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毛泽东，雄韬伟略的毛泽东！
他专门起草了关于重庆谈判的党内通知，要求全党争取“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但也要做好充分准备，“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
雾都重庆虎狼成群，毛泽东要深入虎穴，党内、军内许多同志担心不已。毛泽东坦然告诉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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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2）
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无需任何宣传，毛泽东的行动就展现了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一下凝聚了民意。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谈判中，蒋介石文武并用，一手拉拢收买；一手武装威胁。一个目的，就是要共产党取消解放区，完全交出军队。
谈判桌上他达不到目的，遂企图以武力迫使毛泽东就范。国民党军投入36个军73个师，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最严重的一次进攻，是阎锡山派重兵占领了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六城。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奋起反击，干净、彻底地消灭了阎锡山精锐部队3万余人。
战场上的胜利，打掉了蒋介石以军事实力压共产党订立城下之盟的幻想，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会谈纪要》。重庆谈判宣告结束。
关于毛泽东，蒋介石后来对心腹陈布雷讲过这样一段话：“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也讲了一番话：“以前的蒋还是一个抽象的人，这次谈判，长时间的接触，对蒋的为人、性格、思考问题的方法，心里有了个底。”
毛泽东因此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判断更加清晰，对打谈结合的方针更加坚定，他说：“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双十协定》签字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下达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企图全部摧毁解放区，“根绝匪氛”。美国当局也全力援助国民党军行动，不但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调动起庞大的海空力量将国民党军运到前线。
内战的阴云愈集愈厚。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军事上坚决反击，政治上留有余地，争取和平，不惧战争，与蒋介石展开了新一轮有理有利有节的和战较量。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处理和谈与作战关系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最早是在抗日战争中反击国民党挑起的###高潮提出的，具体说包括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进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第三是休战原则，就是打退敌人的进攻后，适可而止，在敌人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实行休战。
1945年10—12月，为了自卫，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了平汉战役、绥远战役、津浦路战役和其他一些重要作战，顿挫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进行艰苦的谈判。战场的胜利反击和谈判桌上的坚决斗争，加上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高涨，1946年1月10日，最终实现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重庆谈判到《停战协定》签署，在6个月的时间内，和战问题空前尖锐。如何既在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的对策是：“水来土掩，将至兵挡。”蒋介石发兵，我们也发兵，“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打谈结合，边打边谈，关键在于军事、政治相互配合，以军事斗争作为谈判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非常坚决的。他所确立的这些原则和方针不仅指导全党、全军赢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军事、###的胜利，而且也成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战争指导基本原则。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举行。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交织进行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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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3）
毛泽东亲自指导朝鲜停战谈判，并为志愿军确定了“坚决打，争取和”的基本方针。
进入划分军事分界线的谈判后，“联合国军”谈判代表表现得极端傲慢，声称其强大的海空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上得到补偿，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后方数十公里处，企图不战而攫取万平方公里土地。当这种要求遭到拒绝后，竟狂妄地宣称：“让大炮、炸弹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从8月18日起，“联合国军”以地面部队发起夏秋季攻势。同时，其用于朝鲜战争的空中力量倾巢出动，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为主要目标发动了“绞杀战”，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接受其谈判中的条件。
对此，毛泽东在谈判开始前就有预见，并指示志愿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粉碎了 “联合国军”的夏秋季攻势。“联合国军”的 “绞杀战”也未达目的。
大炮、炸弹的较量失败，“联合国军”不得不接受朝中方面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达成了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和平需要用实力去保障，毛泽东用三句话概括了对战争前景的判断：“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指示志愿军：要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到了1953年春末，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兵力雄厚，阵地坚固，物资充足，不但足以粉碎“联合国军”的各种进攻，而且可以主动实施各种规模的进攻。而“联合国军”则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战争的旷日持久，美军伤亡的不断增加，加上战场主动权的易手，都令新上台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急于结束战争。但在寻求“光荣的停战”思想指导下，又不愿在谈判中让步。
为早日实现朝鲜停战，毛泽东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战争指导方略前推一步，变为以打促谈，指示志愿军：“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准备，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
志愿军发起夏季进攻战役。第一阶段进攻以“联合国军”连以下支撑点为目标，作战29次，歼敌4100余人。战场上的较量结果，立即在谈判桌上有了反应，美方代表态度明显好转。
