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广东
广西
西 南
贵州
云南
四川
全国平均（不
包括满洲）
续表
２７．３
４２．３
５２．６
５１．３
２７．９
４７．８
４３．１
３９．３
３６．９
２１．２
—
—
—
３０．７
１９．７
３３．３
５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２
３６．６
５１．４
５５．７
５９．６
２６．０
２５．８
２７．６
５２．４
２８．７
４７．９
５２．３
４７．０
６７．０
６０．４
５６．５
５４．２
７１．８
８７．４
５１．１
—
—
—
４７．０
３４．６
３８．１
３８．２
２７．８
３２．０
３３．４
４１．６
２４．８
１２．３
３７．７
—
—
—
３２．４
９．５
５．８
９．６
３．５
５．５
６．３
３．７
２．５
０．３
７．２
—
—
—
７．８
６．２
２．５
４．５
１．４
１．８
３．１
０．５
０．８
＊
３．０
—
—
—
５．４
１．８
１．３
０．７
０．３
０．２
０．８
＊
０．１
—
０．９
—
—
—
７．４
省别
西 北
（４）各类地租形态
的百分数， １９３４ 年
钱租 物租
分租
（５）租额占地价的
百分数， １９３４ 年
钱租 物租
物租与分
租占收益
的百分数，
分租 １９３４ 年
察哈尔
绥远
宁夏
青海
甘肃
陕西
北
山西
河北
山东
河南
东
江苏
安徽
浙江
中
湖北
湖南
江西
东 南
福建
广东
广西
西 南
贵州
云南
四川
全 国 平 均
（不包括满洲）
１９
３１
４６
１１
１４
１５
２７
５２
３０
１７
２８
１４
２７
２０
８
７
１９
２４
６
１０
１４
２６
２１
５１
２３
１９
５４
５１
９
４５
２２
３１
３９
５３
５３
６６
５８
７４
８０
５６
５８
６５
４０
６１
５８
５１
３０
４６
３５
３５
３５
２６
２７
２６
３９
４４
１９
３３
７
２２
１８
１３
２５
１８
２９
５０
２５
１６
２８
２．９
６．４
—
—
１１．４
１０．１
６．２
７．３
１６．０
—
８．７
９．４
９．６
８．３
１７．４
１９．２
１７．８
１７．０
—
６．２
１３．９
１１．４
１１．０
４．４
１４．４
—
—
１２．０
１３．０
５．９
７．６
１８．８
—
７．８
９．４
１０．３
６．８
１７．４
１８．１
１９．９
１９．０
—
１３．４
１６．６
１４．５
１２．９
６．９
１２．０
—
—
１３．７
１２．６
６．２
８．１
２０．８
—
１２．８
１６．４
１３．２
１３．６
２８．５
３６．８
２１．０
１５．４
—
１２．１
１６．８
１６．９
１４．１
３７．５
—
３０．９
４１．１
５０．１
４９．１
４６．５
４９．５
４０．３
４０．４
４２．４
３８．６
４４．２
４２．６
４４．７
４２．５
４３．１
５１．４
４３．４
４９．１
４３．３
＊ 少于 ０．０５％
资料来源：
（１）《农情报告》，５．１２（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第 ３３０ 页，载李文治和叶
孔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３，第 ７２８—７３０ 页。卜凯：《中国土地
利用，统计资料》，第 ５７—５９ 页。
（２）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 ５５—５６ 页。全国土地委
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３７ 页。
（３）《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２６—２７ 页。
（４）《农情报告》，３．４（１９３５ 年 ４ 月），第 ９０ 页，载国民政府主计
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４３ 页。
（５）《农情报告》，３．６（１９３５ 年 ６ 月），载《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
析》，第 ７９ 页。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 ９４—９５ 页。
农，他们租种部分土地。表 １６（１）列出 ３０ 年代各省租佃率的两种估计，它
们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但都清楚地表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种植水稻的
省份纯租佃发生率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高得多。①这些省的数据常常掩盖了
省内由于地区、土质、商业化程度和历史积累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少地方性差
异。②还应当指出，类别中的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顺序在经济上不
一定是每况愈下。例如，表 １７ 所示全国土地委员会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调查中较
为复杂一些的分类就告诫我们，表 １６（１）中的“自耕农兼佃农”这个名目，
把从租种 １％土地的地主到租种 ９５％土地的贫农之间的每一种情况都包括进
去了。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人口压力较小，农场较大，大都是
自耕农，但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他们在广东的佃农兄弟更好。租佃与经济
进步也不是不相容：比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百分比从 １８７９ 年的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
表 １７ （１６ 省 １７４５３４４ 户，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
地主
地主兼自耕农
地主兼自耕农兼佃农
地主兼佃农
自耕农
自耕农兼佃农
佃农
佃农兼雇农
雇农
其他
２．０５
３．１５
０．４７
０．１１
４７．６１
２０．８１
１５．７８
０．０２
１．５７
８．４３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３５ 页。
２５．６％增加到 １９４５ 年的 ３４．５％，他们都是佃农。
几乎不存在关于变化着的租佃发生率的可靠历史资料。将地方上的观察
家、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编纂的估计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估
① 在表 16（1）中，我用了从卜凯的“农业调查”而不是他的“田场调查”中通常被引证的百分比导出的
可供选择的估计。后者显然太低，一方面由于他的实例对南方各省的重视不够，另方面由于调查的性质使
得比较容易接近的地区支配了数据。
② 关于江苏的地区差异，见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第 11—22 页；关于山东与河北，见迈尔斯：
《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34—240 页。
