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粉碎“四人帮”后，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曾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认为“现在条件很好，要重整旗鼓”。于是党中央决定以蒋经国为对手进行谈判，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于1978年7月恢复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领导。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实现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建议双方通邮、通航、通商。同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议事日程》的讲话。他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为80年代我国人民要做的主要三件事之一。同日，国防部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
童小鹏说，1979年12月27日，中央批准改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由邓颖超当组长。她对工作抓得很紧。1980年1月1日上午，她参加全国政协座谈会；下午，她就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我和罗青长都参加了。
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邓颖超讲了对台工作要有时间性、紧迫性；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会议接受她的建议，由全国政协发出《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决定首先抓对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的问题；决定将领导小组办公室搬进中南海。
童小鹏说，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立即把工作开展起来：元旦决定办公室搬家，2日看房子，3日便搬到新址办公。决定领导小组每周二固定开会，每周至少开会2次，从1月1日至4月4日我在北京的三个来月中，共参加过22次会。每次会议，除廖承志因病请假外，其他领导小组成员都到会。讨论专题时，还根据需要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如研究“台独”问题时，就邀请了不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草拟文件，经过讨论修改才上报中央审批，经批准后以中共中央10号文件发出。在讨论对台通邮时，就邀请邮电部和有关的司、局参加，由他们汇报情况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领导小组讨论审定后上报中央，后来形成中央办公厅8号文件。
邓颖超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大好，在全国人大、中央纪委和中央政治局都承担着重要工作。但她对对台工作仍一如既往，尽心尽力，真抓实干。有一次，她到泰国访问前，还布置小组工作，回来后立即检查。她还挤时间看了不少有关台湾的书刊，曾经为邮电部的《集邮》杂志大量销到台湾而高兴。她对对台办的同志说：“对台工作遍地是黄金，要到处捡啊！”
她曾对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林丽韫说：“对台湾同胞落实政策的工作十分重要，你们要过细检查。落实一个，影响一家，落实一家，影响一片，务必要善始善终，不要有遗漏。”在她和领导小组的努力推动下，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问题解决得较好，促进了对台工作的开展。
润物细无声
赵炜说，为了使对台工作在组织形式上多种多样，在邓颖超的直接关心下，相继成立了台湾同胞联谊会、黄埔同学会等群众团体组织。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浙江省台胞首先成立了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都给这一新生的群众团体以很高的重视，认为它能成为沟通长期处于隔绝状况的两岸同胞的桥梁。邓颖超对台湾同胞的情感心声非常理解，提议中央也成立台联组织。1981年初，邓颖超专门调全国妇联副主席，在河北廊坊挂职地委副书记的林丽韫（祖籍台湾台中）返京筹备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１９８１年７月，林丽韫被提名担任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临时筹备小组组长，副组长是董克（天津）、曾重郎（湖北）、成员有郑坚（福建）、林盛中（台湾同学会）、林钗（黑龙江）、林占锋（上海）、林云（湖南）、林紫云（北京）、田富达（高山族）等。
邓颖超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给予关心和指导，邓颖超说：“由于３０多年的隔绝，台湾同胞对我们很不了解，台联会应该是同乡会性质的团体，同台胞沟通，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邓颖超指出，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要做好生活在祖国大陆台胞的工作，首先要协助党政有关部门落实好对台胞的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团结他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１２月２７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林丽韫任会长，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对台工作面。
赵炜说，邓颖超对全国台联会的成立感到很高兴，她希望台联会成为海内外台胞满意的“台胞之家”。她还提出，在国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华侨群众团体，我们应该与他们交往。尤其是老一代侨胞、台胞，他们都深深地怀有一颗爱国之心，我们要保护他们应有的权利，要联系他们，团结他们，广泛做工作，多交朋友，不要有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有一次，邓颖超接见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保钓”的，那人说：我们把过去的朋友丢了。邓颖超听后非常重视，请他回美国后，凡是见到“保钓”的朋友们都代她问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过去冷淡了他们，现在我们改，请他们回来，欢迎更多的人回来看看。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８日，邓颖超接见并宴请了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孙穗芬，黄兴的女儿黄德华和蔡锷将军的亲属等，宾主回首往事，对辛亥革命表示了诚挚的缅怀之情。１０月９日上午，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颖超主持会议，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再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
邓颖超工作繁忙，但只要台湾同胞访问团到访，她都要会见，1983年至1984年，她接见了旅美台胞医生团、“台湾之将来”研讨会的海内外学者、菲律宾台胞团、“亚洲文化研究会”代表团、旅美台胞工商考察团、第一届海内外青年台胞夏令营全体营员等，她总是认真听取台胞对统一祖国的意见建议，针对台胞提出的问题阐述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并以亲身经历，讲述国共两党合作历史。
