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感兴趣。大约在他看来，这些所谓论争是有党派背景的，宗旨在于“宣传和做戏”，而并不在理论本身的探讨。他执著于由自己选定的斗争。除了直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抨击受到官方保护的学者和文人之外，他倾全力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清理工作。然而，正当他专注地在壕堑里作着战斗的时候，却遭到了同一营垒内部的袭击。这种近于“内奸”的行为，是最令他愤怒而且痛苦的。过去，对立的是个人与社会，虽然有左翼和右翼，都是迎面而来的势力，不像现在加入了“组织”，而竟有了内外之分。他开始尝到自己种的苦果子了。
杨邨人之类构不成什么问题，因为究竟以叛卖的行径先行告白了自己。1932年底，当鲁迅从北平省亲回来之后，文界便盛传他将出版一本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的书，所谓“五讲”，是指在北平期间做的五次讲演；“三嘘”所嘘者，即是杨邨人、梁实秋、张若谷。杨邨人自1933年初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左联之后，发表过《给鲁迅的公开信》，鲁迅亦仅一篇公开的答信也就算完，真所谓“一嘘了之”。在此前后，他接连遭受到别样的攻击，诬陷和歪曲，然而种种，竟都来自所谓“同人”。一是文学社的傅东华，二在左联方面则有廖沫沙和田汉。他们对鲁迅发动的袭击，可以说属于同一性质；鲁迅的回击并不太费力，而且那结局，都是以他的胜利告终的，然而，事情对他内心的伤害，却是非常深重。
1933年2月，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来沪，鲁迅应邀参与了接待。为此，《文学》杂志第二号发表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其中写道：“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时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在这里，鲁迅成了“名流”，而且同其他中国名流一样，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对于这种人格上和思想上的侮辱，鲁迅气愤不过，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公开发表。信很短，但是严厉而坚决。“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在鲁迅的要求下，《文学》第三号同期刊出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在编委会的复函中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傅东华在信中也作了解释，希望取得谅解。
鲁迅进一步的行动是退出文学社。后来提到此事时，他说是：“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廖沫沙的名字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归因于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开始时，他的杂文同另外两位作者合并为“三家村”，被列入“黑线”行列而最早遭到整肃。这位以杂文见称的官员作家，30年代恰好是反对杂文的。他化名林默，写了一篇题作《论“花边文学”》的文章，就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面。文章说，在副刊上出现四周围着花边的“杂感”，是“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称这些杂文为“花边体”或“花边文学”，说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的变种”。例举的惟一的一篇“‘花边文学’的杰作”，就是鲁迅的《倒提》。杂文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而大鸣不平，鲁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通过对奴性心态和恩赐观点的批判，他特别指出，命运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即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这里关涉到人权与主权的观点是明确的。然而，文章在廖沫沙那里遭到了严重的曲解，说是：第一，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的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从“古典”来证明这不平是华人没有出息。于是，文章下结论说，《倒提》代西洋人辩护说教，作者当然是“买办”了！“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蒙混过去呢？”廖沫沙接着预言道：“花边体”的文章，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花边文学”不论形式或内容，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鲁迅没有直接答复，两周后在写作《玩笑只当它玩笑》时，署名为“康伯度”，即英语“买办”，作为一种回敬。文章本意在表明关于中国语法里要加些欧化的主张，不料又引出一个叫“文公直”的公开信，给他加上出卖民族，“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的罪名。在编这一年的杂文集时，鲁迅移用廖沫沙所赠的恶谥，就命名为《花边文学》。在序言中，他把“林默”和“文公直”两位举为众多笔伐的代表，一例称之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
在讨论“大众语”问题时，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那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信中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曹聚仁未经鲁迅同意，把信转发到《社会日报》上。于是，又引出了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
