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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舜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
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称东方国家为“治水社会”，认为治水所需的权威、纪律和大协作，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鲁迅的小说叙述是一种巧合。禹在治水的过程中，方式是非传统的，作风也很平实；待到回京以后，情况明显地起了变化。他遭到了新的“包围”，这种由个人到法令制度的变化极其微妙，既是一种起始，也是一种过渡，总之，国家将又恢复从前的样子了。
在《采薇》里，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因为不满国王“以臣弑君”，兄弟俩决计“不食周粟”，逃到华山里去采薇菜度日。他们的行为招致大批看客，包括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以及阿金之类的非议。小丙君评论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阿金也几乎一式地问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可见国家意识形态的普遍深入。两个坚守主义者听到这样一番“大一统”的论调以后，自觉无路可逃，最后只好一起饿死了事。
一切都属于国家，一切都可以“充公”，这是可怕的。《出关》里的老子，境遇十分奇特，既受优待，又被作贱，其实是颇受戏弄的。小说最后一段，写大家殷勤送走老子以后，关官关尹喜走进“公事房”，把老子的著作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恰好，他打发老子时，那些权当稿酬的饽饽，也一样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
《起死》以内容固有的矛盾性，写成了一个短剧。庄子表面上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比如说：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奴才也就是主人公，等等。可是，他能说不能行，本质上是一个秩序主义者。他身为“隐士”，却一心要见王者；以超脱自命，却备有警笛，遇到麻烦，即寻求官方庇护；斥人为“利己主义者”，自己倒是自私至极、虚伪透顶的反复小人。很明显，庄子是“第三种人”，以及平时并无连络而实精神相通的某类人物的讽刺性形象。
1935年以后，鲁迅为国家主权和革命主权问题所困扰。主权对人权的压迫，焦点在“统一战线”。所以，他坚决反抗那种试图利用主权，借“统一”之名而使任何个体尤其异端动弹不得的做法。他以为“统一”是有原则的，那就是“抗日”；在这一大的原则之下，则是民主化，众多团体与个体的平等兼容。“‘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他反对把“统一战线”当作国家主权的屏风，但也反对把它理解得过于狭窄，犹如“天罗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