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或调开了，原定计划不能实行，教仁先生只好赶往镇江上海再为布置进行。结果，十月十二日（即汉阳失守后五日）南京终于为革命军所有了——如果没有汉阳的坚守，宋先生及苏浙同志哪有余裕时间以筹划攻略南京呢？由此可见克强先生在阳夏战守的功劳，而他本人却因挫败欲以身殉，更可见他责任心重，不成功即成仁，真是革命军人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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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攻略成功，使革命军与清廷对峙形势大变，因此，清廷不得不求和议。从此，政治重心移于上海南京，武昌首义的志士完成他们的任务了。
当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上海集会时，曾选举克强先生为中央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嗣因克强先生坚辞，后来又改选黎为大元帅，克强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务；但克强先生始终不允接受，他不愿因个人地位而引起政治上的纠纷。一直等到国父中山先生回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国父提请参议院通过任他为陆军总长，他毅然受任，因为他愿意以身率教，将负责任、明礼义、知廉耻的精神播布在中华民国陆军每一个人。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晚色侵江白，轻舟发夏阳，潮声随岸远，山势送人忙。
大地风云郁，长途雨雪降，悠悠此行役，何处是潇湘？
这是桃源渔父宋教仁先生于民国二年二月自汉口东下上海时的诗句，也可说是宋先生在人世最后的吟咏；因为在当年三月，他就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沪宁车站了。
宋先生死时不过三十二岁，他是生于民国前三十年二月十八日，即清光绪八年壬午岁（西元一八八二年），依照我国传统计年法，上年正是宋先生八十冥寿。
宋先生虽然“不幸早死”，但是在他三十二年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却已经对国家民族尽了他最伟大的贡献，在国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蔡孑民元培先生说：“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多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若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渔父先生其最著者也。”——这是蔡先生亲眼见闻的写实，不是故意溢美的客套语。革命历史的记载更多可以证实这一说法的。原来自民国纪元前八年华兴会在湖南起义计划失败以后，宋先生就与黄克强先生等先后东走扶桑，一以避清吏的捕杀，一以作负笈求学的打算——当时留日学生界几乎是以学习军事为风气，因为大家的认识，都以为要“富国”必先“强兵”，并且要想推翻腐败的专制政权，也必须要先建立革命的武力。宋先生初到东京时，也深为这一风气所感染，曾经报名学习兵式操和马术，以为投考军事学校的初步；但是经过四五月以后，先生的计划变更了：他决心肄习政治经济学，这是他涉猎各种学科和研讨立国的根本大计，又经中日友人研究他的个性兴趣以后的结果——当时友朋多称许先生头脑细密，秉有天赋的组织力和经国的才能——从此宋先生就进入法政大学（后改入早稻田大学）。努力学校功课的余暇，就潜心翻译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实况的书刊，一方面个人藉此研究各国政治经济的优劣得失，一方面将它介绍给国人研讨。并且译述稿费所得，不仅可以添讲新书刊，有时还可以济革命党费用的不足，例如先生译述的日文名著《财政学》一书，它的稿费曾使同盟会渡过经济困窘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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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先生这样苦学的结果，使他对革命成功后建国的规模计划有所得于心。当辛亥春，黄克强、胡汉民先生筹谋广州起义的时候，他就被推选担任统筹编制课长，由上海至香港埋首于草拟文告典章的工作。“三二九”起事时，先生于革命政府组织所需要的约法与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都已纲举目张，累累备载，完全拟具了。不幸起义之事失败，先生只好带着盛放这些文告法规的一只大皮箱潜回上海，蜷伏在民立报馆的小楼房中，根据失败的经验加以改正。武昌首义成功，各种法令规章能够很快地制定公布实行，就是宋先生十数年来潜心研究建设事业的成绩。
