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放映之后，得到美国人民的普遍称赞。 尼克松结束了北京5天的紧张会谈，按预定日程，他们要到西子湖畔的杭州和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参观游览。那天，民航和空军分别出动了伊尔…18、子爵号、云雀直升飞机3个机种，12架飞机，机组成员有91人。组织这样一个多机种、大机群的参观访问团，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我仍旧驾驶伊尔…18总理专机。为保密起见，机号由216改为218。尼克松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坐中客舱，帕特夫人单独坐在后客舱。26日从北京到杭州。27日从杭州到上海。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时，尼克松翘着大拇指告诉周恩来总理他对坐中国飞机的感觉： 〃飞得很好！〃 周恩来总理脸带自信的微笑，不卑不亢地答道： 〃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 〃总统还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中国是最安全的。〃 当晚，尼克松委托他的专机机长，送给我一支双色圆珠笔作纪念。笔杆上用英文刻着尼克松的缩写名字。 2月28日上午10点15分，尼克松离开上海，途经日本回国。周恩来总理于29日返回北京。途中，疲劳的周恩来总理却显得很轻松，他非常高兴地对身边的服务员李士云说： 〃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我就可以放心了。〃 尼克松在中国的一周里，多次与周恩来总理接触，深深领略到周恩来总理那令人倾倒的风采。当他离开上海，飞往日本的时候，回首遥望大洋彼岸，感慨万千： 〃周恩来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姓何的没几个好人
何廷一，福建长汀人，于1929年13岁时参加红四军。跟随党中央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驱日寇，打老蒋，历尽艰难困苦。全国解放后，他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并负责毛泽东主席的专机保障任务。毛泽东主席一见到何廷一就开玩笑：“保驾的来啦。” 如今，何廷一已是80高龄的老人，他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忆那些既幸福又有担忧的保障专机飞行的日子，并亲自整理成文，在我们采访他的时候，毫无保留地将资料交到我们手中。我们为尊重他的意愿，只将部分内容稍作调整后呈献给读者。 姓何的没几个好人 一个身材魁梧衣着简朴的中年人两手叉腰，站在一张小桌子前，待我们这班人坐定之后，他两眼将在座的人环扫一遍，然后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 我作为空军副参谋长负责毛泽东主席的专机任务，始于1956年，止于1958年，历时3年。当刘亚楼司令员指着我对毛主席说“主席，这是副参谋长何廷一，以后你的专机就由他负责”时，我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毛主席当时对刘亚楼说：“好，你忙你的吧。”何廷一三个字在他脑子里显然没有任何印象。其实，早在毛主席兴奋地写下“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时候，我就在龙岩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了。 那是1929年，我才13岁。红四军在长岭寨打了一个漂亮仗，歼灭了国民党一个旅之大部，旅长郭凤鸣当场被击毙，红军战士抬着郭凤鸣的尸体浩浩荡荡开进汀州城。红四军在长汀、上杭、龙岩、永定影响很大，闽西根据地日益扩大，群众纷纷参加红军，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革命队伍的。参加红四军的第二天晚上，就通知我们去听报告，我们一群新兵跟在黄树庭后面走进一栋楼房。没有隔成间的二楼已经坐满了人。我看见一个身材魁梧衣着简朴的中年人两手叉腰，站在一张小桌子前，待我们这班人坐定之后，他两眼将在座的人环扫一遍，然后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今晚我给你们讲讲中国战争的发展史……”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毛委员！”毛委员很重视宣传群众，经常亲自演讲，但由于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我那时年纪小，见识少，很多话听不懂，现在能记得的就只有这么两句：过去打仗用的是大刀、长矛，现在用的是毛瑟枪、机关枪。 