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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山区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又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平原地区。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刘少奇联名向前方的八路军将领发出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要求立即在平原地区划分军区，广泛组织自卫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计划地普遍开展游击战争。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如果把经营山西的战略部署称为围棋的布局，那么向平原地区进军，则是大举经略中腹。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发展始终是依托山区，根据地基本上也没有离开过山区。但要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八路军必须走出山区，推向平原，才可能真正创造出全民抗战的局面，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因此，向平原地区进军，意义重大。
从1938年4月开始，八路军依托山地，一部挺进河北、山东和河南的平原地区，开辟出冀南、冀鲁边、冀鲁豫、冀中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整个华北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将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
在角逐华北的同时，毛泽东对华中的敌后抗战也作出部署。他指示新四军，以茅山地区为中心，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同时准备挺进苏南，进军苏北。据此，新四军主力挺进苏南、皖南、皖中和豫皖苏，于大江南北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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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2）
这样，在整个中国战场上，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战争奇观。表面上看，日军处于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日军对中国军队构成战略包围。但在每一个作战方向上，中国军队对各个分进的日军部队构成了战役战斗上的包围。毛泽东把这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中的“做眼”。他说：这“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通过“做眼”，八路军、新四军掏空了日军占领区的中腹，将日军的后方变成了抗日根据地发展的空间，变成了敌后抗战的战场。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失陷。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由积极抗战开始转为消极抗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及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方针。毛泽东发出号召：“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挺进”。
从1938年12月起，八路军主力大举向平原地区挺进。刘伯承、邓小平率第129师主力挺进冀南平原；贺龙、关向应率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罗荣桓率第115师主力挺进鲁西平原。
八路军要“做眼”求活，不断扩大根据地；日军则要“吃子”提棋，根除控制区内的威胁。于是从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始，“做眼”与“吃子”的斗争，就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和抗日军民反“扫荡”、反“蚕食”的形式激烈地进行。
1939年至1940年，日军对华北各大抗日根据地先后发动千人以上的“扫荡”近100次，共计出动兵力50多万。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构成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的“做眼造势”，不仅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扭转了因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颓势，并且使敌后战场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使八路军、新四军真正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敌后抗战的巨大声势，使得日本侵略者胆寒，也使其更为疯狂。从1940年起，日军在华北地区推出了“肃正建设计划”，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碉堡为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
抗日根据地被日军的交通线和封锁沟等设施切割得支离破碎。八路军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形容这种情况说：“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对这种点、线、面的格局早有预料。通过“做眼造势”，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已经实现了面的扩张目的。现在，他要以面制点，以面破线，展开一场面对点线的较量。
较量首先从破线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交通线破袭战在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展开。扒铁路、破公路、毁桥梁、砍电杆、平路沟，根据地男女老少齐上阵，常常是一夜之间就将日军的交通线变得面目全非。这一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战法，却成了八路军的拿手好戏。然而，正是这种战法，让日军胆战心寒。
1940年8月开始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沿线、在长城内外全面出击，前三个半月时间，即作战1800多次，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拔除据点290多个，歼敌万余人，正太、同蒲、白晋、平汉等铁路彻底瘫痪，日军的“囚笼”战略一时间被毁得七零八落。名不见经传的交通破袭战，被八路军做成了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
破了敌人的线，面与点的较量就更加激烈地展开。日军以重要城镇为据点，力图以“铁壁合围”、“梳篦清剿”、“拉网扫荡”等行动占领抗日根据地，以“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等形式控制抗日游击区，持续封锁、挤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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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3）
毛泽东的方略是，针锋相对。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人展开了“挤地方”的较量。他幽默地说：“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我们在敌后已经“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下”。
“把敌人挤出去”，成为敌后抗战新的任务。在这场“挤地方”的较量中，面的威力尽显无遗。1942年11月，日军在山西太岳抗日根据地腹地沁源县城建立了据点。太岳根据地军民将沁源县城四面包围，用地雷战、阻击战、麻雀战和伏击战迫使日军不敢轻易离开城池一步，困守县城两年半，最后日军在饥寒交迫中狼狈逃窜。
“挤地方”的较量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也在日军控制区内展开。八路军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神出鬼没，四处打击敌人，将日军控制区搅得地覆天翻，同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不断恢复与扩大抗日根据地。
敌后军民就是在这种面与点线的较量中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1944年，日军不得不承认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战”失败，称：“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确保点线”。
