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局长的任内,万墨林当选了上海市农会理事长,兼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上海市政当局为了解除上海粮荒,采取紧急措施,贷出一笔巨款,交给米业公会,要上海米商设法分赴各地,大量采购食米。这一大事由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经手,当然偌大的生意不能由他那家万昌米号独做。万墨林督促米商分赴四乡采购。“物以稀为贵”,乡下老百姓有米在手却眼见物价飞涨,大有通货膨胀的迹象,于是齐同一致向米商们提出要求,买米不要钞票,他们坚持采物物交换制,并且指定交换物品限定“五洋”,亦即棉纱、布匹、白糖、香烟和肥皂。 这一来米商们便只有先回上海先行采办“五洋”货品,然后运往乡下交换粮食,这一作法马上就发生了几个问题:一是耽搁时间,价格越来越涨;二是“五洋”本身在上海也是缺货,因为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和食米同样的价高难求,行情一日数变。万墨林初次承担这么大的事情,更因缺乏经验,处处显得手忙脚乱,再加上米商中不乏借机牟利,混水摸鱼者,米价、物价涨个不停。于是市民沸腾,指责埋怨的声浪一起轰到了“万理事长”的头上。 上海有个唱滑稽戏的筱快乐,针对米价不断上涨的事实,迎合上海市民愤懑不平的心理,每天在电台上直指其名,编了一套套的滑稽戏词,猛然抨击万墨林。他这个节目由于它正好发泄了大众的苦闷,立刻大受欢迎,风靡一时。筱快乐的谩骂还能推陈出新,大快人心,一时筷快乐之名大噪,滑稽戏盛况空前,登峰造极,骂够了之后,筱快乐干脆给万墨林取了个“米蛀虫”的绰号。 当万墨林每天都要挨骂好几次时,他因为每日陪侍杜月笙,晓得连“爷叔”都在韬光养晦,什么都不做声,因此也跟着只好忍气吞声,即不声辩也不答复。但是,万墨林在上海也有一帮好朋友,听到筏快乐如此“大胆妄为,整日痛骂墨林哥”,深感“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帮朋友“眼高手庠”,将区区一名滑稽戏演员半点儿也不摆在心里,使出他们打人、杀人如同家常便饭的脾性,先向筱快乐严重警告: “侬敢再骂墨林哥,阿拉要请侬吃生活!” 筱快乐骂“米蛀虫”骂出了名,票房价值,正在巅蜂状态,加上他能获得广大市民的普遍支持,于是对于这般“白相人”的一些举动根本就不看在眼里,“白相人”警告,就他而言是“来得正好”,正好补充他骂“米蛀虫”的新材料。 筱快乐将他受到“吃生活警告”的消息在电台上一播布,立即获得广大听众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使他险些遭了杀身之祸。万墨林的一些好友怒火攻心,不克遏忍,当天晚上便有十几条大汉冲进筱快乐的家里,从头门打起,一直打到后门为止,遇人便打,见物便砸,幸亏筱快乐人不在家,他的妻子受了伤,全部家私全部捣毁得稀八烂。 筱快乐家中捣毁一空,消息传得既广且快。杜月笙听说,知道这是一场祸害,他不怪万林,因为他深知此事与万墨林无关,此时此刻,万墨林绝没这个胆量派人去做筱快乐。但是,惹火上身,推也推不脱,杜月笙只好命人前往慰问筱快乐一家,负责伤者的医药费,全部损失,加以赔偿。 但是事情却没有就此了结,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依据筱快乐所广播,以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米价高涨”的罪名发出拘票,要把万墨林捉进牢里去。 杜门中人于是群情愤概,纷纷起而打抱不平,个个大喊着说:“万墨林本人并未犯法,他经手的贷款都有账目可查。打筱快乐家的朋友急于挺身而出,证明他们自发自动的行为绝非出于万墨林教唆。” 杜月笙自从1915年在上海法租界同孚路同孚里建立门户,30多年以来,不论是巡捕房、警察局、总司令部或司令部,向来只有杜馆往外保人,从不会听说杜公馆里有人被捉。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万墨林真有案子,就该杜先生亲自把他送进官府。如今宣司令要捉杜公馆的人,尤其还是杜月笙的近亲与总管,此例一开,岂不是坍尽杜先生的台? 这时杜月笙犹在病榻,他时咳时止,喉头咻咻有声,但是他力排众议,命万墨林自己前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投案,杜月笙说: “真金不怕火炼,宣司令是好官,他绝不会冤枉墨林。再说,此刻外面的空气对墨林不好,墨林要想申辩,实在太难,反不如趁此机会自动投案,是是非非,经过法律审判,正好求一个水落石出。” 于是万墨林黯然神伤,一声苦笑:“既然爷叔这么说了,我只好去了。” 于是,万墨林回家收拾随身携带各物,赴淞沪警备司令部自动投首,坐他一生之中第三次监牢。 杜月笙毅然下令万墨林自动投案入狱,不仅使黄浦滩上500万市民骇然惊异,奔走相告,而且也使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大出意外,开始对杜月笙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宣铁吾发下万墨林的逮捕令,可以说是对杜月笙的一项挑战,以杜月笙在上海所占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宣铁吾这一挑战实无必胜的把握,他想不到杜月笙会这么“落门落坎”,大力捧他这上海治安首长的场,他更无法料及万墨林果然便只为了遵从“爷叔”之命,不惜丢老面皮,甘愿投案。  '返回目录'   。。
