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能做主，亨利·溥仪会希望举办一个简单而舒适的仪式来宣布登基为“满洲帝国”皇帝，就像上周比利时新国王宣誓登基时的仪式一样。但是，日本10年前在中国抛弃他不付分文时就选择了他，当然需要他成为一个象征，向世界表明“满洲国”是独立的，是这个眼睛深凹的人，在豪华的皇宫里吸引了满洲农民的目光。（《时代》，1934年3月5日）
难得的细节描述。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早在政治漩涡中失去了自我。他有自己的梦想，却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正常人的乐趣。第三次称帝之后，这个在北方寒冷中摇曳的身影，蒙上了更为强烈的悲凉。
11年后，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溥仪在沈阳机场出逃时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他的皇帝梦彻底破灭。再过一些年，在经历过战犯改造之后，他成了公民——一个享受着优厚特殊待遇的公民。“从皇帝到公民”——一时间他成为了一种政治象征、历史象征，经常在重要的外交场合出现。
1956年6月，当时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又一次来到长春——昔日“大满洲帝国”的首都新京。他在日记中记录此时的心情：
6月9日早晨从哈尔滨出发，下午3时许到了长春。当我们这列火车一开进长春站，我的心又陡然沉重了起来，好像被缚上一个大铅坨子一个样。等到下了火车，走出了长春车站，亲眼看到了长春市民时，我的那颗心就愈发沉重得几乎要把心弦都坠断了一样，就和我在哈尔滨乍一进入东北烈士纪念馆时的心情一般无二，简直使我不敢抬头去看一切人们的脸。本来嘛，自从1932年在这里当上“伪执政”，一直到1945年敌伪一齐完蛋为止，我都是盘踞在长春的。可以说那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寸土地，都和我的肮脏罪行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凡日寇所犯的罪行，都是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我到了长春，心里怀着鬼胎，就如同盗窃的人，一旦被人给领到被偷人家中去一个样，这时心中的惊慌、羞愧、恐惧和难过等心情，都交织在一起。（《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第79—80页）
溥仪去世于1967年，正是“文革”大动荡之时。过去关照过他的要人们，已自顾不暇，无法顾及他了。据最后为他治疗的张崇信医生的回忆，溥仪最后一次因肾病发作，住进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同病房还另有一位西藏活佛：
溥仪住院期间，没有亲朋好友来探望，只有李淑贤经常来照料他。溥仪的视力很差，戴着厚镜片眼镜看东西还很吃力，经常可见李淑贤读一些可能是书信一类的东西给他听。他的记忆力更糟糕，多次发生上厕所忘了带手纸，不拿饭碗就去盛菜之类的事。
后来，溥仪的病情恶化，小便也发生困难。有一次，溥仪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李淑贤在一旁抽泣，活佛则照旧坐在床上无动于衷。在这种气氛中，我给溥仪导了尿。排空尿液后，溥仪轻松一些了，频频向我点头致意，李淑贤也连声道谢。我心中很不是滋味，知道溥仪在世的日子不长了；而护士出身的李淑贤也不会不清楚这一点。
过了不多日子，李淑贤慌慌张张地跑到值班室来说：“他不行了！”医生们赶到他跟前，作了轮番抢救，直到无可奈何地把白单子盖在他的头上。此刻，除了李淑贤之外，没有一个亲友在他身边。（《爱新觉罗·溥仪日记》附录，第719页）
封面中国 第六章（12）
生于末世，死于###。曾经三度登基、半生沉迷于皇帝梦的溥仪，在凄凉中离开了人世。他走到了终点。他彻底解脱了。
五/历史真相在何处？
欲要历史真相显现出来，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又一个客观、执著而认真的人，潜心于往事，将纷繁紊乱的史实归纳、梳理，从而相对准确、全面地描述历史。美国学者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便是这样的人，他所撰写的日本裕仁天皇的传记《裕仁和现代日本的形成》（中译本改名为《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以下简称《真相》），厚重、扎实、客观，把历史的隐秘一层一层地剥落出来。
参照《真相》一书，再看《时代》当年的相关报道，更加证明当年日本在占领东北，策划建立“满洲国”时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在蒙骗世界。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日本立即向国联承诺撤军。与此同时，他们马上实施在东北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的计划，也就是成立所谓“满洲国”。东北军被赶出沈阳后，退守锦州，准备在那里抵御日军进一步的进攻。但日方认定，张学良不可能获胜，不可能回到沈阳。因此，他们声称：“既然南京的中国政府不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就必然要与一个新的即将成立的‘满洲当局’进行谈判。”而这个所谓“满洲当局”的领导人，他们早已确定，他就是溥仪。
