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来电，电报声称，由于汉口的行政当局被共产党员所控制，它的命令就不
必服从。②这不过是即将在 ４ 月 １５ 日开始的可怕的清洗的一个暗示。
尽管有这些行动和不祥之兆，上海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几乎没有办法来阻
止一次打击。由于没有掌握 ４ 月份头两个星期的党内文件，所以我们难以了
解中央委员会和总工会的一些领导人所作的准备。陈独秀后来透露，共产国
际曾指示共产党把所有工人的武器藏好或埋起来，以避免与蒋介石发生军事
冲突。按照 Ａ．曼达利安的说法，电报于 ３ 月 ３１ 日发出。隐藏武器的命令显
然没有执行。③相反，领导集团试图对工会和纠察队实施严格的纪律，争取公
众的支持，和万一敌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时准备进行一次总罢工。在一次于
河上一艘因罢工而停驶的船上开的秘密会议以后，上海总工会在 ４ 月 ４ 日举
行了一次由总工会大胆敢干的领导人汪寿华主持的较为公开的集会，会上决
定——也就是宣布——纠察队员在使用火药武器时必须明确地服从总工会的
规定，工人如果没有工会的命令不得宣布罢工。公众应当被告知保持武装纠
察队的必要性。第二天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旨在缓和紧张的气氛
和取得公众的支持。但是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如果任何人试图解除工
人武装，就下令举行一次总罢工。在闸北，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游行，以显
示力量：７ 日，工会代表的一次集会决定，如果任何人危害纠察队，或者对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 623 页。
① 这一段是综合张曙时的第一手报道和李云汉的根据档案材料的报道写成。不清楚有多少人被捕和处死。
《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 646—647 页强调这个事件的另一面。
② 同上书，第 670—671 页；《北华捷报》，4 月 16 日，第 100 页。美国国务院 893。00/8642，马克谟，北
京，4 月 11 日。
③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 231 页；诺思和尤廷的《罗易之使华》（第 54 页）引了《真理报》（159
〔1927 年 7 月 16 日〕，第 2 — 3 页）的一篇文章；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 587 页。
它采取武力行动，全上海的工人必须奋起支持纠察队，用群众的力量来制止
这种行动。同一天在一次左派集会上通过的决议，表明了激进分子所关心的
问题：环龙路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应当被镇压，其成员应当予以逮捕和惩罚；
上海的国民党应受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节制和指导；刘峙应被撤职和受
到惩罚；应力促薛岳将军留在上海控制军事；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应被镇压，
所有工人应该武装起来。①
反共清洗的扩大
白崇禧、杨虎、杜月笙和他们的同伙，周密地制订了解除强大的上海工
人纠察队武装的计划。杜月笙征募的暴徒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
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这样
伪装。４ 月 １１ 日晚，汪寿华应邀至杜月笙公馆赴宴。当他正要离开时，他被
劫持而遭杀害，尸体被弃于龙华。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
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事先已接到通知。两
租界当局午夜后被告知迫在眉睫的攻击，命令关闭租界周围的路障，以阻止
有人逃入外国庇护地。可是正好在 ４ 月 １２ 日黎明前，杜月笙的“工人”却获
准从法租界向外移动，白崇禧伪装的部队获准通过公共租界。①
在凌晨 ４ 时和 ５ 时之间，总数约 １０００ 人的几支进攻特遣队，向毗邻公共
租界的闸北、紧挨法租界的老南市、黄浦江对岸的浦东以及黄浦江在那里流
入长江的吴淞等纠察队集结地开火。有几个地方，防守者英勇抵抗，但有的
地方，他们中计投降。在某些地方，周凤岐第 ２６ 军穿制服的士兵参加进攻，
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假装在冲突的劳工组织之间恢复秩序。根据早期的报告，
约 ２５ 至 ３０ 名抵抗者在战斗中死亡。被捕的左派一方的领导人被解往白崇禧
的司令部，根据一份新的报告，１４５ 人在那里被处死。周恩来和纠察队的一
个共产党领导人顾顺章，也与其他人一起被捕，不过两人都逃脱了。周凤岐
将军缴获了大量工人的武器，约 ３０００ 支步枪、两挺机枪、６００ 支手枪、大量
弹药以及许多斧子和长矛。在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后，部队和流氓工人封闭
了各种各样的左派组织的办事处。①
战败者试图集结他们的支持者。总工会领导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尽管
白崇禧下令禁止，仍有 １０ 万多工人（许多人在纠察队的恫吓下）在第二天不
① 《北华捷报》，4 月 9 日，第 80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 570—571 页；《北华捷报》，4 月 9 日，第
