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火狐-代号007- 第9部分

　　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

　　那时的*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召开一些全国性大会。

　　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中的楼房。

　　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

　　开会时楼外有特棵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

　　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

　　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

　　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

　　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

　　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

　　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无法出手。

　　二．

　　二十几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

　　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慈华夫妇出卖，英勇就义。

　　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上门惩罚。

　　出卖中央领导人的叛徒白某，曾任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

　　特科精心策划。

　　红队领导亲自到现场侦察，就在他动身离开上海之际，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

　　1931年9月，他被派往中央特科下属的一个情报站工作。

　　红队情报站设在西安路45弄4号楼的一亭子间，情报站领导人是张明山，他的上线领导是徐维，秘密联系人是老许。

　　肖锐锋代号007，化名彭浩。

　　按组织规定，他这里不能有任何进步书籍，不得和其他人来往，无论何种情况下，他必须保证身上有3至5元钱作交通费，出门必须打车。

　　可当时肖锐锋穷得连表都没有，只好把别人送的小闹钟藏在手提包里，有时一连几天无钱买米，也绝不动留作急用的交通费。　　

　　那是他至今难忘的一天。

　　老许突然来到情报站，一进门就交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中央局下属18个机关的所在地，几十年后的今天他还记得有：拉斐尔德路，霞飞路，亚菲尔德路，吕班路，马当路，甘司东路等，但没有人名。老许告诉他，此情报是由法国巡捕房督察长让红帮人物转交给他的，敌人准备晚8时开始大逮捕。

　　老许交待他：找到这些地址后，敲门三下，不管门开与否，只说一句：“你妈病了，叫你赶快回去。”说完就走，不许停留。

　　到晚上8点，无论情报是否送完，必须停止行动。　

　　他拿着纸条，换上西装，把小闹钟装进手提包冲出家门，一路紧赶。

　　记得在有一处，他敲门说完暗语后，门里人显得十分淡泊，仿佛无事一般。

　　他不放心，又从楼下折回敲门。

　　门*，一位男人低声说：“知道了，你赶快走。”

　　晚上8点，他手中的地址只剩下最后一个了，没想到竟是她所驻的机关。

　　情况火急，他不顾一切跑到甘肃东路，看见她住所楼上的联络信号仍在，便赶紧从后门冲上楼通知，撤除暗号，添置报警信号。

　　做完这一切，他们俩坦然地依偎着，如一对情人，款款步出弄堂。

　　此时，敌人的警车已呼啸着冲到弄堂口！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十章。幽默智慧的体现
一。

　　“凯瑟琳”咖啡馆开在静安别墅的沿街铺面，几十年不变。

　　慢慢地不知何时，“凯瑟琳”变成了“凯司令”，可能是与上海人的方言相近的缘故吧！

　　说起静安别墅，原是潮州会馆的墓地，后又为英国人的养马场，1926年由南浔富家张家购得这块地皮。现在仍保留了新式里弄结构，一座座3层红色砖木小楼排列整齐，总弄和支弄垂直交叉。

　　据住在这里的老人介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里是银行职员的聚居地，“为什么当年叫别墅呢，也得有钱人才能住得起，一栋房子要几十根金条”。

　　他挑中这里，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又门临交通要道，真是碰见人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

　　“凯司令”原为两个门面上下2层，铺面一个门面做门市，一个门面做快餐式的堂吃生意，正如《*》中所写，“只装着寥寥几个卡位”，楼上情调要好一点，“装有柚木护壁板，但小小的，没几张座”。

　　栗子蛋糕及芝士鸡丝面及自制的曲奇饼干是其镇店之宝。

　　这里是当年电影演员，作家等文艺圈中人常光顾的场所，据传说，　“凯司令”是由天津著名西餐馆“起士林”的一号西崽开的，这话不错，实际上是3个西厨在二十年代末初合资以8根大金条开出的。

　　3个人中有一位叫凌阿毛的，是当时上海滩做蛋糕最出名的西饼师傅，原在德国总会做西厨。

　　中国人从来喜欢宁做鸡首不做牛尾，就与朋友合资开下这家咖啡馆，取名“凯司令”，确因当时有一名下野军阀鼎力相助他们拿下这两个门面。

　　当年静安寺路上沿街门面不是你出了钱就可以租下来，这些公寓的大房东十分势利眼，一看3个老实憨直的上海伙计出身的要在这里开咖啡馆，怕砸了这一带店铺的牌子，不肯租给他们。是这位军阀以他的名义帮他们拿下这两间门面，店名便以一句笼统的“凯司令”以致感谢，意蕴长胜将军，还可暗喻自己店铺在商战中金枪不倒。

　　“凯司令”现在仍坐落在南京西路原址，沿马路的玻璃幕墙十分现代，门面扩大了几倍，咖啡座移到了3层。

　　范经理告诉人们，现在的布局已经变化很大，原先的圆桌变成了长方形桌子，先前的封闭式木质结构变成了现在的大玻璃落地窗。

　　只有房顶缓缓摇曳的金黄色吊扇可以觅得几分老上海的味道，几个“老克腊”临窗而坐。　“凯司令”斜对面的南京西路石门二路西北角，德义大楼下面，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的旧址。

