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３．８％。②（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５７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① 贸易（1915、1917、1919 年），上海和广州的报告。
①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1—1922 年》，第 1004—1006 页。
②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第 73—124 页。
③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72—73 页。
④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第 23 页。
① 海外贸易局：《中国的贸易与经济状况》，H。H。福克斯的报告。
② 张长治：《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
期才再度遇到。）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 １９１９ 年的 ６５８７４８
增到 １９２２ 年的 １５０６６３４，其中 ６３％属于中国厂主。③１９２８ 年所登记的 １２０ 家
纱厂中，有 ４７ 家是在 １９２０ 年到 １９２２ 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 １９１７ 年至 １９２２
年，开办了 ２６ 家面粉厂，④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
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黄金时代的
热情很少扩展到重工业。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
荣，完全是由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消失而消逝。现代煤矿和铁矿仍然是
７５％至 １００％都掌握在外资手中。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目。①上海及其
附近一带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影响了天津，并在较小的程
度上影响了广州和武汉。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
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的外资银行的衰落，并没有影响国
内市场，国内市场资金的供应一直由中国控制。相反，国内金融市场向民族
工商业提供了大量财源，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们的大额资金，前此为了安全
的理由一直主要供给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仅在 １９１８ 和 １９１９ 年，就创办了 ９６ 家。②
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密切关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这一类，还有许许多多的“政治”银行，它们的创办
人都来自政界或者与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处
理国家资金和贷款。另有 １０ 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则纯粹在商业
基础上经营；但是，它们参与向民族工商业提供资金的活动继续受到古老的
市场结构的阻碍。在战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公共租界的上
海股票交易所只进行外国股票的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建立与成功激
发起许多仿效者。１９１２ 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 １４０ 家，大多数只买卖它们自
己的股票，几个月之后发生了称为“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所倒闭风，才将
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煞住。①
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那样提供直接贷
款。但是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接向来
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尽管新式银行有了引人注目但本质上是投机性的发展，真正的商业银
行还是“钱庄”。１９２０ 年上海有 ７１ 家钱庄，而在 １９１３ 年还只有 ３１ 家，１９２０
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 ７７０ 万元，是世界大战前夕的五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上各银行间互相
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月平均数由 １９１９ 年的
０．０６（每千两每日 １ 分）增至 １９２２ 年的 ０．１７。虽然这一增涨可以用纯财政
的理由来解释（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和国际黄金市场上的投
机抢购），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起了作用；例如，为出口而在市场上
③ 严中平：《统计资料》，第 134 页。
④ 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第 2 章。
① 《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并参阅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
工业的发展》，载德怀特。H。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231 页。
② 刘大钧：《中国的工业与财政》，第 48 页。
① 余耀枢：《论交易所之失败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2。8（1922 年 8 月），第 8—13 页。
购买农产品就要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
以精确的分析。②但它们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增涨了 ２０％
至 ４４％。这和同时期内的西方国家相比是不算大的；这是因为和工业品价格
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某些供出口的
产品外，农产品价格稳定较多地表明年景好，而不是表明市场疲软——也就
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和工业品价格上涨这是繁荣的
互相补充的标志。
在这一繁荣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 １９１４ 至 １９１９ 年，纺纱厂每
支纱的利润增加了 ７０％，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 ７４％。①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
利润增加了 ２０ 倍，有些甚至 ５０ 倍。红利达到 ３０—４０％，有时甚至 ９０％。②
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他们的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的利润就更加意义重大：
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 ６．９％，在上海上升了 １０—２０％。③
正是在这一物质繁荣的基础上，在沿海的大城市里发展了一种越来越对
西方影响开放的都市社会。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似乎比全
人口的增长率要大得多。这一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 １０ 年中增长
３ 倍（参看表 ３８）；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１９１４
—１９１９ 年的年增长率为 ３％，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 １０％。④
城市的迅猛扩展既不是因为内地碰到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
表 ３８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人口增加统计①
②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 年—1952 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 2 — 7 页；《物价调查方法》，《中
国经济公报》，1924 年 6 月 21 日。
① 严中平：《统计资料》，表 61，第 165 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 202 页。