50 页，决议 8—12 和 18。
① 关于汪之死，见《传记文学》，11。1（1967 年 7 月），第 97 页；台北的《华报》，1961 年 10 月 4、5
日的一篇前秘书胡叙五所写的关于杜月笙的文章。两者都说汪确被杜月笙的手下所杀，但暗示也与杨虎和
陈群有关。在 1962 年白崇禧对所问的问题的书面答复中，他声称：“我抓了汪寿华……和主要的共产党代
表侯绍裘及其他人……领导人被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 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1927 年 4
月 21 日，《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局势》，声称汪于 4 月 11 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处死。关于准备
工作的白崇禧的回忆报道，见白崇禧：《十六年》，第 11 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494—500 页，有关于共产党一方的早期报告；《北华捷报》，
4 月 16 日，第 102—104 页，以及前面所引美国国务院 893。00/8906 号文件，有局外人的报道。次要的报道，
载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 175—177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369—370 页；吴
天威：《蒋介石的 4 月 12 日政变》，载陈福霖、托马斯？H。埃佐尔德合编：《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民
族主义和革命》，第 146—159、155—157 页。白崇禧将军告诉作者，在《人类的命运》中，安德烈·马尔
罗关于把被捕的激进分子投入机车炉膛去处死他们的报道，根本是不确的。
去工作。但是罢工不能持久。１３ 日在闸北集合后，示威者游行到周凤岐的司
令部，要求释放被捕者和归还工人的武器，在游行的人中既有武装人员，又
有妇女和儿童。当司令部的卫队向游行队伍开枪时，几十名无辜者被杀。在
大约 ９０ 名被捕者中，４０ 多名为原来的鲁军，他们被雇佣而成为纠察队员。
那天傍晚，新组成的工会统一委员会接管了总工会；它将是蒋介石把劳工运
动纳入保守分子控制下的一个工具。４ 月 １２ 至 １４ 日的可怕的镇压，粉碎了
左派指导的上海群众运动。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胆战心惊地出逃。总工会领
导别无选择，只能在 ４ 月 １５ 日取消罢工，并给武汉政府送了一份猛烈谴责蒋
介石和请求援助的报告。②
革命摇篮广州也经历了一次对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同样残酷的镇压，许
多知名激进分子被杀。已被武汉中央“罢官”的李济深开完上海的保守会议
后，得意洋洋地于 ４ 月 １４ 日回到广州，当夜他召开秘密紧急会议。会议参加
者成立了以李将军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以计划和执行“清党”行动。广州警
备司令钱大钧宣布戒严令在 ４ 月 １５ 日开始，广州公安局局长也颁发了类似的
公告，说他已接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命令，命他立刻逮捕广州所有共党分
子，解除工会纠察队的武装。在 ４ 月 １５ 日黎明前几小时，清洗开始。
几个营的士兵和 ２０００ 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
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的总部，解除了卫队的武装，逮捕了领导人。在通往
汉口的铁路终点站黄沙车站，铁路工人工会与其老对手保守的机器工人工会
之间展开了一场对阵战。在士兵的支持下，机器工人占了上风。中山大学、
两所受激进思想影响较为厉害的中学和两家国民党报社，也遭到搜查，报社
其后被改组而受保守派领导。４ 月 １６ 日，街上出现了支持蒋介石和支持把政
府迁往南京（此事即将实行）的标语。由于共产党影响被认为在黄埔军校学
生中很强烈，他们都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大部分学生支持总司令。４ 月 １８ 日，
约 ２００ 名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被捕，其他的学生逃走。少数几个工会能
够发动一次从 ４ 月 ２３ 日持续到 ２５ 日的抗议性罢工，但结果约有 ２０ 多或 ３０
多名工人领袖被捕。在散布反政府宣传时被捕的 ７ 个人被处决，其中有两名
女学生。４３ 个工会被迫改组。突击搜查继续到 ４ 月 ２７ 日。到那时，约 ２０００
名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人已经被捕。在几十名被处死的人中，有刘尔崧、李
森（李启汉）和萧楚女，他们都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左派斗士。①
李济深和特别委员会还改组了省政府。孙逸仙的老同事和保守的国民党
员古应芬成为广州的主要文官，而李将军实际上依然是军事长官。新政府向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 628—629 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516—518 页；总工
会的报告，载 530—533 页。手写报告的原件的日期为 4 月 15 日，附有总工会信笺的说明信及印鉴，现存