　　德义大楼1928年起建，正是装饰艺术派在工业和建筑设计中最流行之时，墙面采用褐色面砖并镶嵌图案，立面还有饰带和4座人像雕塑，底商多为奢侈品专卖店。

　　现在，“绿屋夫人时装沙龙”无处寻觅，据说，当时的“绿屋”是上海顶级服装店，经营策略十分独特，从衣服、鞋帽到各种配饰一应俱全。

　　任何一个女子走进去，出来就能从头到脚脱胎换骨，但代价也是非同一般的昂贵。

　　二．

　　为了更安全地坚持革命斗争，这年夏秋之交，*中央被迫由武汉迁往上海的租界。

　　这时的上海各种反动势力比较集中，尤其在*中央藏身的租界，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领地”，还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以及警察（即巡捕房的巡捕，便衣侦探），法院，监狱。

　　但上海毕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的中心。

　　这里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文化教育事业集中。

　　经过“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以及大革命时期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战斗洗礼，占到全国产业工人近四分之一的上海，成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来，基本上以此地为依托，先后召开了党的一大，二大，四大，指挥和领导着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以及追随他们的帮派势力，是不能任由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的，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对付革命力量。

　　于是，无论租界，华界都军警，巡捕，遍地，岗哨林立，同时，暗探，工贼和叛徒四处钻营，撒开一张张有形和无形的网，伺机瓦解和破坏革命活动。　

　　因此，如何有效地保卫处于秘密状态，处境极其险恶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安全地指挥全国革命，就成为当时政治保卫工作的当务之急。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周恩来首倡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建立中央特科这个政治保卫机构。

　　在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军委书记，并负责筹建中央特科。

　　周恩来根据自己领导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亲自主持设计，对*中央政治保卫机构进行调整，在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建立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活跃幽默，机警善于交际的肖锐锋与国共两党的上层领导人都有密切接触。

　　有一次他看到老杨忙于工作睡眠不足，就趁他睡着时用墨把他的眼镜片染黑了，让习惯戴眼镜睡觉的老杨总以为天还没有亮。

　　“幽默”，在一些特殊环境下，更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肖锐锋身上有很特殊的一点，敏锐，头脑灵活。

　　使当时的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都很喜欢看重他。

　　他和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没有经历过战争那种生死洗礼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肖锐锋跟这些人开的玩笑，可能在别人眼里都有点过火。”

　　组织上尽力满足他个人的愿望，并且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良好关系。

　　上海各种警察机构之间的矛盾复杂，他却能得到各方信任，而他的留学身份又有权参加上层社交活动。

　　在政治上，表面上显得他不可靠，有人说他的颜色是灰色，深灰色，其中的原委只有一两个人知道。

　　据当时给他担任保镖的人回忆，他的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有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

　　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

　　组织派女党员梅雪兰去做秘书，他一带回情报，梅雪兰就及时抄送中央。

　　这里也是肖锐锋和国共两路人马会合的地方，侦探和奸细都会来这里和他接头，中央特科常会送来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肖锐锋的工作。

　　随着他的地位升高，渐渐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器重。

　　按照当时特科的工作原则，特别内线情报人员的安置和联系，既不可能由“一把手”亲自出面，也不可能交给一般交通员执行，只能由梅雪兰这样的主要助手出面。

　　一些重要行动，也是由梅雪兰这样的主要助手出面组织。

　　老杨接手特科情报科长后，又建立起一套新的情报网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十一章。长期的明争暗斗
一。

　　蒋介石为维护其统治建立了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

　　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因其当时属于军队序列，所以一般称其为军统。

　　而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因其始终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掌控，故称其为中统。

　　中统先于军统成立。

　　中统的前身是由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

　　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把原来由江浙买办流氓所组成的“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从而形成以二陈为中心的所谓C．C系；C．C就是中央俱乐部英文名称“Centralclub”的缩写，也有人把解释为“二陈”的英文缩写。

　　后来蒋介石借口抗日战争时期困难当头，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决定把原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

　　于是在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由此正式形成。

　　中统与军统在争夺秘密工作的主导权上，进行了长期的明争暗斗。

　　中统和军统互相之间常常打对方的“报告”，但中统并不敢对军统进行渗透，中统在军队里也不直接开展工作，它的政策是“不碰军队”。

　　另一方面，军统也不试图对中统进行渗透—起码在总部这一层上。但是由于军统局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形势严峻，军统局也担负了一些诸如对行政机关，交通，金融等要害部门的监控，这样就引起了与中统局的权限冲突。

　　在朱家骅，徐恩曾主持下，中统局各级组织在全国各地如重庆，浙江，安徽，贵州，新疆等省市，大肆进行罪恶活动。

　　军统局则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囚禁和追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施以种种酷刑，特工人员最多时近5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

　　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两个集中营成了他们杀人的魔窟。

　　军统局局长戴笠以残酷无情著称，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杀人魔王”。

　　军统一直特别重视上海地区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央曾设在上海，从这里领导全国的党组织进行了多年的革命斗争，其次是由于各*党派与进步社团以及反蒋人士等，利用上海租界为掩护，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反蒋活动。

　　在军统成立时，蒋介石所交给戴笠的两大任务，一是坚决*，一是排除军队异己，以巩固他的*统治。

　　二．

　　军统成立之前，戴笠早就派有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谢万成等人在上海从事各种活动，戴笠本人也经常去上海，

　　不过当时还没有正式组织名称。

　　“我可不能陪你担惊受怕，你快做个决定吧，改换门庭说不定也可以飞黄腾达。”

　　就在肖锐锋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