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和1991年4月，恰帕德库尔索（Chiapa de Corzo）市的几个居民点被警察和地产主摧毁。1990年6月，100多名蔗农向普赫尔迪克（Pujiltic）榨糖厂要求得到甘蔗的全部货款时，遭到私人枪手的袭击，6人受伤。7月，高地地区的圣费利佩埃卡特佩克（San Felipe Ecatepec）居民点的妇女在墨西哥城的佐卡洛广场进行绝食抗议，要求与总统对话，抗议她们的组织土著农民全国协调委员会（CNPI）遭到州政府的*。1990年10月，中央区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农民组织举行了一次从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向首府图斯拉的和平进军示威，遭到不明身份的枪手袭击，两人受伤。与此同时，高地地区几千名佐齐尔人因政治和宗教原因遭到驱逐。
1991年7月，来自马尔克斯德考米利亚斯（Marqués de illas）的300名农民抗议者在帕伦克（Palenque）被警察用棍棒和催泪弹驱散，7名领导人被捕，并被逼签字画押，承认自己与中美洲游击队和贩毒组织有联系。9月，西莫赫维尔的教区牧师霍埃尔·帕德隆（Joel Padrón）因被指控犯有抢劫、损害财产和挑衅罪被捕。其背后的根源是属于全国农民联盟（CNC）的农民宣称，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CIOAC）的成员在霍埃尔·帕德隆的帮助下占据他们的土地。州政府在与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主教进行的谈判中，坚持霍埃尔·帕德隆被释放的前提是，主教命令农民撤出占据的土地，宣布反对侵害私有财产的行为。另外，还要求主教撤销对非法拘禁霍埃尔·帕德隆的警察提起指控，并命令霍埃尔·帕德隆在获释之后离开恰帕斯。当然，这些条件没有被接受，对霍埃尔·帕德隆的指控也最终撤销。
1993年3月，在中央高地的佐齐尔人社群圣伊斯德罗埃尔奥科塔尔（San Isidro El Ocotal），两名士兵被杀。原因是，在环境主义者的压力下，政府在1989年就下令禁止砍伐森林，但当地农民私自砍伐森林的行为依然存在，这两名士兵被误认作森林保护机构的代表。事件发生后，被怀疑与此有关的13名农民被捕，并被施以酷刑。4月和5月，军队又两次来到该社群，对农民进行非法拘禁和拷打。最初被捕的13名农民最后获得释放，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这一切表明，1994年1月1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义前夕，政府的*、农民的反抗，已使恰帕斯州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而最终引发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线则是墨西哥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
出版后记（杨书澜）
2003年4、5月间，正是北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热销阶段，一位著名的大学社社长问我，现在你最想做的书是什么？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历史系列丛书。”这位社长眼睛一亮，然后又接着问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历史大部分是人物，是事件，可以说历史就是故事（内在地说，历史就是人生），所以历史系列丛书具有天然的大众性。另一方面，同个人要进步、要发展一定要吸取自己走过的路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的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发展一定要反省自己的历史，一定要睁眼看世界；消除我们封闭的民族心理和缺乏自省的国民性，有赖于读史。”记得当时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北大出版社年轻的一代领导者，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出版家的眼光和文化担当意识，于2005年决定成立综合室，于学术著作、教材出版之外，确定学术普及的出版新路向，以期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尽北大出版人的一点力量。这样，我的这个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其时，社长任命我为综合室的主任，制定综合室的市场战略、十年规划、规章制度，带队伍，日常管理，催稿、看稿、复审等等事务，使我无暇去实现这个选题设想。综合室的编辑都是非常敬业、积极上进的。闵艳芸是其中的一位，作为新编辑，她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欣赏她的出版理念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于是，我把“历史系列丛书”的执行任务交给她，她从选定编委会主任、组织编委会议到与作者沟通、编辑书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她的辛勤工作，这套选题计划不可能如期实现。
钱乘旦老师是外国史领域的著名专家，让我惊异的是他对出版业又是那样的内行，他为我们选择了一批如他一样有着文化情怀及历史责任感的优秀学者作为编委，并与编委一起确定了具体选题及作者，同时他还依照出版规律对编委和作者提出要求。钱老师不愧是整个编委会的灵魂。
各位编委及作者在教学、科研、组织和参加会议等大量的工作之外，又挤时间指导和写作这套旨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小书，并且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推出了首批图书，效率之高令我惊异，尤令我感动。
编辑出版“未名外国史丛书”是愉快、激动的心路历程。我想这是一批理想主义者自我实现的一次实践，相信丛书带给国民的是清凉的甘泉，会滋润这个古老民族的久已干涸的心田……
杨书澜2008年12月7日于学思斋（＇E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