② 参考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 年》第 31 页所引大生纱厂的例子。
③ 琼？切斯诺：《1919—1927 年中国的劳工运动》，第 197 页；《上海总商会月报》，4。4（1924 年 4 月），
第 35—36 页。
④ 戴维？D。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 年》，附录 B。
① 根据 H。O。龚：《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20。3（1937 年 3 月），第 301—314
页；同时参考德怀特？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 年》，附录 E，第 290—291 页。
北京
天津
青岛
上海
城市
年份
１９１２
１９２１
１９００
１９２１
１９１１
１９２１
人口
７２５２３５
８６３２０９
３２００００
８３７０００
５４４５９
８３２７２
外国租界
外国人口
中国人口
华界
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
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
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
１３５３６
２３３０７
４８８００５
７５９８３９
５６８３７２
１６９９０７７
会动荡特别恶化。这实质上反映了新的发展中心对农业社会的吸引。贫
苦农民、农业社会中的闲杂人员都到市内的作坊和新建的工厂里找工作。他
们到码头当搬运工，当苦力或者拉洋车。许多乡村的名流也被吸引到省城或
者本地区的大城市里居住，部分地是想在当地的政府或者各种自治组织里混
个差事，部分地是急于为自己的子女保证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后者是都市居民
的特权。市区向外扩展；建设起郊区，困难地通过古老城墙的牌楼式城门而
与市中心区交通。但是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城墙被
拆毁以修建新区。虽然新建的大多数是住宅，商业建筑却最宏伟。汉口的新
世界商场大楼可与 １９１９ 年在上海开幕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媲
美。在广州，大信商场的九家商店自 １９１８ 年起雄踞在珠江岸上。上海工部局
在 １９１５ 年批准 ４１ 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１９２０ 年批准 １０９ 项。包括中式
建筑、作坊、仓库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
费用从 ５００ 万两上升至 １１００ 万两。①
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人口从未停止增长，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
复杂，互相间的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精英（绅商）
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
的注意，他们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们怎样响应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引起了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有时将这些现象从它们所处的仍然基本上是
传统的环境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地证明他们的理论。②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
即使从城市方面看，甚至相对地说从已经现代化了的沿海地区看也是如此。
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
① 费唐：《费唐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两卷，1，第 347 页。
② 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 年》。此书 1962 年出版以后，作者对中国劳工界似乎回
到了较为实际的看法。
上被称颂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人十分相似，③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
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们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
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绅士们所从事的很
不相同，但是他们通过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当局的密切关系这样两个方
面，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地使他们的地位更形重
要。他们的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 年），他是前
清状元，袁世凯手下的实业总长。他在南通的大生纱厂，在 １９１４ 至 １９２１ 年
间纱锭增加了一倍。①再以虞洽卿（ １８６８ 年—？）为例，他是上海总商会和
宁波同业组织的董事，在战时投资 ２００ 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１９１７ 年）、
宁绍（１９１７ 年）、鸿安（１９１８ 年）。②还有朱葆三（１８４７ 年—？），他在 １９１９
年 ７２ 岁时仍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战争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１８７３
—１９３８ 年）和荣德生（１８７５—１９５２ 年）的财产。③他们出身于无锡的商人兼
小官吏的家庭。在 １９０１ 年创办茂新面粉厂，１９１３ 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
１９１４ 至 １９２０ 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办八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高达 １５０
万两。同时荣氏兄弟还将他的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所有这
些先驱者在经济上的成功都得力于他们超群的个人品质，他们在条约口岸通
过和外国人接触获得了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与
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是城市精英中的大多数都主要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
不是由于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以后，官僚机构被代表地方利益的各
种组织所产生的新的权力网络所接管。这些组织即省议会、商会、各种教育
与农业团体，它们在全国层次上与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努力互相冲突，在地区
层次上又与互相争雄的军人野心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们的权力毕竟还是增
长了。虽然他们未能成功地为当地各种组织保住 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１４ 年间争取到的
行政特权（尤其是税收权），他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较革命以前大多了。
其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些官僚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的官员的
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１９１２ 年浙江省政府的每 ７ 名高级官员中，有 ５ 人
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 １９２０ 年浙江每 ８ 名高官中有 ４ 人是浙江人）。
①但是，“回避法”并没有恢复，帝国时期的这一法律禁止从本地的学者中选
择地方官。城市精英们或者通过地方代表机构这样的中介直接表达意见，或
者间接地向官僚们施加压力，以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不受外国人
侵犯，并防止广大群众的各种要求。
就这样，这一“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作为稳定力量，在中国社会内部出
现了。在浙江省一个地区的首府，１９２５ 年掌管当地各级组织的人中，有 ４０
％早在 １９１１ 年已经是活跃分子。不过在这一群人里面，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
③ 周锡瑞：《维新和革命》；F。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第 159 页。
①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 年》。
② 方腾：《虞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