1940年7月，我由前总调军政学院学习。到延安后，我利用休息时间去看朱老总，警卫员告诉我朱老总和康克清都在毛主席的窑洞里看热闹。毛主席、朱老总、康克清、张闻天、博克、何凯丰等一大群人围了一大圈玩得正高兴。我怕打搅他们，进去后就悄悄地站在旁边看。毛主席抬头看见了我，就问：“你是谁？”我告诉毛主席我的身份和姓名。“什么地方人？”“长汀。”“啊，我还在长汀养过病呢。”随后毛主席很随意地开玩笑说：“姓何的可没有几个好人。你看何应钦，还有湖南军阀何健都不是好人。”“主席，你这么说可是有些片面，我看姓何的坏人是少数，多数是好人。何凯丰、何叔衡不都是好人吗？”主席听了哈哈笑起来，说：“小何，你说得对，来，来，我们配合打一把。”我红着脸说：“我不会”。主席说：“那你就继续看吧。” 十几年过去了，毛主席早已把姓何的是坏人多还是好人多的争论忘记了，当然也就把我这个长汀人给忘记了。
保驾的
苏联一位医生劝毛主席不要吃鸡肉，但可以喝鸡汤；另一位苏联医生则说可以吃鸡肉，不要喝鸡汤，害得毛主席好久没有吃过鸡肉。 1956年5月初，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乘坐空军的飞机，出动的时候由刘亚楼司令员亲自送他到广州。那时空军只有苏制的里－2运输机，航速240公里/小时，只能坐14个人。5月底，我奉命到广州去接毛主席回北京，一共去了3架里－2。第一次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就碰到了麻烦，由广州飞北京因天气不好，在汉口停了几天，由汉口飞北京时，在石家庄附近遇上雷电，山里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我非常着急，怕毛主席的飞机出危险，赶紧走到驾驶室，一面观察一面问驾驶员有没有问题。石家庄距北京360航空公里，里－2飞机要飞一个半小时。地面坐汽车一个半小时不算什么，在空中一个半小时就感到时间很长。这一个半小时因着急紧张，心怦怦地乱跳，如果医生给摸脉，心率可能一分钟超过1000次。这次飞行3架里－2是这样安排的：我乘坐第一架飞机探路——观察天气。毛主席、罗瑞卿（公安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公安部副部长兼九局局长）乘坐第二架飞机，罗、汪是去负责保卫工作的。第三架飞机乘坐工作人员和保卫人员，飞行间隔15分钟。第一架飞机落地后，刘司令员既高兴又担心，毛主席的飞机还没降落呀！降落后刘司令员高兴了，笑着和毛主席握手。我松了一口气，真险！ 自第一次乘飞机去广州后，毛主席的专机任务由我承担。1956年至1958年毛主席经常外出视察、召开会议，备有三套交通工具：飞机、专列、轮船。坐飞机我必跟随，不坐飞机时我也跟着乘专列，坐轮船，飞机要跟随备用。 “保驾的来啦！”这是毛主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毛主席上飞机后，先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躺在床上看书，有时先批阅文件，然后躺在床上学英语。英语秘书名叫林克，北大英语系毕业。那时毛主席已年过花甲，可学英语精力充沛，非常用功。 毛主席在飞机上说话很少，全部精力集中在阅批文件或读书上。空中服务员小郭给主席送茶水，他也只瞅她一眼。有一次开口问服务员姓什么，多大年纪，空中生活习惯不习惯。毛主席说郭是红色空中小姐，他在空中小姐前加冠“红色”二字，表示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空中小姐。小郭对主席称她为红色空中小姐感到非常幸福，高兴得微微一笑。 我和毛主席说话很少，而且是老一套，每次只说一句：“请主席上飞机。”在飞机上我曾劝过主席，飞机在飞行中，阳光一闪一闪的，对眼睛有影响，请主席看一会儿，闭眼休息一会儿，保护视力。毛主席瞅了我一眼仍看他的书。 我在飞机上多半的时间坐在领航员旁边观察天气，了解飞行情况，以便随时回答主席的询问。有时坐在主席的床头和叶子龙打扑克，胜负只使眼色，默不作声，生怕影响主席看书。 毛主席外出要带几箱书籍。每到一地，卫士长李银桥或公务员小田、小尹，便迅速把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的床边备用。毛主席起床很特别，坐起来就算起了床。起床后先看书，他身边常放一个小本子。看到重要段句就作笔记。 毛主席的饮食很简单，平常两菜一汤，顿顿有辣椒。喝茶时连茶叶都嚼烂咽下。抽烟是“冠军”，抽完一根接一根。 毛主席喜欢游泳。据说他游泳是幼年时期在他家门前的池塘里学会的。1982年5月，我访问主席的家乡韶山冲时，特别注意看了他家门前的池塘，果然不是虚传。 毛主席畅游了中国许多大江名河：在武汉游长江，在广东游珠江，在广西游邕江，在湖南游湘江，在江西游赣江，在浙江游钱塘江。大海也是主席的游泳场所，在北戴河、青岛，天天到海里游泳。没有江河湖海的地方则在游泳池里游泳。 毛主席游泳我也跟着去。1966年主席畅游珠江，在船上他看我没有游泳准备，就问我为什么不下水去游泳。我说：“游不好，在水中有时脚趾还抽筋。”主席说：“抽筋怕什么，下去游一会儿。”