文章说，近几年来，青年们追随思想界的领袖们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倘使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于是，列举了《社会日报》同期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的关于大众语的答信，一篇是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文中把两篇文章硬拉到一起，说鲁迅在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还说：“这恐怕也表示了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坎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原来绍伯即田汉，文章也跟廖沫沙的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廖沫沙以“买办意识”攻击他，田汉则诋以“调和论”，都是从根本上否定他作为一个战斗者的存在。大约他猜想他们原是“一伙”，所以同样不作回答，只是到了年底，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说：“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始终认为，这并非只是个人的事情。
在文章或通讯中，鲁迅都曾多次把绍伯和林默的名字挂在一起。他写信给杨霁云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又说，“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在给曹靖华的信中，叙述两人的攻击则更详尽，结末说：“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几次笔伐其实都与理论之类无关，完全是修身方面的打击，“从暗地里中伤”。为了捍卫个人的尊严，鲁迅确也适时地作出反击，一反击，对手也就沉下去了；然而，对于同人的伤害，却长久不能释怀。有一次，他还曾在信中向徐懋庸吐露过这种心情，但过不了多久，连徐懋庸也和他们串通一气，以致终于有一天，雄赳赳打上门来也。
文坛的鬼魅好像全部聚集到了他的周围。以一个人对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他有足够的祛魅的力量吗？
5。“译文”事件
对鲁迅个人来说，还有一个意义比较特殊的事件，即《译文》事件。其实，这也是由“同人”制造出来的。至少，郑振铎和茅盾是老熟人，又都在文学社和左联里面。说是特殊，则不但是人事方面的纠葛，而且与“资本”这东西有关。
1934年夏天，在上海市党部的压力下，黎烈文被挤出了《自由谈》。这是一位翻译的好手，为了使黎烈文不致因此在生活和事业两个方面造成损失，鲁迅特地约请他和茅盾一起，商议成立译文社，编辑《译文》月刊。后来还请来文学社的编辑黄源，让他一面做编辑，一面同生活书店联系出版，帮助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生活书店是由邹韬奋开办的，掌握业务实权的是胡愈之。从书店给出的条件来看，显然是同经济有关的：杂志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一概不拟开支，如销数能超出几千的限额再订合同补算。此外，稿费的算法也很苛刻。但是，鲁迅答应了。关于办《译文》，鲁迅在给翻译家孟十还的信中说，“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小得很。”对于生活书店的商人脑子，他从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但因此，合作的基础也就非常的脆弱。“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他在同一封信上说，“办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尊俎’，所以至今还没有闹开。”可是，等到一年合同期满时，事情很快便闹开，而且彻底闹翻了。
在编辑《译文》的基础上，译文社又拟创办《译文丛书》，经由黄源同生活书店洽谈后，即开始工作。此时，郑振铎从北京来沪，筹办《世界文库》，并决定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鲁迅是支持的，还应约亲译了《死魂灵》。但是，自从邹韬奋返国后，情况便起了变化。生活书店通知说因为已经有了《世界文库》，所以不再准备出版《译文丛书》。为此，译文社只好将丛书移交给吴朗西巴金开设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大约生活书店对译文社的转移行动很不满，于是决定撤除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鲁迅不同意，坚持一种态度：生活书店如果要继续出版《译文》，得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
这是鲁迅为保护“小人物”而作的斗争，为捍卫个人尊严的斗争，也是决心对抗由资本构成的霸权势力，而致力于开拓翻译事业的斗争。关于这次事件的实质，以及他前后所取的态度，在1935年10月4日致萧军的信中作过很好的表述：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在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在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的，还要坏得远。
……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信中的“资本家”，指的是邹韬奋。同信还说到《译文》停刊后，社会上传播的此事出于译文社要求加钱不遂这样“有益于书店的流言”，所以不予置评，乃是同样取“由它去罢”的轻蔑态度。给曹靖华的信则说：“生活书店貌作左倾，一面压迫我辈，故我退开。”在这里，他使用了“压迫”的字眼。政治家出于政治需要，对于阶级阵线有特别的划分；而鲁迅出于实际斗争的体验，也有适合于他的阶级论。至于资本家的“帮闲”，当是指胡愈之，郑振铎，傅东华，甚至包括茅盾。胡愈之是“局内人”不说，关于郑振铎从中所起的作用，鲁迅在两封信里说过“有下石之嫌疑”和“颇有人疑他从中作怪”的话；至于傅东华，貌似旁观者，实际上是参与其事的。茅盾与郑振铎私交甚笃，在与生活书店往来中，一直扮演似乎骑墙的角色。但是，作为译文社中人，在关键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表态。鲁迅后来在信中说到茅盾和郑振铎时，曾说到“往日之给我的伤”，就是指的《译文》事件。事情简直戏剧性到了极点，这几个人在鲁迅同周扬的斗争公开化以后，都同周扬搅到一起了。
这种挫折，好像鲁迅并不太在意，在一封信里还说是“小事”，大约正如他所说，是因为经验过了的缘故。然而，《译文》杂志一直是他所萦怀的，经过种种努力，半年之后终于复刊。
6。周扬——鲁迅一生最大的对立面
周扬成了鲁迅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对立面。
周扬参加左联很晚，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