管家投案,却交了司令朋友(2)
上海米价还在继续攀高,500万市民的怨气竟而迅速平息,筱快乐的热门广播节目自沸点急速下降,他再冷讽热嘲,破口大骂“米蛀虫”也没有用了,因为杜先生的总管、米业公会、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万墨林也已自动投案,身陷囹周。宣铁吾宣司令的声望由此臻于最高点。杜月笙又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宣司令兼局长。结果,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无实据,很快的获得了释放。 宣铁吾很感激杜月笙竭诚拥载的盛意,他送了一帧放大照片给杜月笙,亲笔题款,还盖了官章。杜月笙把这桢照片配以镜框,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杜、宣交好,使老上海们额手称床,杜月笙又顺利结交了上海滩上的又一位实权人物。  '返回目录'  
当上了全国纺联的盟主(1)
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他身上所系的案子毕竟还没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剀切陈词,苦口婆心地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势冲天,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失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默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养精蓄锐,休养生息,以他交游之广,声望之隆,上海滩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弟子多已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杜月笙在重庆时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他就是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麦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大,面粉大王荣德生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1946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很多,预定当年7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于是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惟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带领公司股东群起反对,结果双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袁国梁无可奈何,只好拖着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肯,到18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把事体摆平。 王先青、袁国梁两人去见到了杜月笙,却是“老夫子”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袁国梁的报告,为替学生子撑腰,他没有思索,一口答应,随即问袁国梁说: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子呢?” 袁国梁喜不自胜,于是便答: “老夫子加5000万元的股子好了,这笔钱由我替老夫子垫。” 杜月笙连忙摇摇手说: “笑话,笑话。” 他马上命人喊徐懋棠来,徐懋棠的父亲原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上海人有句打话:“吃不穷,用不穷,汇丰买办。”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馀荫很多钱,他参加恒社甚早,战前就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总经理,抗战8年他替杜月笙在中汇银行看家,胜利以后仍然担任旧职,但是却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因此,杜月笙决定投资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当场开了一张法币5000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由袁国梁写一张临时收据,手续便告完成。 袁国梁和王先青对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完毕后,两人又双双进拜师门,请杜月笙定一个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杜月笙却望望袁国梁,回答他说: “这个企业是你的,我们大家不过捧捧你的场,你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事事依靠我们啊。” 