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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手于金融业（3）
“怎么做？” “我们可以发行股票，你不是有个中汇银行吗？我们可以联合起来炒股票。” “这些花纸头，炒到最后能赚钱吗？”杜月笙不懂这玩意儿。 “这一点杜先生放心，有你这样的人做后盾，我们是一定能赚大钱的。” 于是，麦边与杜月笙联合在上海开了一家从事橡胶生意的“蓝格志拓殖公司”，兜售橡胶股票。 麦边诡计多端，搞这样的事很有一套。 一开始，他请人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几家中外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怎么好，用途怎么广，以耸人听闻的言辞大做橡胶广告。 然后，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他又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董事，每个礼拜召集他们开一次董事会，借此机会，大造声势，宣扬他在国外的橡胶园大获丰收的消息。他所做的这一切使人们相信，买麦边的橡胶股票有靠山。 与此同时，这个洋瘪三暗中向外国银行借钱，摆噱头，每隔三个月，用借来的钱发给一些持有橡胶股票的股东们一部分中间利息，给那些想发财的人尝尝甜头，并以此标榜自己守信誉。 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麦边雇用了大量人员冒充股票的认购者，虚张声势，一大早就涌到中汇银行门口，排队抢购橡胶股票，致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纷纷涌到中汇银行，争着抢购橡胶股票。 结果，中汇银行因人多拥挤，秩序大乱，不得不停止营业。消息传出，哄动全市。麦边和杜月笙就这样变着戏法，乘机把橡胶股票一涨再涨。 他们看到股票价格一日比一日上涨，快涨到极限时，中汇银行突然宣布，某月某日，所有的橡胶股票停止押款。 布告贴出，犹如晴天霹雳，急得那些股东们想去跳楼。因为银行拒绝股票押款，说明橡胶股票已分文不值，完全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人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些花花绿绿的橡胶股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堆废纸。而麦边则带着分得的近千万元，拍拍屁股、卷起铺盖逃之夭夭了。 其余的一半钱，则被杜月笙悄悄地吞了下来。 这次橡胶股票风潮致使上海滩几十家商号、工厂、钱庄等纷纷倒闭。其中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北康钱庄的老板戴家宝和谦余钱庄的老板陆达生，挪用各自钱庄客户存入的远期支票，向其他钱庄调换巨额资金，套购了大量的橡胶股票，最后钱庄倒闭，三人手挽手在涨潮时在吴淞口外跳了海。 除了利用洋人施骗弄钱，杜月笙纵横金融界，还有绝招。 １９３１年７、８月间，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共有１６省暴雨成灾，受灾人口５０００余万，有近１５万人因洪水死亡。８月１２日，杜月笙、王晓籁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大张旗鼓地举行募捐，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善举。 就在这期间，杜月笙听说称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的一宗食盐生意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２００万。杜月笙得信后，马上指使手下人到该行去存款，等到商业储蓄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后，便让人四处传播谣言，说“商储”亏空了几千万元，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云云。 这一谣言一出，市民们惊慌不已，惟恐自己的存款“泡汤”，纷纷连夜到商储门口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现金，杜的手下也趁时起哄，前去提款。 最初，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们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三天下来，提取存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这下董事长陈光甫急得满头大汗，再过几天，存款定然会全部取光！因为这时挤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 陈光甫感到背后有人在“拆台脚”，但他无法追查根原，要紧的是先刹住这股挤兑风，于是急忙向中国、交通两行呼救，要求紧急借贷预付提款。多亏两家总经理的支持，陈光甫紧急借来两卡车银洋，但挤兑之势已如决堤洪水，他怎么弄也无法遏制这股狂潮。 到第４天下午，陈光甫已无路可走，急电南京财政部次长钱新之设法解决。 钱新之将商业银行的危机问个明白后，不加思索地说道：“你去华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当天晚上，陈光甫依照钱新之的指示来到杜月笙府上，好话说到大半夜。 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他对陈光甫只说了一句：“明早在开门之前，在商储见。” 次日上午，商储门口突然来了一队小汽车，为首的一辆牌号是“７７７７”。这是上海市民人人皆知的杜月笙之车。杜月笙等跨出车门，申报存款３００万元。 见此状况，如潮挤兑的客户顷刻作鸟兽散。 杜月笙只需亮个相，一场偌大的难关便闯了过来，这令金融巨子陈光甫惊叹不已。 无独有偶，四明银行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明银行创立于清朝末年，名义上是银行，但实际上是一家钱庄，该行由宁波人创办，开始银行行址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和广帮的联保保险公司为邻。后来，四明银行从宁波路，迁到北京路、江西路转角的原上海华美书馆的部分基地上。 四明银行的经理叫孙衡甫，他原来是一家钱庄的伙计，但是，工于心计，很会盘算，因而在业务上发展很快，银行最高存款额曾经达到４０００万元，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插手于金融业（4）
