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我军故意泄露的虚假情报。
同时，有效的欺骗可以增大情报攻击的效果。
单纯的情报攻击容易被敌人探测和防护，若没有有效的欺骗相配合，非但不能达成攻击目的，反而会暴露自己，遭致损失。
在情报信息作战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情况下，情报欺骗成为对付拥有先进信息系统之敌的有效措施。
必须综合运用情报欺骗和攻击两种手段，充分发挥两者的优长，形成整体综合优势，削弱敌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和使用能力，对敌重要的信息获取等情报获取渠道进行打击，瘫痪，干扰其情报侦察活动的正常进行，使其重要情报渠道受阻，影响其作战活动。
成功的情报欺骗离不开出色的情报攻击，由于友军取得了无线电破译技术的突破，因而得以掌握日军的超级机密。
据此，友军可以准确地了解日军的情报设施，手段及获取方式。
于是友军适时对敌人的情报设施和人员进行攻击或抓捕，使日本情报部门失去可靠的情报来源，只能依赖无线电测向判断友军的动向，其准确性自然大成问题。
二．
南京最高指挥部最初批准的淞沪作战计划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计划。
1937年7月底，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鉴于上海战事决不能免，于30日向南京提出我军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攻势，“先发制敌”，得到指挥部批准。
8月11日，张治中部得到命令，向上海围攻位置开进，准备发起淞沪会战，此时南京最高统部只规定张治中指挥直接参加上海围攻作战的部队，以及两个多炮兵团。
另外在龙华；虹桥；吴淞以及南翔；浏河；浒甫等地任警戒的也只有一个师又两个旅和上海警察总队与保安总团。
张治中是使用两个师和两个多炮兵团发起上海围攻战的，这可以说是淞沪战役的起始阶段的规模。
当然，随着日本进攻的不扩大，全国抗日情绪的高涨，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成，南京统帅部对全国全盘战局构想的日益发展，最高指挥部逐步提升了淞沪战役的地位，一步步扩大其规模，战略企图也日趋明晰和扩展。
8月18日前后，南京统帅部获悉日本陆军二至三个师团增援上海。
18日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决定把正在浦口至苏州间待命的第18军调进淞沪战场。
20日，陈诚扩大沪战以牵制华北日军进攻的建议被批准，同日《第三战区作战计划》出台，正式提出淞战役“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
中国军队这一期间在上海北郊对登陆之敌血战两旬，虽阻滞了敌人攻势，但仍未打退敌人进攻。
9月中旬，中国军队后撤潘泾河阵地，转入阵地防御战。
9月12日，第9集团军退守北站─江湾─庙行─顾家宅之线，同月17日，第15集团军退守双草墩罗店西南─庙行─大场之线。
淞沪战局的严重形势和国内外的种种情况，促使南京统帅部以更新和更大的规模进行淞沪会战。
9月21日，南京统帅部改组第3战区指挥机关，由蒋介石自兼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陈诚分别继任副司令长官和前敌总指挥。
参战部队组成右翼集团；中央集团；左翼集团三个方面军，左翼集团辖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中央集团辖第9集团军和第18；第61师等，右翼集团辖第8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总兵力约为50余个师和五个炮兵团。
开始双方互相争夺阵地之战，接着敌向蕴藻滨南岸大举进攻，攻势直指大场。
10月25日大场陷落，我军中央集团和左翼集团于10月底向苏州河岸后退。在这期间，敌我双方继续增派部队，战役规模进一步扩大。
至10月上旬，日军的兵力已增加到近二十万人。
中国方面，蒋介石在10月间又继续增调第21集团军；第11军团；第23集团军；第25军团等部队。
至10月底；11月初，我方在淞沪战场的抗日兵力陆续增加到约73个师，淞沪会战由此达到最高潮。
第三十九章。入川抗日大撤退
一．
夜幕低垂，天空下着小雨，，在空军配合下向汇山码头之日军展开攻击。
战斗异常惨烈，几度处于胶着状态。
他不负众望，身先士卒，挥舞着大刀与敌军战在一起。
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
经过一夜激战，敌人尸横遍地。
在战斗中，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前赴后继，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对抗着敌人飞机坦克，有许多士兵为了阻挡日军的进攻，身上绑着手榴弹冲向敌人坦克，与敌军同归于尽。
与敌人逐墙逐屋地争夺。
随着日军的不断增援，中国军队逐渐处于劣势，但仍然节节抵抗，先后在罗店，宝山，南北塘口等地给日军以重创。
那时已通过组织安排肖锐锋到抗日军事委员会工作，而在抗日军事委员会工作的肖锐锋随着机关撤退，在葛家大棚抢上南行的疏散火车，“在车厢内停了两天才开动。
没有吃的东西，只能饿肚皮。
要大小便挤不进厕所，只能随地便溺。
时值暑天炎热，在车厢内闷热得吐不出气来，而且臭不可闻”。
转移阵地的军队和向后方逃难的人民群众，机关，学校，为了抢夺交通工具，乱作一团。
为了抢夺轮船而溺死江中的不知凡几。
逃难的人们将火车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篷和车厢底下，凡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人。
有的用绳索吊在车厢旁边像摇篮似的打秋千。
火车开动只能看到车轮在转，好似一座人山在爬行。
那些趴在车上车下的逃难群众，由于车轮震动而死于途中者，惨不忍睹。
肖锐锋忍不住有些感慨：“真是不堪回首。
当初如果能按照计划的撤退，广大生灵，何致遭此涂炭？”
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船上除了迫切抢运的物资外，还有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处长沈天放亲自护送的几百名免费上船的孤儿难童。
“当汽笛声中，这些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沈天放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
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
而宜昌以上的长江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在有的地方仅能容一船通过。
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
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
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
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够继续溯江进川。
二．
江边从一马路到13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