占领沈阳之后，进攻锦州是日本的下一个目标。此间，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锦州，成了轰动世界的又一大新闻，但日本方面却否认轰炸机进行轰炸的真相：
明显出于外交原因，上周日本政府坚称他们不是与中国进行战争，但是，在“满洲”——中国的一部分——战争行动正在继续。
日本飞机在京沈铁路上的大虎山轰炸了3列运载中国士兵的火车。
在东京，军事长官南将军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轰炸机”，解释说是“侦察机”上飞行员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3英尺长的空弹壳”，它们不可能爆炸。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继续做技术性的解释，说是日本“已从满洲撤走了所有战斗机”。
在轰炸了被撤职的“满洲”中国长官张学良设在锦州的军事指挥部之后，日本飞机低飞盘旋，撒下解释性传单。文称：“日本皇军一直努力为民众赢得基于正义准则的权利，将清除支持张学良的力量，以及他所任命的锦州政府。皇军正采取果断手段摧毁他的老巢。”（《时代》，1931年10月19日）
“清除张学良的影响”的方式，就是掩盖真相；掩盖的同时，紧锣密鼓进行的就是肢解中国。《分离运动》——这是《时代》报道这一动态的题目：
已向国联承诺从“满洲”撤军的日本，上周撤离了部分士兵，但被激怒的中国人并没有平息。
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军，抖动他的白胡子，宣称日本军队对沈阳的“军事占领”已经结束。他解释说，他的士兵留下来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
中国人指出，日本士兵还“保护”着“满洲”在沈阳的金库。存放着“满洲”几个最大银行财产的５０个金库，目前由日本人控制和守卫。曼哈顿的国家城市银行沈阳分行有大量银币存放于中国银行的金库中，需要在上周同时运走，分行经理请求日本管理当局允许沈阳的银行开门，但没有被理睬。
与此同时，在沈阳的中国省政府的官员惊恐万分，已经逃逸。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声很臭的组织，中国人称为“人民维持会”，他们似在策划宣布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其他的分离运动也被披露出来（由日本报纸），包括哈尔滨、吉林。是日本的战争大臣南将军秘密指挥了日本占领满洲的行动。（见《时代》，9月28日）上周，他出现在日本内阁面前，小而坚硬的手中挥着一摞电报。据南将军称，哈尔滨的中国公民已热情赞同“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为这一目的，他们已在张景惠将军的领导下汇集起来。（《时代》，1931年10月12日）
封面中国 第六章（13）
日本从一开始就否认裕仁天皇和日本内阁与轰炸锦州军事行动的直接关系，但世界媒体对此表示怀疑：
在东京，日本的官员们继续声称，天皇、内阁和军事大臣南没有下达射击和轰炸的命令，本庄繁将军和他的日本军队在满洲继续进行的行动，“由他们负责”。
这一托词让历来与日本关系友好的伦敦《泰晤士报》也感到不可信。“如果承认在沈阳的日本军队是自行其是，那么，难道他们还将继续自行其是，不管东京的有效监督，直到中国人投降或者大爆发？”（《时代》，1931年10月19日）
几十年后，比克斯在《真相》一书中则证实了裕仁天皇与轰炸的关系。他写道：
一个星期后，天皇再次默认了他的军官们进一步扩大行动。他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沿线的锦州的空袭，因为这是“中国主权在满洲的最后的残余”。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奈良在他的10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道：
“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次长说将向参谋总长汇报，建议总长近期参见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励鼓舞，二宫马上下令起草报告，论证轰炸锦州的必要性。参谋本部作战课也明确注意到其后天皇说到轰炸属“当时形势下的当然之举”。（《真相》，第168页）
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傀儡——“伪满洲国”政权，裕仁天皇也完全知情。1931年11月6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向天皇报告说：“外务省已经决定放弃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转向支持……傀儡政权。”无疑，正是在天皇、军界、外务省共同合作下，“满洲国”在东北酝酿成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负责处理外交纠纷的日本外相币原，一时间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他的表态，关注他的处理紧急事务的方式、风格，乃至待人接物和家世传承，寄希望于中日冲突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因此，《时代》在1931年10月12日出版的这一期刊物，封面人物不是陆军大臣南将军，也不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而是币原外相。
