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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后来也起了变化，原先那种无所顾忌，抨击旧物，催促新生，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和取媚的态度没有坚持下去。同人发生分化，许多回到学术中去，做起了“国学家”一类人物；而周作人等，即便继续写作小品文，也都是在十字街头筑塔。30年代以后，鲁迅参加了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左联”；另外，也还加入过和组织过个别文学小团体，如文学社，译文社等。左联明显的政治化，党派化，除了个别脱离的分子，一般来说，不会发生大面积的公开分化。但是，由于组织的铁板一块的压力，特别不容独异者的存在。1933年以后，在这些组织内部，事件接连发生，分裂和冲突随之而至。鲁迅使用“横站”一词，表明背腹受敌，两面作战的状况；同时用了“打岔”一词，形容来自同人一面的攻击。所谓“打岔”，意思是说转移斗争的大目标，放过了统治者及其叭儿；此外，也指缺乏严肃的批判和论战，一味地放暗箭，用手段，蓄意挑起事端，却又不负责任，极力设法回避问题的实质。这种情形，一直延至左联解散之后，以至鲁迅去世时，各种诬陷和打击也没有停止。
1935年2月9日，鲁迅致信萧军和萧红时说：“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息。”这里的所谓“蛆虫”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无例外的是：一，都有“拟态”；二，结果于权力者有利。这些蛆虫，不但在腐败的旧组织里面结党营私，而且已经混进了新的组织，暗暗地而又毫无忌惮地啮食健康的有为的机体。这是可怕的。
不是所有的分裂都是积极的，进步的，正如不是所有的斗争都是有益的和必须的一样。伟大的分裂一定有新质生成，在这里，斗争也便成了有原则的斗争，即是为了促进旧秩序的死亡和新事物的诞生。如若不然，为斗争而斗争，永远的“一分为二”，其实否认了新旧事物的差别。新旧交替是有条件的，把条件给拿掉或随意掉换，则常常表现为一种机会主义。表面上看来，“一分为二”是激进的，但是实际上，当它被当作绝对真理受到崇奉，人为地制造矛盾，通过不断的分裂和斗争以维持现有的平衡，其本质是保守主义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分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告别衰朽的母体，即封建专制政体以及士阶级，而独立地登上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作为自治的、自为的阶级，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积极引进西方的进步观念，对于打破传统的封闭的政治文化思想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西化”，物质和技术毕竟是次要的。那时，尼采和易卜生成了时代偶像，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风靡整个中国。易卜生戏剧中的名言：“被群众孤立的人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鲁迅胡适等人都曾经一度称引过。他们宣扬个性解放，重估一切价值，思想所及之处，到处闪耀着批判的锋芒。然而，五四退潮以后，知识分子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而迅速地起了变化。结构松散的团队解散了，“团队精神”消弭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或派系利益所互相吸附而成的小团体，有官方或其他党派背景的文化组织，极少数零散分子退隐到纯粹的学术圈子里去。独立的战士没有了，父与子、新与旧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文化革命的战场随之冷落。鲁迅对五四的此番变化有过很好的总结，总的评价是“平安”得很。
然而旧物仍在，它们依托时代的新人而进入重建的秩序之中。知识分子不是依附官方就是纳入革命组织而群体发声，组织之外的个人则沉默无语。这时能够说，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为伯林所说的“知识界”吗？这位英国人认为，英国和苏联都是没有知识界的。在他看来，所谓知识界是一种自觉的组织，它建立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上；若要发展启蒙思想，就必须反对它的敌人，也即强大的反动教会，压制真理与自由的极权主义。其中的每个分子都会感到自己是为人类解放的曙光而战的勇士，他们彼此之间，在思想与道德上有着一种深切的关联，因为遭受共同的迫害和抱持共同的立场，从而感知兄弟般的存在。除了批判反动、保守或貌似“中立”的学者，以及廷臣一类人物之外，知识分子在其内部，也会互相展开批判和斗争，但是，哪怕夹杂着意气之争，仍旧是富于理想的，有信念和有原则的，皈依真理的。如在法国，从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狄德罗之间的论争到萨特对阿隆和加缪的论争；在俄国，从“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到“路标派”与“反路标派”的论争，无不涉及历史发展的方向，或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从这些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知识分子都是独立发言的，虽然处在同一集团或学派之中，却并没有屈从于某一个预设的权威的意志，无论这权威是集体还是领袖个人。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按照伯林为知识界给出的两项指标：道德与政治，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学会了听令行动，政治对于他们仅仅是具体的政治意见，而不是植根于一种信仰，一种哲学，因此可以随时加以改写。至于道德，也是东方道德，不是奴隶性就是流氓性，既缺乏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也缺乏对个人尊严的维护。而且，政治与道德往往脱节，就是说，最庄严的政治口号可能化为最卑污的道德实践。
鲁迅以为，通过斗争可以使许多是非观念得以澄清；可是中国没有知识界，只有自私，取巧，势利，阴谋，污浊和混乱，结果连他自己也为斗争的对象所纠缠，为此耗费了不少心力。这是一个仍然为权力所控制的场，非个人所可左右。他只能一面反抗，一面从论战中抽绎出大的原则，使读者不致于沦为迷惑于缭乱的刀法的“看客”。他的不肯敷衍的严肃的态度，在论敌的一面是没有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内战”，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可以说只是他一个人在唱独脚戏。从他晚年的几场遭遇战看来，整个知识界是空虚的。他找不到对手。早在对创造社论战时，他便说过，他很希望有一个狙击手有力地打击自己，结果没有遇到。1949年以后，从文艺整风到整肃胡风反革命和反右运动，所以风行草偃，完全的一边倒，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长期空缺，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知识界。
3。与施蛰存的论战
在国民党“###”之下，文化方面的最大的危险，在于：一、将专制政治理想化，永远的天下太平，莺歌燕舞；相对应的是，否定一切战斗的倾向。当时，曾经有过一股讥评杂文和杂文作家的小旋风，其实正是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令人不解的是，在左联内部，也居然有了这样一种意见，还曾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过。二、脱离现实，主张超脱，遗忘，复古主义，快乐主义，这是同前一种情况有联系的。大抵歌颂升平的文学都属御用文人所作，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则以后一种情况居多。在中国，老庄哲学以及山林文学是有着久远的传统的。