这几句叮嘱似乎有点多余,然而,袁国梁细细玩味,杜月笙这样交代一声,其实,他是借此声明他投资福澄,答应担任董事长,完全是为了支持袁国梁,他挂名义当董事长,自己却不过问福澄的业务,好叫袁国梁放心大胆办事。 但是,在口头上,开会日期这件小事,还是得请杜月笙做决定,袁国梁继续请示,杜月笙便面带微笑地向王先青说: “先青,你来定个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说: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点点头,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丽都开会。” 开会结果,由于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忖“亨”不过,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杜月笙从事纺织工业,始于抗战时期。一家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自湖北沙市,西迁重庆,因为股东意见不合内部发生纠纷,几乎关门大吉,杜月笙鉴于出资收购股权,将沙市纱厂接过来经营,后来他又应聘担任过公营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胜利返沪后,在福澄公司联营纱厂之后,杜月笙又发起创办了荣丰一厂、二厂,两厂拥有工人2026名;此外,他也是拥有777名工人的恒大纱厂以及远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这样一来,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纺织业巨子。 1946年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从全国各地搭乘飞机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100多人。各地代表纷纷抵达上海时正值杜月笙缠绵病榻,轻易不出大门一步。一日,忽有7位纺织业代表连袂来访,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7位客访之中有6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恒社弟子袁国梁等人。 寒喧之后,这7位纺织代表表明来意。原来他们是代表中的代表。因为这时国内公管纱厂厂家很多,代表票数占多数,民营纺织代表业已获得消息,公营纱厂集中选票,打算把“联合会理事长”这个重要职位,由公营纱厂代表担任。  '返回目录'  
当上了全国纺联的盟主(2)
唐星海、荣尔仁等向杜月笙反覆陈词,公营纱厂是官办的,他们平时就已得到官府给予的若干便利,假若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获,民营厂商越加少了一个有力的发言地位。7位纺织代表恳请杜月笙出马,角逐联合会理事长一席,他们针对杜月笙的爱国心理,一个个以大义相劝,说: “纺织事业非特关系国计民生,对于国家民族也有很重大的影响,试看日本人在民治维新以后之能够富强,便是由于他们纺织工业的发达。” 杜月笙何尝不晓得这些大道理,对于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又何尝不想坐坐?但是他信心还没恢复,自忖并无把握,于是不管7位代表怎么说,他都是婉言推辞,他说他大病未愈,身体不好,就是选上了也实在是难以担当重任。 7位代表费尽唇舌,结果是大失所望,怏怏而去。他们走后,杜月笙绕室彷徨,深思熟虑,他心知担任这一个全国性工业团体理事长地位的重要性,忍不住又怦然心动,他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做了决定:“不妨借此一次竞争,测度一下自己卷土重来的机会,是否已经到临? 于是,他想到就办,立刻命人打电话到袁国梁家里,请他即来18层楼。当袁国梁奉召匆匆赶到,袁国梁一坐下,他劈头第一句话便问: “刚才你们各位来讲的那件事情,究竟是不是诚心的啊?” “是诚心的。”袁国梁肃然回答,“不但诚心,而且很急。” “怎么会很急的呢?” “因为我们得到消息,公营纱厂不论大小,都由公家出飞机票钱。叫所有的代表务必出席,由此可知,公营纱厂对于这理事长一席势在必得。”接下来,袁国梁又向杜月笙分析个中利害:“公营纱厂代表当了理事长,一定不会为民营厂商尽心出力,所以,民营厂商对于这理事长一席,自是非争取到手不可。” 沉吟半晌,杜月笙已下定决心,冒险一试,但是他仍关照袁国梁说: “这个理事长,我做不做倒是无所谓,就怕万一选不上,坍不起这个台。这么样吧,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早些给我回音。” 袁国梁应声而退,把杜先生有点意思活动了的消息,通知几位核心人士,唐星海、荣尔仁等人听时喜出望外,立刻分头展开活动,民营厂商代表清一色态度坚决:除了都投杜月笙的票,其他人的票一概用钱买也不投!甚至还有不少人士自告奋勇,志愿代杜月笙去拉公营厂家代表的票子。民营厂商一致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