主席说话了，不得已跟着去游了一会儿。 毛主席到各省市视察、召开会议，省市委都请他品尝地方风味菜，主席吃后既不赞赏也不批评。毛主席对吃没有什么要求，给他做什么吃什么，据我所知毛主席喜欢吃家乡的青菜猫耳朵。 50年代苏联一位医生劝毛主席不要吃鸡肉，但可以喝鸡汤；另一位苏联医生则说可以吃鸡肉，不要喝鸡汤，害得毛主席好久没有吃过鸡肉。后来毛主席说医生的话不能全信，最多只能信百分之五十。 我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一方面认为很光荣，一方面又提心吊胆，特别在复杂气象情况下，整夜整夜睡不好觉，不断地向北京航行、气象部门打电话了解情况，翻来覆去地研究考虑。在天气复杂的情况下，决心是很难下的。因为毛主席的专机是不能出半点问题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很幸运，执行专机任务中没有出过一点儿岔子。为了不耽误毛主席的工作，毛主席要走就能起飞，机组在宾馆或招待所处于待命状态，不敢离开一步。有一次在上海，机组提出上街买点东西，我估计毛主席刚到上海不会有什么任务，和叶子龙商量了一下便同意机组上街了。不料机组人员刚走不久，毛主席说要回北京。这下我们着了急，派出几路人马出去找机组，幸好很快就找到了，没有耽误执行任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还乡团
在福州碰上陈伯达，他看见小鹏随身带了架照相机，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带这个东西可要注意咧！不要让家乡的父老说你们是特殊人物！” 毛主席对农村的初级社转高级社很关心，1957年1月，他要在他身边工作的、从苏区出来的老红军回江西、湖北、福建等家乡做调查。他认为派身边的人去调查最可靠。毛主席让叶子龙给他开一个名单。叶开的名单有：中央办公厅特会室主任赖祖烈，总参机要局局长黄友凤，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李金德，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叶子龙当时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主席的“管家”——秘书。因为各回各的家乡调查，所以离京时叶子龙同志开玩笑地说：“我们是‘还乡团’。” 我们6个人，黄、李单独走，子龙、老赖、小鹏和我坐飞机到上海。上海市委把我们安排在杜月笙的家——松公馆。杜月笙是上海青红帮的头头之一，蒋介石的盟兄弟，也是国民党的特务，一生作恶多端，血债累累，人民恨之入骨。杜的“公馆”修得相当阔气，是一座花园式的“洋房”，但因年久失修，维护管理不好，加上南方雨多潮湿，显得阴沉破旧。上海没有暖气，腊月天冷不太好过，晚上冻得我们缩作一团。第二天一起床，大家开玩笑地说，昨天晚上当了一夜“团长”。在上海，叶子龙给我们每人发了300元人民币，他说这是毛主席的稿费，给我们买点东西送给家乡的父老。 由上海改乘火车，到福建南平又改乘小火轮。船沿闽江东驶，水清流急，顺水行舟时速很快。闽江两岸桔子满枝头，“闽江桔子红”，真是名不虚传。在福州往西湖宾馆，我们拜会了省的领导。胜利后第一次因工作关系回福州，当然是要招待一番，我们品尝了福州的不少名菜，吃了一种海鱼（鱼名记不清了），据说这种鱼只有福建和意大利出产。在福州碰上陈伯达，他看见小鹏随身带了架照相机，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带这个东西可要注意咧！不要让家乡的父老说你们是特殊人物！”话是好话，谁知道他在“文革”期间会变成江青的帮凶，犯下累累罪行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们由福州回家乡，省委招待所派了两辆胜利（华沙）送我们。我们到龙岩，受到地委热情招待。老赖当天回永定。我和小鹏第二天回长汀。小鹏是汀东童坊人，当时童坊不通汽车，县里派人挑行李伴随。 在长汀听了县委何书记的简要汇报。当时正值初级社转高级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的时候。群众到底想些什么，我打算找些人听听他们的心里话。首先碰到的是志英弟，他是从部队复员回家的。他在梁家庄种了几亩田，两口子加上父母帮忙，起早贪黑蛮起劲的。合作化后，特别是转高级社，土地、耕牛都被收走。他买耕牛用的是复员费，买牛钱不够，我寄给他50元，收耕牛只作价不给钱，他有苦说不出。现在牛没有了，钱又要不回来，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当年种田的劲一下子全没了。梁家庄的群众一见面就叫苦，向他们了解情况，都讲不出道道来。我和他们座谈高级社的优越性，有的按上面宣传的内容讲，有的是不理，有的一言不发。他们对一平二调三收款意见很大，但不敢实说，顾虑重重。他们共同的呼声是希望多分一点。当时是靠工分分粮，粮食很困难。对此，县里的领导不仅没引起重视，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