国民党档案馆，上海案卷，1。8/423。它们由王思曾携往武汉，在 4 月 27 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文本是一样的。部分原文引用于蒋永敬的《鲍罗廷》，第 161—162 页。
① 英国外交部 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 年 4 — 6 月，第 127 号，英国总
领事璧约翰的快信，1927 年 4 月 21 日，信中包括 15 日的公告及其他有关清洗的文件的英文译文。又英国
外交部 228，F3609/8135。美国国务院 893。00B/286、290、292 和 296，美国总领事电报，广州，4 月 15、
16、22 和 25 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534—539 页，登载一篇发表于 1931 年的
文章。《从容共到清党》，第 655—659 页，和蒋永敬的《鲍罗廷》，第 164—165 页；两者都部分地根据 5
月 15 日韩麟符给武汉领导人的报告。（韩是共产党员，从广州逃到汉口。）《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
673—677 页。刘立凯、王真：《1919 至 1927 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 57 页。
武汉中央宣布独立，这样对武汉的领导集团来说有两个严重的后果。有 ８００
万银元储备的广州中央银行不再支持武汉，这就削弱了武汉已经不可靠的通
货。此外，追随武汉的三个省往南通海的路线被切断；它们只能通过长江在
东面不牢靠地与海相通。
广西省的几个城市（根据上海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黄绍竑的命令）以及汕
头、厦门和宁波等口岸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镇压。杨虎监督宁波的改组工
作。广东、浙江和江苏省几个小城市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的左派领导人也遭
到清洗。南方和东部几个沿海省份的这些行动并没有使 １９２０ 年以来迅速发展
的劳工运动结束，但是共产党的影响急剧地减弱了。党员们或是转入地下，
或是逃到武汉庇护地——而事实证明，那里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庇护地。
武汉的一些激进的劳工领导人，可能对上海杀害他们的同志怀有报复情
绪，而于 ４ 月 １４ 日处死了 ８ 名反对共产党控制湖北工会的老资格工会组织
者。他们被邓演达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谴责为“工贼”。４ 月 １０ 日，武汉的
共产党劳工领导人举行湖北总工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这 ８ 人交给“群众”
处决。几天以后，郭聘伯、卢士英、袁子英和另外 ５ 人经法庭宣判，被行刑
队在汉口街上枪决。①在激进主义的中心长沙，据报道估计有 ３０ 至 ４０ 名与外
国工商业有联系的中国人已被处死。②其中有著名的学者和保守分子叶德辉。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的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南京成立一个对立的中央机关和独立
的国民党政府，从而扩大了他们与武汉的裂缝。他们在南京集合，表面上等
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便举行一次应由汪精卫安排的全体会议。
当汪精卫等人没有到来时，９ 名自封的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增选了另外 ９ 人；
这个集团在 ４ 月 １７ 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
中，只有 ５ 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 ３６ 人，候补委员
２４ 人。８ 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 １２ 人，候补委员 ８
人。余下的 ５ 人是将军。③如果以在武汉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来衡
量，武汉集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集团有几名很有声望的人，著名的有胡
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和邓泽如。在此时由胡汉民主持的
政府的正式成立仪式以后，它发表了一个语气既是革命的又是反共的宣言，
因为现在重要的是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在政治会议讨论了中
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把共产党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 ４ 月 ２ 日决议以后，新政
府向总司令和其他军官及官员发出了一道相应命令，指名道姓地说鲍罗廷、
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和林祖涵特别坏，又向各地共产党领导人发
出警告，并附了一份准备逮捕的 １９７ 人的名单。就我们所知，名单中的人并
不全是共产党员；可能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