再次令世人瞠目结舌。
于是，在讲述冯玉祥的“优点”的同时，《时代》还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小标题，用更多的笔墨报道冯玉祥“叛变”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种种议论：
尽管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记者、历史记载都把冯描述为“叛徒”，但直到上周，基督元帅的朋友一直对这一说法感到气愤。传教士们有充分理由得出与记者们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山东齐鲁大学的迈纳（Miner）小姐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她上周写道：“人们指责冯元帅‘抛弃’或‘背叛’高官、盟友等与之相关的事件，我对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冯因他的‘背叛’不得人心，但与那些没有远见和勇气这样做的人相比，他并不丢脸。”
如此富有逻辑和奥妙哲理的看法无人能反驳。具有眼光背叛上司并将之打败，令其脸面尽失，这样的人不会获得普遍敬重，冯玉祥自然难逃此命。
封面中国 第四章（10）
具体来说，1924年10月，冯玉祥是坐镇北京的“儒将”吴佩孚元帅手下的一位将军。大军阀张作霖从满洲前来与吴交战。基督将军受到其上司吴佩孚的绝对信任，吴开赴前线与张交战，冯则指挥吴的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队。接着发生的事情，由华盛顿大学的高恩（Herbert H。 Gowan）教授如实地记录下来：“（当冯率军）离开北京时，请他的美国牧师、时任北京青年会干事长的盖利（Robert Gailey）为之祈祷，希望尽快打败张……10月22日，发生了吴的‘基督将军’的背叛事件，他放弃他驻守的热河要道，回到北京，强迫曹总统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并从后面攻打吴。”（《时代》，1928年7月2日）
冯玉祥与苏联时而密切、时而疏远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话题，《时代》报道认为他并不是真正依靠苏联的人：
指责冯玉祥是“赤色分子”或者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很可笑。私人财产、上帝和三位一体的神圣性是他的牢固基石，他如一个古铜色的大人物挺立其上。不过，苏联政府发现，资助冯玉祥是有必要的。他在1926年访问莫斯科。1927年，在得到驻华使团的允许下，苏联驻北京的使馆被冲击，从中发现了一批文件，证明他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了27350545发子弹、27970支步枪、10000颗手榴弹、11436发炮弹、640颗化学弹、3架飞机——冯的朋友说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国民党政府也曾得到过苏维埃俄国的财政援助，但该政权目前的现任领导人已与莫斯科决裂；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及这位最强者，一起开始与列强建立一种似乎很纯粹的友好关系
——因为在中国，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时代》，1928年7月2日）
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故事。新的历史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掀开了。人们自然对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有了新的观察和新的期待。只是，期待的同时，仍有人根据他以往的举动而怀疑他的真诚，甚至认为他还会改变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下面这段话，的确耐人寻味：
“但是，”冯的敌人特别强调地说——他的敌人有很多，白人、黄种人都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冯过去早就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占领过这些城市……冯是个叛徒，一个犹大！不错，传教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中国军阀。但是，还是注意盯住他吧！他从莫斯科得到军火，有2700万发子弹。他也会抛弃国民党，把北京变成自己的。”
上周，这位最强者似乎高兴地去掉了自己身上背着的“叛徒”这一烙印。有报道称，他完全与新政权融为一体了。并称，他和国民党的总司令蒋介石有可能短期访问北京，在那里参加庆典活动，庆祝整个中国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得到了统一。（《时代》，1928年7月2日）
某些人的质疑和担忧，不到一年果然成了现实。1929年5月；冯玉祥宣布反蒋，“叛变”了与之曾有“金兰之交”的蒋介石；10月10日，蒋、冯战争爆发；1930年4月，冯玉祥在失败后再度与阎锡山联手，中原大战由此开始。过去的传言，再次成为现实的故事。
五/盟友间，起承转合
昔日盟友，转眼间剑拔弩张。硝烟弥漫中，阎锡山成了1930年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另一位主角。
1930年5月19日，《时代》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20天前的4月29日，阎锡山、冯玉祥分别向晋军和西北军下达了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军队开始总攻击的命令。1928年坐在一起的三巨头——蒋、冯、阎，在经过两年的讨价还价、不和、摩擦之后，终于爆发了中原大战。据史书称，此次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投入兵力110多万，战争波及20余省，死伤官兵30余万。
《时代》报道了当时战况：
大规模但又不猛烈的战斗，上周在北平与南京两个对立的首都之间的居中地带的东西向前线展开。这一战线基本在陇海铁路沿线。
阎元帅从他的前线指挥部致电北平，称他的部队大获全胜，歼灭敌军10000人，俘虏15000人，并迅速向南京推进——一种鼓舞士气的夸张。
封面中国 第四章（11）
蒋反驳阎的吹牛，宣布他的飞机完全摧毁了敌军，但也承认敌军的机关枪火力颇有威胁。（《时代》，1930年5月19日）
有意思的是，这一期的《时代》以《重新开战》为题报道这场大战时，没有分析引发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原因，而是以美国北方的佛蒙特人和南方的弗吉尼亚人相互的区别来比喻中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从彼此不同的性格来描述和解释战争的起因。这一视角虽然别致，活泼的笔调也使报道别具一格，但总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和肤浅，似乎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仅仅是因为南北双方彼此性格的差异而发生的：
佛蒙特人和弗吉尼亚人彼此不会友好。在中国，高个子、魁梧、慢条斯理但却固执的北方人，看不起矮个子、瘦小而精明的南方人，反过来，南方人也看不起他们。上周，中国又一场大规模内战在南北之间爆发。从1911年的革命推翻皇帝以来，类似规模的大战以不同形式一直没有停止过。观察家注意到，此次大战是在南北双方四位最有名的人所领导的力量之间进行……（《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里所说的南北双方的四位强人分别是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南方的蒋介石、宋子文。为了证实所谓南、北性格之别与此次大战的关系，《时代》特地把出生于山西的阎锡山和出生于浙江的蒋介石的经历进行了比较：
阎和蒋两人都在日本学习军事。他们两人都是东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两人均出自殷实家庭。两人都在1911年革命期间开始政治生涯。两个人都是好人。阎是一个中国的佛蒙特人，蒋则是一个中国的弗吉尼亚人。（《时代》，1930年5月19日）
开始，我对把宋子文列在与三巨头平起平坐的位置感到奇怪，读完整个报道方知其中别有见地之处。《时代》认为，在蒋介石与北方冯、阎的较量中，身为财政部长和银行家的宋子文，能否从日本等国得到大量贷款，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29年4月结束的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中，蒋介石便是以权、钱收买对方重要将领，使之阵脚大乱、落荒而去。这一次大战，在《时代》看来，金钱依然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的战争以三种形式进行：1。大量金钱贿赂，实际上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公告、宣言，任何一方的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用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既定的习惯。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让它们发挥必要作用。
……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时代》，1930年5月19日）
中原大战的起因、过程，这里不必详加叙述了。我颇感兴趣的倒是冯玉祥、阎锡山两人在酝酿、策划和发起中原大战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