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经联对华联的企业组织完成产业整合之后，权限值的市场导入也必将开始，到时候人们的工作，获得的将不仅仅是薪水，还有权限值。根据各自的工作对整个社会的贡献程度不同，设定出相应的权限获得标准。
为了建立起这个比货币体系复杂得多的消费机制，钟泱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人殿”，并且由多方联合参与，进行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古文会中，负责这件事的是解明宏，由他担任“人殿”的最高负责人“星主”。
不仅仅有舆论监督的职能，还有权限值的设定与完善，产经联和政府部门肯定也会派出相应的成员，加入人殿，对整个体系的设立和运作发出自己的声音。
权限值的设定非常复杂，但宗旨去很简单，凡是对文明的整体发展有利的，权限值就是正数，反之则为负数。一旦权限值清零，并且在规定时间内无法恢复到正数状态，那么就意味着被取消华联的公民资格。
这种惩罚是相当严重的，被取消资格的人，将会被整个华联的主体社会边缘化。许多公民权益也无法得到保护，只能活在整个社会的底层，直到你重新将权限值恢复到正数。不过在边缘化之后，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权限值的设定，是为了平衡老板和员工的分配关系，同时也是规划整个市场内部的企业竞争。如果任由市场本身的自由淘汰机制，正不正确姑且不论，资源的浪费肯定是必然的。并且对于社会的整体风气而言，也不是好事。
直到现在，才是钟泱真正按照心中所想，开始复兴华夏文明的未来之路。解决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矛盾，才能更好的为华夏的古老传承，留下一块合适的精神土壤。
这也将是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形态。
………【第三百零一章 红门毒瘤】………
第三百零一章红门毒瘤
1929年的六月，中国的政治局面还是不太平静。目前华军的地盘在湘省是拓展到了衡阳和娄底，而在赣省，则推进到了赣州地界。
这样的战略态势，以及军事缓冲区的建立，却是给予了红门成长的空间。原本因为华联的持续性清剿而陷入颓势的红门，也终于是在军事缓冲区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
而华军和**军，则因为各自都有所顾虑，并未能抑制红门的扩张性发展。
其实早在1927年10月，红门的马子任、朱代珍、陈世俊、彭石穿、滕代远等老一辈红门军事领袖便率领赤色圣军来到宁冈竞岗山，创建以宁冈县为中心中国赤化军事区，深深扎根下来。
就在这个赤化**根据地上，这些身披红色理念的“朝圣者”建立了兰花坪。开辟了“以乡村包围城镇、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赤化特色的**道路。
今年一月中旬，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竞岗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马子任、朱代珍、陈世俊率领赤四军主力进军赣南。趁着**军李济深所部与华军进入战争状态之际，红门大肆发展。
不久，与当地红门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赤化军事区，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红门的核心**根据地。因为华军和**军都是针对主要城市进行争夺，无暇估计边缘乡村，这才让红门钻了空挡。
到了一月的下旬，湘赣两省**军也是分三路向竞岗山的大小五井发动进攻，意图驱赶这群流寇。
留守竞岗山的彭石穿、滕代远二人分别率领赤五军等部在赤卫队配合下进行拼死反击。至月末，**军还是攻占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赤五军突出重围向赣南转移。
要不是因为与华军作战失利，红门也不会得到喘息之机，得以逃脱覆灭的死局。四月初之时，在瑞金赤五军与赤四军主力会合。随后，彭石穿、滕代远率领赤五军离开赣南，返回竞岗山，在湘赣边界和湘鄂边界进行持续性的流寇骚扰作战。
到了四月，马子任开始主持制定兴国《土权法》。这个《土权法》，根据中华红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精神，并结合赣南土权**斗争的经验，将竞岗山《土权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
有了这部法典，红门才算是真正在中国扎下了厚实而不可动摇的发展根基。至少在落后的农业社会中，的确如此。
此前的红门，始终只是流寇，无论在政治舆论上取得了多少成功，也无法改变流窜而力弱的根本。吃大户，均分钱粮这样的举动，并不持久，而且裹挟的农民，战斗力低下，战斗意志更是不值一提。
而出台了《土权法》，则完全扭转了这样的局面。首先是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就可以恢复农业生产，这自然就加强了红门的实力。而拥有了土地的农民，更是与红门有了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出发点。