与胡适那类“想做权势者”，直接替当局说话不同，周作人，林语堂等，则远离庙堂而入“人间世”，在豺狼当道的时候，积极提倡“小品”，闲适和幽默。对此，鲁迅写了好几组文章，一是关于帮忙与帮闲的，一是关于小品文的，还有关于讽刺和幽默的界定，等等。《帮闲者发隐》是一篇庖丁解牛式的直达本质的文章。其中说，帮闲与帮忙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这里说的帮闲者，都是说笑话的好手，且常常以丑角的身份出现，打诨，装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警告也就在大家的耳边化为笑话。在周围捣着鬼，反使告警者变得虚伪，使严肃的说法减少力量，这样，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鲁迅既把中国看成是“吃人”的世界，那么，从这一原典的意义来说，他一生的战斗，都是在追捕“凶手”。
关于幽默，他指出，在中国，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因此幽默是不会有的。中国人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况且，现在也不是那种幽默的时候。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有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他说，“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奴隶的笑同奴才的“玩玩笑笑，寻开心”大不相同，“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是奴才的本分，也是奴才的本领。鲁迅对幽默和讽刺做了严格的区分，正如对奴才和奴隶的区分一样。他强调说，讽刺是真实的，富于改造热情的。但因为如此，社会讽刺家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已经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30年代，小品文盛行，但是，在鲁迅看来，繁荣正是危机的表现。因为其中很少有讽刺的杂感，却多的是“小摆设”，“靠着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这类麻醉性的东西一旦多起来决不是好事情，那是会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然而，生机何在呢？他以为是仍然在于战斗的。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他这样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如果说鲁迅对周作人们的批判是一种现象批判，而非个人之间的批判，是“冷战”，那么他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则有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缠斗了。
1933年10月，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在《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对光绪末年的所谓“###”那种学洋文，看洋书，目的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的表现，由衷地致以赞美之辞。对照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相反，但是，学篆字，填词，劝告人看《庄子》《文选》，写方块新诗，新的企图却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不觉感慨起来，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原来施蛰存曾经发表文章，向青年推荐《庄子》和《文选》，以为文学修养之助；见到鲁迅的文章之后，立即作文反击，还辩护说只要酒是酿造出来的，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
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新文化传统的问题。鲁迅认为，施蛰存在这里所代表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如果不加批判，不但不可能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连五四时候争取得的成绩也要丧失掉。他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下篇、《扑空》、《答“兼示”》、《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数篇文章，揭示改革中常见的反复，其实也即倒退的现象。
在论辩中，鲁迅特别说到施蛰存推荐的《颜氏家训》，从中引出一个极有意味的结论。其《教子篇》说，齐朝有一士大夫，自述有一个儿子，在儒教方面有相当基础，又教他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汉胡两方面的修养服事公卿，无不受到宠爱。鲁迅把这种机会主义的处世方法称作“北朝式道德”，认为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他同时指出，这种失去原则立场的道德原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着荡涤的必要。文章还前后几次提到五四，其中一篇举出当年的新文化战士刘半农的例子，说他当了北京大学招考的阅卷官，一次从国文卷子上发现了一个错字，就来做打油诗，挖苦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但是在五四时候，提倡白话的人们中间，写错几个字是不以为奇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他说，其实这是“反刍”。
所谓的《文选》《庄子》之争，本质上是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之争，是五四斗争的一个继续。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辩护。此外，还写了《服尔泰》、《“杂文的艺术价值”》等文，向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并没有正面回应，他知道，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不是几篇文章或是一场论辩可以解决问题的。在给青年朋友姚克的信中，他有一段总结的话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
在论争中，施蛰存过于纠缠于枝节，而放弃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因为这种态度，鲁迅称为“洋场恶少”。后来，他得悉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在官方组织的书报检查的会议上有“献策”之举，这样也就更为憎恶；在私人通信里，干脆称为“卑怯的叭儿”。
4。来自“同人”的攻击
鲁迅在结束同创造社以及梁实秋的论战，加入左联以后，曾经有限度地介入一些集体性的讨论和论争，如对“第三种人”，“旧形式的采用”，“大众语”问题等。介入或不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在他那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的。比如，他放过胡秋原的“自由人”理论，而抨击苏汶的“第三种人”理论，这态度便很微妙；在左翼批评家看来很一致的理论在他那里却有了区别。又比如，由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一十宣言》引起的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广泛讨论，他却认为“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其实，文化界许多重大的论争，他都不感兴趣。大约在他看来，这些所谓论争是有党派背景的，宗旨在于“宣传和做戏”，而并不在理论本身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