然而，四明银行以及孙衡甫本人却倒也很有趣。该行经营作风完全沿袭钱庄那一套。孙衡甫性格怪僻，平时深居简出，不大同人交往。孙自以为很有钱，凡事不求人，讨了大小老婆七八个，个个如花似玉，妻妾们整天陪着他，家中人个个嗜好鸦片，烟枪林立。一到时候，老子、儿子、老婆、姨太太人人吞云吐雾。孙衡甫偶尔外出，必要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外加四五名保镖，前拥后簇，好不威风。 除了四明银行之外，孙衡甫还办了一个四明储蓄所，花头也很多，如开办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等，千方百计吸引客户储蓄。他对房地产经营也很感兴趣，用大量资本投入房地产的购买。据说，单就里弄房屋，最多时就曾达１２００幢左右。此外，孙衡甫还利用北洋军阀政府金融管理的混乱，发行钞票，作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纸张和印刷很一般。纸张为棉料，浸水即可分为二层。然而，这时上海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都不印２元卷，惟独四明银行印有２元券，故显得十分别致。 但是，四明银行也有触霉头的日子。 １９３１年底，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 由于孙衡甫将银行资金大量收买房地产，一旦碰到这种急煞人的事情，银行就难以招架子。然而，孙衡甫比陈光甫熟悉上海滩的市面行情。危情一出现，他马上只身一人来到杜公馆，把一张５０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汇银行，条件是请杜月笙能调剂出一些现大洋，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杜月笙便说：“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１００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这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请放心！都能兑到大洋。”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果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１００多只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１００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杜月笙的声誉在银行界顿时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的援助，把５０万元无息贷款存进了经营不善的中汇银行，还将“商储”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扩大“中汇”在实业界的经营范围。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７０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 ＇返回目录＇ 。。
禁止日货，于松乔撞墙（1）
正当杜月笙在上海滩飞黄腾达、节节高升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沟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对此，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东北当局，“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这种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东北锦绣河山很快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勇投入这个爱国运动。９月２４日，上海３万５千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１０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９月２６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１０月初，上海各业８０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了抗日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便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股洪流将杜月笙也卷入其内。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首肯，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光等人为常务委员，组成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由陶百川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任秘书长。 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于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极有成效，现在他再次建议抗日救国会从“禁止日货入手”，发动对日本人的反抗。抗日救国会迅速地在各重要地点成立了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洋货，检查所人员并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即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大批的执行人员，抗日救国会除了召募爱国人士和学生义务担任外，主要的人力来源还得靠杜月笙发动自己青帮弟子们，并且，在爱国工人中遴选出大批的干部。———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劳工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负责杜月笙和劳工大众的联系，也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私人代表。 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滩上风行。一天，天后宫桥检查所由邮务工会出身，杜月笙的门人于松乔负责。各地检查所、保管所纷纷成立。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热血青年，以“射入射马，擒贼擒王”之势，一上来便到“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于松乔吩付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载送到“保管所”去暂行封存。 与此同时，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后宫桥“保管所”，坐侯好戏开锣。一因为这两箱东洋布大有来头，它的物主，便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合昌祥的大老板、在上悔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 过不了多久，果不其然，一部轿车开到天后宫桥，陈松源昂首走进抗日救国会天后宫桥分所，在他的身后还有两名身壮体强的保镖。 “这里是什么人负责！”陈松源大咧咧地问道。 “是我，”于松乔挺身而出，自家通名报姓：“我叫于松乔！” “久仰，久仰，”陈松源鼻孔里哼哼地冷笑，“方才贵所有人到小号合昌祥，取走了两箱布匹，我恐怕这里面一定是有所误会了。” “没有误会，”于松乔斩钉截铁地回答，“合昌祥的两箱东洋布，就是我亲自去查出来充公。” 陈松源呆住了，他从来没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摸不透于松乔是哪一路的朋友，居然有眼不识泰山，连他陈松源都不认得？态度如此强硬，说话更是一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