有意思的是，《时代》在报道日本策划的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立“满洲国”的行动时，将之与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当年鼓动巴拿马独立，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一事进行比较，并预测币原是否会是“日本的罗斯福”：
“日本的罗斯福”在中国本土，上周从满洲传来的分离消息被认为是日本制造的一连串谣言。被本庄繁将军赶出沈阳的张学良元帅，正在疗养但仍在发烧，他在北平的医院病房里宣称：“中国永远不会承认明显是由日本扶植成立的满洲分离政权。”
在南京、广州、上海，义愤填膺的中国人，把满洲与巴拿马联系起来。他们说，当特奥多·罗斯福总统需要哥伦比亚的一部分领土。以开通巴拿马地峡时，就发起了一场分离运动。结果，巴拿马被分离出来。罗斯福总统立即承认其为一个新的、有主权的国家。巴拿马也立即同意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如果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谁又能阻止它随后和日本合并呢？中国的爱国者忧心忡忡，关注着日本的罗斯福。他会不会是日本著名的币原外相呢？（《时代》，1931年10月19日）
把币原称为“日本的罗斯福”，还在于《时代》认为他与西奥多·罗斯福有相像之处：“矮小、敦实、果断。厚厚的镜片后面，闪烁着锐利目光。他长着大胡子，喜欢大笑，与罗斯福颇为相像……”
按照当年的报道，币原以及外务省属于日本内阁里的“鸽派”。《时代》报道说，“币原以主张和平而著称”，曾顶着军方压力，于1928年8月27日促成日本成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的签约国。该条约即《凯洛格—白里安条约》，要点是条约签署国声明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承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所有争端，在日本被称为“不战条约”。可是，条约的签订并没有阻止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步伐。于是，“主张和平”的币原，“九·一八事变”后的职责之一是向全世界掩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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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14）
作为外相，币原尽力在掩盖战争大臣南将军在满洲的“分离运动”中的责任。他向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媒体提供一份声明，他说：“日本政府已经禁止所有公民支持分离运动，可以确信无任何日本人参与此类活动。”观察家注意到，日本的币原竭尽全力进行外交努力，运用各种手段来营造出一种庄严气氛，这样，不管在“满洲”的军事局势发生什么变化，日本都能够充分从中获利。（《时代》，1931年10月19日）
精明的、喜欢大笑的、声称内阁和天皇对关东军的行动事先毫不知情的币原，曾经一度使国联中各西方列强的外交家们感到可亲而可信，从而对中国外交家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但《真相》一书却为我们揭示了真实的币原：
（1931年）9月15日，外务大臣币原收到一封来自奉天总领事的绝密电报，告诉他关东军将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犯行动。之后几天的报告使币原全面掌握了关东军的阴谋。然而，从满洲事变发生到后来的几个月中，币原作为关东军的头号辩护人向西方声称，受到损害的日本只是在行使自卫权以维护协约的尊严。（《真相》，第155页）
（1931年）11月23日，币原向纽约美联社发送了歪曲事实的声明，不但将挑起“满洲事变”的责任，就连占领“北满洲”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责任也干脆推到了中国头上。他宣称，“日本军并非铁路周边的装饰品”，“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真相》，第170页）
作为外相，币原发挥着个人影响，在世人面前掩盖真相，为日本军队辩护。可是，尽管如此，他依然受到军方攻击。1931年12月11日，币原及他所在的内阁辞职，由犬养毅接任首相兼外务大臣。
币原走了，日本分离东北的行动仍在继续。1932年2月“满洲国”成立，溥仪出任“执政”；1934年3月，“满洲国”易名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登基”加冕……
币原的政治生涯却没有结束。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