1985年，邓颖超会见居住日本的一批台湾同胞，他们排除了台湾当局的干扰来大陆的。他们对邓颖超说，愿为祖国尽力，协助祖国大陆建设。并说他们来大陆前，台湾不少企业家说，你们这趟去大陆，就是给台湾经济找到一条出路。邓颖超表示，欢迎他们回祖国大陆看看，“百闻不如一见”，还说，不论在哪个国家居住的台胞、侨胞，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看看。
赵炜说，邓颖超非常重视两岸的科学、文化、艺术交流。有一次，台湾邀请在美国访问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去讲学，由于两岸当时没有来往，邓颖超认真地交代说，去前要事先得到台湾当局的正式邀请，人身安全要得到保证。而对于一些台胞或海外台胞中的文化名人来大陆，邓颖超总是要挤出时间接见，向他们宣传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她先后接见过杨基振夫妇、陈鼓应教授、晏阳初博士、胡秋原先生等。
赵炜告诉我，邓颖超很善于团结民主党派成员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一起来做祖国统一的工作。1979年底，朱学范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邓颖超嘱咐他要为祖国统一大业多出力。朱学范遵照邓颖超的嘱咐，于1981年2月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对台通邮座谈会，并向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递交了《关于成立对台通邮研究小组的请示报告》，还递交了具体的工作建议，得到了邓颖超的嘉许。朱学范在1988年底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邓颖超专门写来贺信，信中说，“关于祖国统一实行一国两制，你和贵党的同志们一定能取得新的发展和新的成绩。”
1990年11月，是张治中将军百年诞辰，张治中将军的后代等自台湾来阔别42年的祖国大陆，邓颖超知道后，立即邀请她们到家做客，赞扬张治中将军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邓颖超与张学良、宋美龄的友谊（1）
邓颖超延续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友谊，并通过各种渠道做张学良的工作，希望张学良能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周恩来在张学良被蒋介石秘密幽禁的50多年时间里，始终和他保持着非常良好的感情。特别是 1936 年冬张学良失去自由，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坚持保持和张学良的书信往来，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周恩来不但在张学良被蒋囚浙江奉化之初，就通过可以进雪窦山的东北著名人士莫德惠、何柱国等人给张学良捎过信件，而且即使张学良赴台羁押以后，周恩来仍然千方百计设法与囹圄中的张学良保持联系，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在与张学良分手25年之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然通过香港的种种关系设法为张学良隔海捎书。其中曲折还颇有神秘色彩。
1961 年 12 月 12 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旧部袍泽及亲友出席的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在这次宴会上，周恩来回想起当年他在延安两次会晤张学良将军的往事，同时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席间许多和张学良一起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旧部和中共重要人士，听到周恩来的讲演都无不潸然泪下。特别是张学铭和张学思，对他们阔别多年的兄长张学良的怀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席间响起一片哭声。面对此情此景，更让周恩来思念仍在台湾秘密幽禁的张学良。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回想起张学良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该是1946 年春天。当时，张学良手书的密信系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之命前往贵州息烽监狱探访张学良的时候，偷偷避开戴笠的耳目搞出来的。张学良在写给周恩来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弟良 于四月十九日。”
周恩来尽管国事繁重，日理万机，但他只要回想起当年在延安与西安时期和这位东北军少 帅的短暂接触，特别是想起囹圄中度日如年的张学良和写给他的信，仍然常常怅然落泪。思念之情， 与日俱增。张学良从息烽写出的最后一封信，正值周恩来为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奔走在重庆和延安之间。接到张学良的信后，周恩来曾多次利用公开场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早日释放张、杨的严正吁请。可是，让周恩来深感难过的是，他纵然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殚精竭虑，然而由于蒋介石心如铁坚的囚张政策，时至今天， “西安事变”已然25个春秋，当年在延安和西安为抗日大计喋血共奋的张学良将军，却仍然幽居在天涯水陬，甚至与世隔绝。周恩来抚今追昔，一腔悲愤之情，无法控制。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亲笔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再写一封信。
可是 ，1961 年的海峡两岸虽然近在咫尺，给张学良捎信却比登天还难。这封重要的信件由谁才能送过国民党军队密封禁锢的台湾海峡，安全送到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手中呢？这位信使就是朱湄筠。
朱湄筠何许人也，为何选中她呢？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读者，可能对“九一八事变”之初，广西诗人马君武先生所写的两首七律印象犹在。诗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在马君武这首当年风行一时的打油诗中，无意中伤害了几个无辜的人，其中除电影演员蝴蝶外，就有赵四小姐和朱五小姐。赵四早为世人所知，她就是后来与张学良相伴50 多年的红粉知己赵一荻女士；而朱五则鲜为人知。所谓朱五，即朱湄筠女士。
关于朱湄筠和当年在报刊上发表此诗的马君武，在张学良生前对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的时候，曾有如下说法，他说：“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有跟她开过一句玩笑。”
张学良的这番话，意在为他和朱湄筠没有马君武在诗中所指的暧昧关东作出澄清。但是，同时他也证实了与朱湄筠女士的正常交往和亲族关系。张学良在口述中直言了对朱湄筠的好感，特别欣赏的是朱湄筠果敢和泼辣的性格。张学良说：“朱五跟我现在的太太（指赵一荻）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朱五调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会上，马君武也坐在那里，朱五就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谢谢你了，你把我变成名人了！'马君武抬头一看，朱五就站在自己面前，惊得他拔腿就走。”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