在“三二九”与武昌首义的几个月间，宋先生在上海与陈其美、谭人凤诸先烈组成“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为长江起义革命的总机关，更是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宋氏手撰中部同盟会成立宣言有云：∫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而外此之入主出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更不知凡几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一则以事败心灰，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心，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旅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各团体对于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感情之故见，不可现也。
由此可见“三二九”一役以后，革命党人的情形以及中部同盟会成立的迫切需要——长江流域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以后，一切均按计划进行，章太炎先生所谓“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昌之群党，未半岁，遂以集事，则谭人凤、宋教仁为之也”可说是道出了中部同盟会组织的成效，也就是宋先生对民国的最大贡献。
武昌首义成功以后，宋先生即奔走于武汉南京镇江上海间，为各地临时军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组织工作而努力——这时，适章太炎自日本回沪，在报端公开称赞宋先生有钧国之才，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实非公莫属！革命阵营中许多认识不足和怀抱野心企图谋取官职的人听了，竟因此误会宋先生为民国百年大计树立开国规模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自私自利，于是多方地阻挠他的进行；但宋先生自问无他，因此在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毅然受任法制局局长职务，埋头于开国时期的立法工作，没有因此委屈而负气或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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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四月政府改组北迁，先生出任农林总长，先生一方面致力于十年树木开发渔盐矿冶的工作计划，一方面尤注意于培养促进民主政治的工作——政党是民主政治必备的条件，而当时的国人却于此不甚了了，即同盟会员也不能免俗，蔡元培先生说：“是时国体初定，同盟会会员中粗犷者或不免以革命功臣自夸，为社会所疾视：或斥为暴徒，或诮为贵族，凡政客投机者或趋之若鹜；而以志气或才略自负者，虽政见略同亦以依附为耻，几无成立政党之希望；宋先生百计联络，始以同盟会与其他三四政团相结合，而组织为国民党。”——当时同盟会会员对于一人一党籍的观念并不重视，因之社会人士对此跨党现象发出种种笑谑的描述，例如在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庸君的笔底子即有：“湖南有政界同盟会、平民同盟会之别；湖北则有官印同盟会，台甫共和党，别号统一共和党之谣；在四川则有统一同盟会，共和党同盟会之团体。”可见当时会员分子之复杂与其政治修养之幼稚可笑，宋先生眼看这种情形，深知非力加整顿改组，不足以对付一代枭雄袁世凯——国体初定，调和南北异见，国内一切问题凭法治民主方式求解决，不能借重武力手段，是先生当时的主张；而健全政党组织则是达到这一政治方式必经的途径，因此，宋先生不顾一切地促成了国民党的成立。
国民党是民国元年八月在北京宣告成立的，国父中山先生并曾躬临成立大会致词。后来，国父又宣布在其不在党本部时，干事长职务交由宋先生代理，因此宋先生对党事国事非常努力，在辞卸农林总长职务后，更以全力致力于党务，发表“代草国民党大政见”洋洋万余言，更是民初政治史上的一大手笔。先生又旅行通都大邑宣传国民党的政见，以争取选民，而获得国民的信任拥护，因此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最大多数的席次，而奸雄袁世凯也因此更嫉恨先生的长才，必欲去此眼中钉了。
