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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了，即“无为而无不为”，或者说“不利而无不利”。所有人都不损害自己，那就没人受损害；所有人都不做牺牲，那就没人做牺牲。一个既没人受损害，又不需要有人做牺牲的社会，岂非太平盛世？
问题是，这可能吗？
儒家认为不可能，墨家也认为不可能，只有道家认为可能，而且应该。于是，他们便又有了第三个分歧：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
二 从杨朱到老庄（1）
消极无为，是道家的重要思想，也是道家区别于儒、墨、法三家的紧要之处。儒家主张推行仁义，墨家主张推行兼爱，法家主张推行法治，他们都要做些什么。道家却主张什么都不做，而且认为越做越糟糕。只有什么都不做，才能实现天下太平。
这种观点，老子有，庄子也有。这里说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谁，没人能够肯定。以前有说是李耳或老聃的，也有说是太史儋或老莱子的，至今也没弄清楚，我们且不去管他。《老子》一书写于什么时候，也不清楚。但我赞同许多学者的看法，应该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墨子和杨朱还要晚一些。《老子》其书，也有各种版本。过去流传的版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高亨、池曦朝先生认为，前一种是道家传本，后一种是法家传本（《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这个我们也不管，还按大家熟悉的版本来。总之，诸如此类的笔墨官司，我们都不在这里打，随大流。反正本书所说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至于他是谁，这里暂不讨论，后面我会谈点看法，也只是仅供参考而已（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庄子是什么人，却大体上是清楚的。庄子名周，字不详，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与孟子同时而稍晚。庄子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当过蒙地的“漆园吏”。这“漆园吏”是什么意思？是漆园这个地方的小吏，还是看管漆树园的小吏，也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庄子一生都很穷，长期住在“穷闾厄巷”，也就是贫民区。他也经常没有饭吃，饿得面黄肌瘦。有一次，庄子大概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啦，就去向监河侯借米。这位“监河侯”，按照唐代学者成玄英的说法，就是魏文侯。魏文侯说：可以。寡人正好要收税。税金收上来以后，借给你三百金（很多钱），行吗？庄子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庄子说，鄙人来的路上，有一条鱼困在车辙里，向我求救。鱼说，我是东海一名小官（东海之波臣），现在困在陆地上，快要死了。先生能不能弄一小盆水（斗升之水）来让我活下去？鄙人说：可以。鄙人正好要去游说吴越之王，我让他们把西江引过来救你，行吗？鱼听了鄙人这话，冷笑一声说：那先生就到干鱼市场去找我吧！
这个故事，见于《庄子·外物》。《外物》是《庄子》的杂篇之一，而杂篇又出于庄子后学之手，其中不少是寓言。所以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并不清楚，也不打算处处区分庄子和庄子后学。但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并不荣华富贵，则可以肯定。其实庄子要想富贵，也有机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说他曾经拒绝楚威王的拜相。这事《庄子》的《秋水》（外篇之一）还有更详细的描述。《秋水》说，当时楚国两位大夫千里迢迢来到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找到正在河边钓鱼的庄子，转达楚威王的意思，说是我们大王想把国境之内的事来麻烦先生（愿以境内累矣）！这意思很清楚，就是要请庄子当楚国的国相了。庄子没有直接回答，一边继续钓鱼，一边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贵国的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吧？那么请问：作为一只乌龟，它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荣华富贵（死为留骨而贵）；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生而曳尾涂中）呢？两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后面那种。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 从杨朱到老庄（2）
类似的说法，杂篇中的《列御寇》里也有。《庄子·列御寇》说，有人想聘用庄子，庄子对使者说：先生见过那用来做牺牲的牛吗？披着绸缎，吃着好料。可是，等到它被牵入太庙，准备杀了来祭祀祖宗时，它就算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牛（孤犊），还能够吗？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来证明庄子的这种想法。这故事也记录在《庄子》的《秋水篇》，说的是庄子和惠子的事情。惠子就是惠施，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公元前310年，宋国人，与庄子同时，两人还是好朋友，也都是先秦诸子中的代表人物。不过庄子是道家，惠子是名家；庄子不做官，惠子做大官。惠子曾经当过魏国（也就是梁国）的国相，还随同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朝见齐威王，使魏齐互尊。《庄子·秋水》说，惠子当了魏国的国相，庄子去看他。这时，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是要夺你的相位。于是惠子大为恐慌，派人在全国境内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听说，就去见惠子。庄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音渊除，凤凰的一种）。这种鸟儿，不是梧桐不栖，不是竹实不食，不是甘泉不饮。它从南海飞往北海的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好抓住了一只死老鼠。见鹓鶵从它头上飞过，以为抢饭碗的来了，就对着鹓鶵一声“吓”。现在，老兄也要因为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其实这话说得还算客气，更不客气的话记录在《列御寇》。《列御寇》说，宋国有一个人叫曹商，被宋王派遣出使秦国。去的时候，宋王给了他几辆车子；回来的时候，因为得到秦王的赏识，车子增加到上百辆。这人回到宋国，就去见庄子，对庄子说：住在贫民区（穷闾厄巷），编着草鞋子（困窘织屦），饿得面黄肌瘦（槁项黄馘），这是鄙人比不上先生的。但是，与万乘之主只不过见上一面，就能得到上百辆车子，这是鄙人的一点点长处。庄子说，是啊是啊，鄙人知道秦王的规矩。秦王有病找医生，能够把他的痈呀疖子呀弄破治好的，赏车一辆。如果用舌头去舔他的痔疮，就能得到五辆。可见，事情越下作，赏赐就越多。先生究竟为秦王做什么了，居然得到这么多车子？
显然，在庄子看来，再高的官位，也不过一只死老鼠；靠投机取巧巴结上司而升官发财，则等于舔痔疮。即便是堂堂正正地被聘做官，也等于是死得只剩下骨头，还不如像乌龟那样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或者做一只孤独的小牛。这是什么人的观点？隐士的观点。前面说过，所谓隐士，就是“有本事”却“不做事”，或者说“不做官”。庄子有本事，是没有问题的。他不肯做官，也是肯定的。所以，庄子至少在思想上属于隐士这一类人。