八年全国抗战，毛泽东由做眼造势到面制点线，演绎出一部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敌后抗战壮丽史诗。这部史诗不仅奠定了中国持久抗战胜利的基石，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军事力量分布的局面。
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尽，蒋介石要打内战，他为国民党军制定的也是“先占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作战方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能自由调动，不能集中主力，则他们以大吃小、以多吃少的策略，就无法实现。而我们正反其道而行之”。
这番高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到了毛泽东面前却屡屡失败。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指挥多路大军齐头并进，分别沿平绥路、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津浦路、北宁路大举北犯，大中城市成为其抢夺的主要目标。
毛泽东的对策依旧是对付日本人的方法：让出大城市，让开交通干线，占领广大乡村，获取广阔作战空间，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而以面对点，以面制线，以面取胜。
东北战场，是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蒋介石调动大批精锐部队凭借机械化装备，沿铁路线北进，进攻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
1945年12月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是在距离国民党军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中共中央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八个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放弃了中长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以主力部队投入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当1946年6月东北战场烽火再起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发展到36万多人，并拥有了稳定的战略后方，在一系列“面”对“点、线”的作战中，由防御逐渐转入进攻。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介石也懂得“面”的重要性。但要控制“面”，必须得到中国最广大的人口——农民的支持，要进行人民战争，这是他绝对无法做到的。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性质，决定了他只能依恃武力，只能进行“点”与“线”的作战。而毛泽东指挥的人民军队则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因而能够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援。人民军队的“面”，就是人民战争。因而就能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优长，以“面”制点，以“面”控线，最终以“面”的优势取得对“点”、“线”的胜利。
人民军队将“面”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使得国民党军所占据的“点”处于孤立，“线”陷于瘫痪，进而以“面”的发展与扩大形成了对国民党军占领的“点、线”的淹没之势，夺取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4）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与军师刘伯温弈棋，雅兴所至，信口出了一联：“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刘伯温反应敏捷，脱口应道：“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在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大棋局上，毛泽东全局在胸，目炬如电，投下的每一粒棋子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雷霆万钧之力，在对手不知不觉之中就将棋局的发展导入了他所设计的进程。古今中外，善弈者无数，以棋道入兵略者亦不乏其人，但能运用到出神入化之境者，毛泽东真是杰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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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1）
1951年6月，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经历了激烈较量后，在北纬38度线南北地区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美国军政当局意识到这是一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遂将朝鲜战争政策调整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光荣的停战。
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打谈结合，边打边谈。政治军事仗，军事政治仗。这是毛泽东的和战观。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指导人民军队冲破和谈的迷雾，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全国抗战终于获得胜利。举国上下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全国人民期盼和平。
在抗战胜利之前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就已确定：“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他确定的战后方针是，或者以和谈方式迫使中共“放弃武力，改走合法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消灭中共武装。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抗战胜利到来时，蒋介石的精锐主力部队还大都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整个华北、华中、华东地区，连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影子都不见。蒋介石首先要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但他明白：他的部队难于立即开到日军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他需要时间。国内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声浪也让他顾忌诸多。更重要的是他打内战的决心虽定，但军事准备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玩弄起了和平的花招。
8月14—23日，精于心计的蒋介石接连给毛泽东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谈判，“共定大计”。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蒋介石的算盘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他就昭示天下，共产党拒绝谈判、拒绝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到重庆，他就用几个内阁空头职位，换取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他断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即使来重庆也不会接受他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用和谈换取一段时间，进行内战的部署。同时，他特意密令重印下发《剿匪手册》，要各战区加紧“动员戡乱”。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阴谋洞若观火。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与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明确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了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毛泽东毅然决定走出延安，到重庆和他谈。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态度是，重庆谈判“可以去，必须去”，而且要准备作出一些让步，否则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这就是毛泽东，雄韬伟略的毛泽东！
他专门起草了关于重庆谈判的党内通知，要求全党争取“两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