“政党内阁制”是当时国民党坚强的主张，先生主持之力尤多；袁世凯深知这一制度将限制他的权力，因此多方设法阻挠反对这一制度的实现；一方面嘱咐杨度向黄克强先生函电请取消这一主张，一方面更设法劝诱先生就范——于右任先生说：“同盟改组，国人望君愈殷，袁氏忌之亦愈甚，约君秘室百计诱之，不为动，遂遣人制君于上海。”李剑农先生说：“对于宋教仁，袁也曾用过金钱毒杀政策，但宋不肯受他的金钱——宋在北京时，袁以某银行支票簿遗宋，令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此事著者曾亲闻之宋先生亲密之友人），此为宋致死的重要原因。”金钱利禄既不能变易先生的主张，而先生又公开宣称：“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将来之宪法而定，使制定宪法时为外力所干涉，或为居心叵测者将他说变更共和精义，以造成不良宪法，则共和政体不能成立。使得良宪法矣，然其初亦不过一纸条文，而要在施行之效力，使亦受外力牵制于宪法施行上生种种障碍，则共和政体亦不能成立，此吾党所最宜注意而不能放弃其责任者也。”这种言论当然更引起袁氏的嫉视，因此，在国会将开之际，袁氏就决然遣人刺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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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先生被刺噩耗传出，国父中山先生即自日本赶回上海亲临吊奠，并以“为宪法而流血，公为第一人”的挽词相挽，足见先生之死实有重于泰山。而蔡元培先生说：“先生虽死，其以政治为生命之精神，影响于后起之政治家者不与俱死，吾人所共信也。”
宋先生的著述，除开许多译述和《中国新纪年》、《汉文法》等书外，最著名于世且发生重大影响的著作，要推有关边疆地理考证的书如《间岛问题》、《承化寺说》等——原来先生自幼即酷嗜舆地之学，十二岁时，偶得一折骨扇，上印有地舆图，即日夕展玩，天末凉风飒起，也不忍捐弃。东渡扶桑时正值日俄酣战于我东三省，西北西南边疆亦遭帝国主义国家蚕食侵略，先生爱国心热，更随时注意搜集有关边疆地理的书刊。先生手书日记有云：↑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民国纪元前六年，公元一九○六年）五月五日，晴，八时至同文堂购得《商业界》杂志一册，归而读之，中有鸭绿江源之独立国一篇，记满韩间鸭绿江、土门江（图们江）、松花江发源之处，有形成之一独立国曰间岛地方，与日本之九州岛等，其王曰韩登举
同年九月二日六时至陈监督处，领得学费十元，其案上有《时报》一份，阅之复得一余素日所常考究而未得要领之地理历史上实事，即中国云南边境失地于英国之纪实也今逐条录之
由这几则偶然拈来的纪事，就足以见先生对于边疆地理历史是如何地随时随地留心搜求研究，是这样日积月累的结果。在民国纪元前四年（公元一九○八年）春，中日间岛问题发生——日人强词夺理指间岛旧属朝鲜，遗书清廷要索，清廷于这一地区素未留心，颇感难于应付，先生在东京阅报知悉这一消息后，乃发奋写成《间岛》一书，以辟其妄。——书的内容一部分是先生平日读书刊报纸上的札记，一部分是上年先生亲履当地的见闻，而最重要的是先生在东京帝国图书馆所发现朝鲜王室编纂的明白记载间岛非朝鲜领土的古书数种——以日本的资料立证辩争土地非朝鲜所旧领有，论据坚强不可颠破如此；因之稿成以后，日本某著名学者即肆其如簧之舌，劝诱先生以版权售于日本政府藉革命党的费用（真意在乘此消灭证据）；但是，先生不为所动，毅然以全稿寄回天津北洋大臣，清廷因有此证据遂以大挫强邻的不法主张——这是书生报国最好的实例，值得现在青年效法的。
民国前一年，先生回沪在《民立报》主笔政，当时适中英片马交涉起，中国报纸多愤激之词，但于片马的地位，却无精审的考求，均以野人山为界，这实在是错误的。因此先生就本其素养，陈书图，考以历史，证明片马为中国固有的地名，并自绘详图备列地望山脉河流，不差累忝。此批图一出，全国震动，上海的外国报纸也移译转载——只可惜这一交涉，至今尚未了结，九泉之下，先生有知，能无痛乎？
第9页 ： 蔡松坡为国民争人格
当片马交涉的同时，中俄界约交涉也发生了，举国皇皇，政府外交亦全无依据。先生乃发愤著《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三万言逐日刊于《民立报》，将中俄间新旧条约，逐一研求，而处置交涉纲要，也附见于中，遂使国人对中俄关系有深刻认识。
《俄患篇》有云：
呜呼！自日俄第二次协约立，而俄人东下满洲之策息；自德俄协商成，而俄人南出波斯之计阻。今日者，俄人遗传之大彼得政策，固惟有横断蒙古，驶进中原，突贯新疆，席卷西藏、印度、阿富汗，或可易于集事，此其极东政策与中东政策，所以必置重于蒙古新疆之主因；近年以来，其所设施与计划，无不为其佐证，此次之要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