而李承晚集团却坚决反对停战，大肆叫嚣要“单独打下去”。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阶段进攻，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李承晚军队，并攻占其营、团阵地，歼其万余人。
志愿军的进攻使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变得非常合作。双方代表很快就各项议程达成了协议，停战协定签字在即。就在这时，李承晚集团却再次作梗，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人民军战俘万余人，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为实现有效的停战，保证朝鲜半岛和平的稳固，彭德怀司令员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再给李承晚军以严重打击。
毛泽东回电说：“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志愿军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阶段进攻，突破李承晚军4个师的防御阵地，连同其他方向作战，共歼敌万余人，收复阵地平方公里。金城前线的隆隆炮声，彻底改变了谈判桌上的气氛。于是，在板门店出现了令人振奋的一幕。
当朝中方面代表再次要求美方代表确认，朝鲜停战是否包括李承晚军队在内，如果李承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将怎么办时，美方代表明确回答：联合国军包括大韩民国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如果李承晚方面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赢得了胜利，赢得了民族的尊严，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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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4）
能战方能言和。和平要靠斗争去争取，靠胜利去保卫。这就是毛泽东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立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胜利的基石建立在人民的觉醒与动员之上。有了人民作为坚强的后盾，无论是谈是战，毛泽东都信心十足，无所畏惧。他说：“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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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1）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军事上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在现代战争中，城市的得失，不仅关乎地区控制权的易手，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城市。蒋介石的信条是：“现代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而毛泽东则依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战略。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蒋介石是“占市为王”，我们是“占山为王”。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不以攻城为作战重点，却围绕城市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常常围城打援，攻城阻援，而当他最终将围城打援变成攻城歼援，将作战重点指向大中城市时，蒋家王朝的末日就来临了。
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第一次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就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法。1928年初，井冈山寒气未消，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实施“进剿”，其中的1个营进占到了宁冈县城新城。毛泽东决定首先将其逼出城，然后歼其于运动之中。
2月18日清晨，国民党军架枪出操。工农革命军在晨雾掩护下突然出击，歼其1个排，然后猛力攻城。国民党军不明对手虚实，仓皇出城撤退，结果落入了毛泽东布下的伏击圈，全部被歼。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新城战斗，是毛泽东指挥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他使用的围三阙一战法，也成了红军初期作战中攻击城镇时经常采用的战法。还有一种战法毛泽东也经常使用，那就是先围城，诱敌出城反击，然后在运动中歼灭之。对于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毛泽东则从来不主张贸然进攻，理由很简单：红军不具备打这种城市攻坚战的能力。
1930年8月，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则认为红军并不具备攻打长沙的实力，反对贸然进攻。但上有中央命令，下有多数委员的支持，毛泽东只得勉强同意进攻长沙。
红一方面军投入13个团，而长沙守军则有31个团，且工事坚固。双方强弱悬殊，尽管红军官兵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仍无法突破敌军防线。红军在坚城之下苦战16天，国民党军援军逼近，红军被迫撤围。这次攻坚战，红军也有不小的损失。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攻打长沙的教训对毛泽东后来的作战指挥影响很大。在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对城市攻坚，特别是进攻中心城市一直非常谨慎。
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与红军时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具备了一定的攻坚能力。毛泽东也曾指示部队进行过几次城市攻坚战的尝试。
1946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发起大同、集宁战役，包围大同，展开攻坚作战。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固守大同，而傅作义部则重兵增援。解放军攻城、打援同时展开，重点不明，结果平分兵力，导致了战役失利。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这表明，解放军的战斗力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要攻取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犹显力量不足。毛泽东因此将作战重点转为野战，而尽可能地避免攻坚和阵地战。但如何调动敌人脱离坚城，创造打运动战的机会，毛泽东尚在观察之中。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为配合南满地区“四保临江”，发起了“三下江南”作战。一下江南采取“攻点打援”战法，长途奔袭战略要点其塔木，同时在敌援军必经的公路要隘设下了伏击圈。国民党军三路增援，结果由九台出援的1个团稀里糊涂地被解放军全歼，其他两路伤亡惨重。其塔木守敌也被歼灭。
其塔木战斗规模很小，却是一个典型的围城打援战例。毛泽东接到战报，立即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攻点打援，就是围城打援，即攻击敌人必救的战略要点，调动敌人来援，在运动中歼灭之。这是解放军在暂时不具备攻击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城市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过渡战法。
十七 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2）
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围城打援更是成为解放军创造战机，开辟战场，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的有效战法，仗越打越大，而作战的重点则放在打援上。
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保北战役，围攻徐水。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派兵增援，与解放军主力在保定以北地区展开激战。孙连仲再调石家庄的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