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广东方面首先做出了友善举动，9月20日立即停止了入湘军事行动。蒋介石也予以回报，派代表赴香港与粤方接洽。
《时代》随即以《中国联合？》为题报道了中国的这一最新动向：
如过去每当遇到日本威胁时做出的反应一样，中国脆弱、派别林立的政府上周试图联合起来。在今年春天，广州政府还在谩骂“南京徒有其表”，而南京政府则攻击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是布尔什维克赤色分子。双方的指责至少各有一半真实，但在上周，广州和南京双方发现有可能互派代表和解，并秘密签订1项协定。
最大的传言是陈先生有可能出任计划成立的联合体的外交部长，他曾长期呆在莫斯科，这就有可能使中国的政策带有更明显的左翼色彩。（《时代》，1931年10月12日）
对立的双方达成了和解。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被软禁的胡汉民。《时代》很快做了如下报道：
主席上周释放了前南京立法院院长胡汉民，3月时他被怀疑对主席不忠而被关押。在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中，胡汉民与蒋主席相互拥抱，然后立即开始说服他的广东政府的朋友加入南京政府。还有1个对中国的好消息，广东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签署成立了1个爱国的联合体，他曾被怀疑倾向赤色阵营。陈先生宣布支持蒋主席：
“中国的反日抵制运动的结束，取决于日本自身，取决于他们坦率、真诚地确认满洲是中国真正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政策，随后中国才会考虑日本所要求的权利和利益。”（《时代》，1931年10月26日）
然而，外人未必清楚中国政治幕后的复杂性。实际上，表面的联合暂时还不能意味着蒋介石地位的加强。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早就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权力，以改变被动局面。12月15日，蒋介石无奈中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同一天，张学良也获准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分裂多时的南京、广州、上海各派别，在国难降临之际终于坐到了一起。但蒋介石却在出席开幕式之后，当天下午偕宋美龄悄然离去，飞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乡奉化开始新的下野之旅。
封面中国 第六章（2）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的时间比第一次要短，为期不到2个月。与第一次下野时相比，此时的他，势力与地位更加难以撼动。几年的纵横捭阖，他早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降服，东北的张学良与他结为金兰之交，中央军的指挥权更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接替他出任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孙科、汪精卫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学良也对他们非常冷淡。结果，锦州很快失守，东北军全部撤进关内，东三省遂悉数沦陷。到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别大概才意识到，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撼动。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虽名义上权力有所分散，但至关重要的军权依旧掌握在他手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国土被侵吞、被分割，自身却在分裂、在内战，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正是这种残酷的现实。复出的蒋介石，将如何应对一切？中国将会走向何处？
1年多之后，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第三次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
封面选用的是一张照片。蒋介石身着戎装，骑一匹战马，右手行军礼，看上去颇有几分威风，似是在检阅军队时拍摄。
《时代》以少有的欣赏口吻，描述这个封面人物：
中国上周炸开了锅。不过，中国面积相当大。发生激战、抢劫、骚乱、惨剧的中心地带，常常各自相距百里、千里。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坚定地骑着一匹矮胖健壮的中国马，看着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就是蒋介石委员长。
这位曾经征服过中国的人，目前正面临着蔓延于从广州到北平之间的一场广泛的内战，尽管六个主要叛乱地区并非让人过于惊恐。如果中国要想真正全都平静下来，那么委员长就要在60个地区而不是6个地区里马不停蹄地奔跑了。因为，中国几乎到处都有“造反”的将军。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生活虽艰辛却安全。狡猾的蒋委员长聪明地选择不对付那些对中央政府权力不形成威胁的地区叛乱（他曾说，其中绝大多数叛乱的规模还抵不上芝加哥黑帮的火并）。（《时代》，1933年12月11日）
从《时代》的叙述也可以看出，骑在马上的这个人的威风只是表面的。因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而陷入困境的中国，依然风雨晦暝，在苦难中挣扎。对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蒋介石来说，环绕四周令他头疼的不仅仅是日本对东北的侵吞和“满洲国”的成立，还有他几年来一直难以剿灭的共产党红色武装。1933年11月，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又在福建掀起浪潮，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交相呼应，这更令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雪上加霜。
那么，这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对他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二/走进中国的外国人
距蒋介石复出不到4个月，《时代》的创办者、主编卢斯于1932年5月开始了重返中国的行程。这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912年14岁时离开中国，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回来寻访诞生地。34岁的卢斯急切地要亲眼看看阔别了的中国。
20年来，无论世界、中国，还是卢斯本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14—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红色的共产党苏联政权崛起，从此，在“输出革命”的口号和世界革命的理想激励下，支持或反对这一红色政权的态度，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冲突必不可少的背景，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战后，美国也超过传统大国英国、法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国，这是卢斯所梦想的“美国世纪”的开始，他所做的一切都在编织着这一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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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3）
中国则经历了从清王朝崩溃向中华民国的过渡，一个个民国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在内乱不已的硝烟中一一走过。封建制度虽然被推翻，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依然遥遥无期，日本对东北的侵吞，更加重了危机。