这种共同利益所激发的决死斗志，在战斗中就逐渐体现出来，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为了家人的生计，死亡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四月下旬，在以王天桢为枢机的中赤川东**军事委员会领导下，四川万源、宣汉边界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华赤色联军川东游击军，并逐步形成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军事区。
时至五月，在红门豫南特委领导下，河南省商城南部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中华赤色联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经过拼死抗争，逐步形成了豫东南军事区，作为组织发展壮大的根据地。
一直忙碌于经济改革的**政府，以及同样进行计划经济体制调整的华联，都没有对红门的扩张有所动作。而红门选取双方军事缓冲区的所在作为发展重心，也是华军和**军都顾虑重重的原因所在。
6月下旬，中华红门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开始对自身的发展壮大进行战略选择。尤其是马子任等人在湘赣鄂等地的成功例子，也是触动了不少人的心弦。
会场选在了上海的公共租界区内，并且是靠近虹口地区，日本也有红门组织，同样也是接受苏俄红门总教的指挥。彼此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这些人而言，国家的意识是很单薄的。
在红门门徒的心中，本门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
一脸宽厚的马子任，穿着朴素的着装，虽然因为老旧而显得有些发皱和掉色，但衣服上还是很干净整洁，并不曾给人邋遢的感觉。
温润圆和的表情，带着淡淡的笑意，这样的开朗，遮挡了这个男人内心之中的黑暗和阴霾。为了在红门里面爬上更高的位置，马子任可谓费尽心思，不断去迎合着苏俄派遣员的欢心。
最终是让他成功的出任了湘省地区的军事指派员，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军政权力。而本身此人也是有着眼光和手段，懂得拉拢党派，结成了一个稳固的中下层利益同盟。
在上海这里召开的会议，有超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还有另外红门以外身份的人列席其中，作为旁听。这其中就有从苏俄派来的国际军事指导员和政治指导员。
红门组织严密，内部上下级权力差别极大，甚至上级有权利决定下级的生死。在会议发言的时候，也是按照权力的大小顺序，逐个进行。
下面的人不敢言语，只得认真听着，万一引起上级不快，那可就是不懂尊卑，属于以下犯上了。在红门内部，这就是死罪
冗长的会议，各地区都有自己的头目代表，听取了关于政治、组织、农民、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报告。并且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政治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告赤军将领士兵同志书》、《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告柏林赤色阶级书》、《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家属书》及《中华红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等文件。
别看文件名字长长一串，真正有价值的是关于政治领域的讨论，红门始终是要接受苏俄的领导，在政治上的选择也不多。不过还是针对湘赣鄂三地的赤色运动总结出了许多有效的细节，毕竟无论苏俄总教如何干涉，总要现在这里染上红色的印记，一切才有意义。
全会总结和检查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肯定了六大路线的正确，根据红门的总路线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确定了以后斗争的路线和策略，提出了加强反帝反军阀斗争。
在这些废话完了之后，才是会议的精髓所在。那便是继续深入土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赤化区域，建立和扩大赤军等１５项具体政治军事任务。通过地权改革，红门已经争取到了农业人口的支持。
并且在这种传销式的煽动举措中积累了丰富的活动经验，而依旧陶醉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党，却是因为工业和农业所造成的巨大收入剪刀差，拉大了贫富差距，在四亿多的农业人口群体中不断积累仇恨。
**政府也是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口号，实际上靠着政策和特权率先富裕起来的这些人，丝毫没有想要带动底层民众的意思。反而是变本加厉的扩大这种差距，在不同的阶级之间，树立起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贫穷和困苦，不是绝望的原因，真正的绝望，在于明明看到美好，却与自己无关。**政府的经济改革，使得国家变得富裕，但为此而作出了巨大牺牲的绝大多数人，没有从中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
红门没有几个大才，也看不到这样的大局，但是他们却从实际效果中，隐约的察觉了这样的事实。随着赤色军事区的范围扩张，这种现象变得更加明显了。