而此时日军正在疯狂地向沿江推进，敌机不停地飞临轰炸。
更为严峻的是，自这年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大批难民和伤兵还在不断涌进宜昌，几十万出川抗战的部队和装备，也亟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
小城已被滚滚而来的各地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在最多时达3万。
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载”上船，而人多船少，为等购船票，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
从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
事实上，早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进攻，大转移就开始了。
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从当时所做的统计来看，包括：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上海的企业家和商人行动缓慢，他们希望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只有14000吨的设备能在上海陷落前转移。
从现代化的上海机器厂和其他工厂运出来的机器被装上划艇，用树叶和树枝掩盖起来，然后运往长江上游。
日本飞机一出现，就马上用芦苇把船伪装好。
在其他地方，设备的转移工作是迅速而有成效的。
成功大撤退使得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得以保存，政治实体，工业命脉，教育传承以及商业和文化种种事业随之转移到陪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和远东抗战的中心。一大批工厂、大量的机器通过长江水道转移至重庆，为接下来的持久抗日提供了经济支持。
第四十章。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
日本政府在中国秘密开展间谍活动，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关积善堂成立。它是由日本军部对华谍报重要头目山崎峻吉在汉口创办的。
积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农村。
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于1890年，所长也是山崎峻吉，代理所长中村秀夫，是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这些间谍机构培养的日本间谍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改装冒充中国人。他们收买汉奸，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准备。
1937年是日本对华谍报工作最关键的一年，日本间谍活动尤为猖獗。
当时，尽管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早已确定，陆海军也为大规模发动战争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但何时发动战争；能否取胜，还需要作出最后的判断。
这个间谍网进行了几次破坏活动，他们把装有化学物质的裸女塑像作为礼品送给前往武汉和南京的船员，这些塑像使几艘船只爆炸起火。
另外，在收集中国船只运输；中国政治和中国政局等情报方面，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进行了密切合作。
在日本军部内，土肥原贤二是被公认的“四大中国通”之一，另外的三人是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和矶谷廉介，他为了施展自身的才华，花费多年的时间在中国各地游历，对中国的文化，国情了解透彻。
他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以华制化”，“中国人是不团结的，只要抓住这一点，利用其中有威望的人就可以代我们管理中国人自己”。
在众多的会议上土肥原贤二都如此说。
基于对中国文明的了解，土肥原贤二深知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使中国人对人情世故关系保有极大的依赖。
当他得知在日本国内有一位“中国的高官千金”已经被驯化得可以放心使用，感到十分高兴，立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河野枝子与其结识后，屡屡被他委以重任，即使在河野枝子走向低谷的时候，土肥原贤二也极其看重她的潜能。
1941年“桐计划”的泄密，河野枝子差点被东条英机处死，就是多亏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说情才得以幸免。
河野枝子给与欣赏自己的土肥原贤二最大的回报，是在“大东亚共荣圈”建立过程中的出色表现。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是两人共同的愿望，在这一过程中，河野枝子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顶着“千金”的光环，河野枝子像一位真正的“落难千金”一样，四处活动，拉拢人心，争取援助。
这些活动为土肥原贤二的成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
从搜出日军俘虏进攻上海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阵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对于日本间谍的活动，抗日军队有识之士十分忧虑，纷纷上书，就反间谍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一是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护日本间谍。
战争爆发后，一些日本间谍躲在租界内得到各国尤其是美国的袒护。
一些间谍被捕后，也有外国使节为其说情。
针对这些情况，应严查间谍，外国领事不得袒护。
近年来，日本对于中国的各项情报收集和侦察工作更是有增无减。
增设电波探测系统，加强收集和处理中国的情报信息；监视中国军舰和飞机。
提起“特高课”，是一个中国民众并不陌生的机构。
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特高课”作为日本政府在中国搜集情报的一个重要部门，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搜集情报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样化。随着情报工作的需要加深，各国在加强情报工作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反谍报工作，情报搜集和分析的难度也在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