卢斯个人的变化同样令人惊奇。1923年他创办的《时代》获得巨大成功，不到10年，已一跃而成为发行量达数十万册、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影响显著的新闻周刊，甚至达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2年5月7日，卢斯与内兄塞夫林豪斯一起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他们高兴地碰到了两位旅伴。一位是司徒雷登，他曾是卢斯的父亲在山东传教的同行，现为燕京大学校长；另一位是考古家、自然学家安德鲁斯，他以对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的六次探险而闻名，1923年曾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卢斯在甲板上散步，他与安德鲁斯、司徒雷登谈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国和亚洲。塞夫林豪斯在日记中这样记录说：“司徒雷登、卢斯和我每次吃饭都是最后离开餐厅。我们一起交谈（关于中国），似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到北平后，卢斯曾有机会与胡适等中国学者聚餐，塞夫林豪斯写道：“卢斯如通常一样，不停地向这些学者提出问题，如共和的进步、国际关系等。”“他总是谈话的中心。我很吃惊他熟知如此之多领域的事情。”
在这次重返中国的行程中，卢斯随身带着一些书和资料，都与中国和日本有关。他最大的兴趣是蒋介石，以及与之有关的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作者写道：
从一开始，宋氏家族的故事就令卢斯为之兴奋并可能吸引他的一生。查理宋从美国回到中国，作为向同胞传播美以美教的传教士，他又像一个商人一样创造了财富，并资助他的四个孩子，创造了极为惊人的奇迹。这四个人都与孙的继承人、努力统一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有着政治或家族的关联。当蒋与苏维埃俄国打得火热时，《时代》对他冷淡，只将之视为另一个军阀而已。但1927年是他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抛弃结发之妻，转而与美以美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态度改变，开始充分认识他，蒋的肖像上了封面。报道称，他正在读《圣经》，他欢迎基督教传教士到家中做客。1931年，他皈依美以美教，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在中国发展。《时代》再度给予他以荣耀。在此之前的10月，蒋和夫人一起出现在封面上，并以同情的态度报道他所面临的共产党和日本人双重威胁。卢斯现在希望能更直接地认识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此次来到中国，卢斯没有见到蒋介石，但宋子文特地乘飞机从南京到上海与之见面。卢斯很高兴能与宋子文见面，他在备忘录中记录说：“他拒绝见任何人——除了《时代》和《财富》的主编，这两种杂志他都订购。”卢斯的传记作者也写道：“这位高个子的银行家、蒋的财政部长，非常注意建立公共联系。宋正在欢迎一个重要的伙伴，一个他可能希望不需要巴结的人。”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发展将证明，宋子文这一次重视卢斯的来访，与之结识并成为朋友，无疑是他的聪明之处。正是在卢斯的积极参与下，美国民间援助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卢斯会见宋子文之后，从上海沿长江而上，然后从汉口前往北平。在前往北平的火车上，卢斯意外地遇到一位共产党人：
他们前去北平。“火车时速从未超过25英里。夜幕降临后，我们穿行在山峦之间，这是土匪猖獗的地区，但并无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第二天，一位旅客是有教养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去过莫斯科一段时间，会讲英语。很自然地，他和卢斯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紧张但又礼貌的争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讨论进行时，我完全被忽略了。”塞夫林豪斯有趣地写到。（《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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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4）
这位与卢斯同车旅行并敢于公开其背景与经历的共产党人到底是谁，暂时无法考证。但这样的交谈，与行走中国的目击景象交织一起，加深着卢斯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日本在入侵；共产党在中国顽强地存在着，国民党正对红色苏区进行围剿。
几乎与卢斯同时，另一个美国人也在1932年启程前来中国，他是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在以后12年里，他将先后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英国《新闻纪事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远东的特派记者。他回忆初到东方的见闻：
我第一次到远东是在1932年。那时中国国民党军队正在同共产党军队交战，而日本则正不动干戈地完成他们对“满洲”的征服。他们的军队占领着上海外国管辖区以外的港区。……
我到了东京。
当时日本的陆军部次官，后来是战时内阁总理之一的小矶将军，在招待我的宴会上为日本的行为辩护，其论点之一便是中国的不统一。
他说：“自称是国民革命者的人动员成千上万人互相残杀，政府利用大量的外国装备来武装它的陆军和空军，与人民为敌，这样的国家不配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只有少数孤立的匪徒在“满洲”抵抗日本帝国的军队，这个事实比你们新闻记者和国联代表所能得到的调查，更好地证明日本并未对一个独立国家采取侵略行动，而是一个善邻，对“满洲”受到暴政的3000万不幸的中国人尽它神圣义务，重建秩序。”（《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1页）
从东京来到上海后，斯坦颇感意外地发现，有的外国商人从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角度出发，对日本入侵东北的行为持赞同态度，他们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分裂：
几家洋行里的中国通对事态的发展绝对乐观。当我告诉他们我对旅途所见所闻的反应时，其中一个对我说：“你不懂中国人。”我们正站在“上海俱乐部”著名的“世界最长的酒吧”旁，这对表达我对中国局势的意见来说，不是个合适的地方。
“你不知道，这正是需要有人打击一下那些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时刻。不论是‘白党’或‘赤党’，他们都需要吃这样的苦头。自从1924年起，他们确实得势了。他们觉得他们有力量，骄横起来。你知道，反帝国主义者要自己管理一切，如我们上海的公共租界。他们还要管理我们办得很好的海关和盐务署。在他们分裂为两个阵营之前，他们真的强大了。”
“强横得怕人。”他叹了一口气补充说。（《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3页）
70多年后，在读这些外国商人的幸灾乐祸时，不由得感叹当年中国的分裂和危机，有难以言说的悲凉。
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的亚洲学专家生活在北平，所见所闻也令他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几年后，他将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来到中国，出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到1934年前后他在北平的观感：
像那时生活在北平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平认识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