为了根据实情调整自己的发展方略，红门的门徒首脑们，便齐聚上海，利用背景复杂的租界区作为掩护，召开这次会议。
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开除王藻文中央委员和开除王仲一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补选恽代英等为中央委员，这也是红门内部历来的惯例了。总有一些不太愿意无底线出卖国家权益的人，这些人必然会被排除在政治核心之外。
原本时空的历史上，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因为不卖国，而被一群卖国者指控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叛国者。这是何等的讽刺，在一个君子无法生存的时代里，坚持原则和正义，就是最大的悲哀。
会议的主角并非马子任，虽然他在门内的地位爬升很快，但始终还是有着不少人，居于他的上方。比如说坐在次座的吉少山，这个温柔而睿智的男人。
有着菩萨一样的慈悲，却也是首染鲜血的怒目金刚，这个红门内部声望最高的头目，掌握着红门特科，属于一个监督门内组织工作的特务机构。更是一种规则之外的特权小组，对许多门徒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会议还在继续，吉少山也是岿然不动，静静的坐在木椅上，听着另外一个头目那滔滔不绝的废话。作为政治家，最大的诀窍就是要学会如何将废话，这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内容也是关于强调检查总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土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赤军，纠正非无产阶级的洗脑工作，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数项任务。
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红门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也是必然，**军当初以白色恐怖肃清了治下的反抗，至少是在表面上肃清了这种对立。
随着经济计划的开展，缓和社会整体矛盾，是巩固统治根基的必须。一味的恐怖和杀戮，并非良策，甚至会引发动荡和不安，最终动摇自己的政治基石。
姜瑞元不是这样的疯子，自然是理智地选择了平缓的改造手段。在这样的情形下，红门的活动也开始逐渐获得喘息的机会，不过因为**政府始终占据着社会上层，尤其是在大城市中更是有着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
因此在此次六届二中全会上，才会反复强调在边远山区开展政治活动，就是为了避免过去的错误，在大城市中和实力强大的敌人正面冲突。红门选择了在**军势力无法触及的边缘地带，慢慢积蓄实力，恢复元气。
冗长的会议已经到了第五天，总算是在六月的末尾，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在会议结束之后，各大军事区的头目代表，也是交流着彼此的意见。其中马子任就找上了吉少山。两人也不陌生，相谈甚欢，不过还是马子任更加主动一些，这也和目前两人的身份差异有关。
吉少山掌管红门特科，权柄极大，加上是红门内部的老资历，稳坐第二把交椅。可以说在地位上，远高于只不过是地方军事区第二把手的马子任。
早在1927年11月，红门中央就在上海建立了特科。它在保卫红门核心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赤色军事区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等方面进行着残酷的工作，为红门的运转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在北方，红门顺直省委在屡遭破坏的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了下来，其中就有吉少山的功劳。
而在这段时间内，红门核心组织部还先后整顿和改组了一些省委，加强和健全了红门在白区的组织，使其基层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也是多亏吉少山的居中调配，并且凭着自己在黄埔的人脉，在**政府内部铺设了不少内线。
到1929年，全国赤色产业支部发展到100多个，并先后向赤色军事区输送了许多干部、物资、支援了农村赤色军事群的武装斗争。
有着如此出色的成绩，要不是苏俄总部的极力反对，吉少山早就出任红门在华的最高决策者了。
如果单纯从才能和功绩上来看，的确如此，但这个世界，总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左右着事情的发展。
单纯从性格出发，吉少山和汪兆铭很像，两人都是在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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