老子呢？司马迁说是“隐君子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不过司马迁说的老子，却未必是《老子》的作者。《老子》一书作者的身份，其实是搞不清的。我们只能猜测他是隐士，姑且算作“疑似”。不过，真正的隐士（比如前面说到的荷蓧丈人），恐怕是连话都不会多说的，更不会和别人辩论。所以，严格地说，老子和庄子都顶多只能算是“隐士哲学家”。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同为“隐士哲学家”的杨朱的观点，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当然会赞成或者同情。
二 从杨朱到老庄（3）
前面说过，杨朱的观点，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老子怎么说呢？老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庄子又怎么说呢？庄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几乎如出一辙。在这里，贵和爱，都是动词。放在第一个字，叫“动词前置”。若，按照《小尔雅·广言》的解释，就是“乃”。所以“贵以身为天下”，就是“贵自身超过贵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就是“爱自身超过爱天下”。如此，老子这句话，也包括庄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甚至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话恐怕不少人听了都会吓一跳。有没有搞错？可以托付天下的，难道不是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难道能够是把自己看得比天下还重的“自私鬼”？这些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把天下交给他们，放心吗？
其实，如果了解道家，尤其是熟悉《老子》一书，就会发现这是典型的“老子式思维”。老子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是“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也就是反过来思考问题，反过来表述观点。这样一种“反向思维”，在《老子》一书比比皆是。比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老子·第四十一章》）。也就是说，明白就像隐晦，前进就像倒退，高尚就像卑下，洁白就像污黑。按照这个逻辑，当然是“大公若私”、“为公若己”，越是重视爱护自己，就越是可以托付天下。
问题是我们不能只顺着老子的逻辑来，还得看有没有道理。依我看，老子的说法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也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重视爱护天下，就是重视爱护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而且，这种重视和爱护，就应该从自己开始。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样，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重视、不爱护，怎么能指望他重视别人、爱护别人，重视天下、爱护天下？不信你看那些视死如归的“侠客”或者“江湖好汉”，自己脑袋固然别在腰带上，别人的脑袋又何曾放在眼里？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真正贵天下、爱天下的，也一定是贵自己、爱自己的。
结论是：爱护天下，请从爱护自己做起。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爱护天下，既然必须从爱护自己做起。那么，要拯救天下，也就只有先拯救自己。如果人人爱护自己，人人重视自己，或者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矣”。
不过这里仍有问题，因为老庄的说法与杨朱并不完全相同。老庄的“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都是前提，最后还是要“寄天下”和“托天下”，只不过“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庄子·人间世》），先救自己，后救天下而已。杨朱所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不同，是说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做出牺牲拯救天下时，天下才真正太平了。但仔细想想，这种表面上的不同，也就不成问题：如果人人都可以寄托天下，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天下，天下还需要拯救吗？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行：如果人人都不需要被人寄托，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自己，天下还需要拯救吗？
二 从杨朱到老庄（4）
这就有了第二个结论：最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和寄托的。
这也正是庄子的观点。在《大宗师》篇（《天运》篇也有），庄子说，泉水干了（泉涸），鱼儿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湿气呼吸（相呴以湿），相互用唾沫滋润（相濡以沫），哪里比得上生活在江湖之中，自由自在，彼此相忘，互不相识呢（不如相忘于江湖）？众所周知，相濡以沫，一直被视为我们民族的美德，庄子对此显然也并不否定。然而在他看来，这并非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是根本用不着这样。因为相濡以沫的前提，是泉水干了（泉涸）。那么，泉水不干，岂不更好？所以我曾经说，我无比敬重见义勇为的人，但决不希望人人都成为这样的英雄。因为一旦有见义勇为，就同时意味着有灾难和犯罪。从这个角度讲，能够“相忘于江湖”，确实比相濡以沫还好。人人“相忘于江湖”的社会和时代，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和时代。因此，杨朱的说法与老庄并不矛盾，反倒顺理成章。这样的思想，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
于是又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时候，确实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且，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也就用不着去管别人的“瓦上霜”。不过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青山长绿，泉水长流。可惜，谁也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么！也因此，我们仍必须高度肯定相濡以沫，肯定见义勇为。何况春秋战国时期，人祸也并不比天灾少。频繁的战争，频繁的###，频繁的宫廷政变，哪一天消停过，又哪有什么“相忘于江湖”？恐怕只有“相斗于战场”。这才有了众多思想家的争鸣，即都希望为这个有病的社会和###的时代，找到一个医治的办法和救助的出路。
那么，道家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满意吗？
不满意，甚至更不满意，早就不满意了。孟子推崇尧舜，墨子推崇大禹，庄子则是连尧舜禹都要否定。在庄子看来，事情就是从尧舜禹开始坏起的。而且，追根溯源，这笔账还得算到三皇五帝头上。在《天运》篇，庄子编了一段老聃与子贡的对话，可以看作儒道之争的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