计相比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没有重大的变化。①
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仅仅表明有微小的变化。（租种全部土地的农户，从
１９１２ 年的 ２８％增加到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 ３０％），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数据是用通常的通信调查获得的，参加者是成千志愿的作物
报告者，其中许多是乡村教师，而关于 １９１２ 年的数据则纯属推测。②拉蒙？迈
尔斯把山东 ２２ 县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与它们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相比较，揭示佃
户的百分数在 １３ 个县下降，在 ９ 个县上升。①河南、安徽、江苏和湖北 １９１３、
１９２３ 和 １９３４ 年的比较数据，表明没有重大变化：佃农从 ３９％增加到 ４１％，
自耕农兼佃农从 ２７％增加到 ２８％，而自耕农则从 ３４％降到 ３１％。②
与其他价格相比，上涨较慢的地价如表 １４ 所示，这可能意味着对土地的
需求比较疲软，原因是 ２０ 年代的局势相对地不稳定，正如卜凯说的，“反地
主运动……减低土地需求，甚其使有产之人出售其产”。③最后，如前面指出
的，人民共和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分配的耕地数量——尽管是在 １２ 年的战争与
内战之后——接近 ３０ 年代中期地主控制的耕地数量。我们也许可以断定，虽
然土地的买卖照常进行，但有的地区租佃率高有的地区租佃率低这个基本模
式（主要由于有差别的地主经济收益，但在最落后的地区也由于“超经济”
劳役和其他苛捐杂税的持续性），在民国时期没有重大变化。
佃农的地位牢靠吗？总的看，在 ２０ 世纪也许不十分牢靠。对 １９２４—１９３４
年间 ８ 省 ９３ 县的大致比较，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３ 至 １０ 年的租约
没有变化，１０ 至 ２０ 年的租约和永佃租额略有下降。④例如，１９３０ 年的土地法
包含这样一条，大意说，佃户有权不定期地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满期
后将土地收回自种，这表示承认有农民租地不牢靠的问题。没有作出努力去
实施这条法律，因而使用权不牢靠无疑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农村的
财产观念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确区分佃户的“田面权”
和地主的“田底权”）逐渐消失了。永佃权被不那么永久的租约所代替。年
租约的不牢靠把农民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对付不
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但这些趋势来得很慢。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面
提到的 ８ 省中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百分数之间持续的成
正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的调查也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
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①尽管佃户如果彻底拥有他们所耕种
的土地对他们改进土地会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户和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在租
佃率高的地区看来是足够长期的租约的结果，因此，佃户为了增加生产力而
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投资的刺激，并未完全受阻。
内政部 １９３２ 年对 ８４９ 县所做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 ２２０ 县流行（占 ２６
① 乔治？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与农村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23（1889 年），
第 59—117 页。
② 《农情报告》，5。12（1937 年 12 月），第 330 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史》，3，第 728—730 页。
①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23 页。
② 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1，第 299 页。
③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333 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59 页。
①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大纲》，第 46 页。
％），在另外 ６０ 县有这种现象。②地租的缴纳主要有三种形态：钱租，物租
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 １９３４ 年的调查说，有 ５０．７％的佃户缴纳固定数额
的主要作物，２８．１％是分租制佃户，２１．２％缴纳固定数额的钱租；见表 １６
（４）。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是：物租 ６０．０１％；钱租
２４．６２％；分租 １４．９９％；力租 ０．２４％；其他 ０．１４％。③在 ２０ 世纪，钱租的
发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
大体上，如表 １６（５）所示，分租的负担（根据地主供给种子、工具和
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于地价的 １４．１％）略大于物租（１２．９％），物租则
大于钱租（１１．０％）。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口的情况下，定额的和分
租的物租额平均占收益的 ４３．３％。国民党把物租额限制在收益的 ３７．５％的政
策的失败，是明摆着的。
不论用什么形式缴纳，也不论从绝对数字或与地价的比例关系看，华南
的租额比华北高出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这样。除华北和西南的贵州
外，定额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发生率最高的 ５ 省（安徽、浙江、
湖南、广东、四川）占租约的 ６２％，但在租佃率最低的 ５ 省（陕西、山西、
河北、山东、河南）仅占 ３９％。在这种租约下，佃户向地主缴纳定额的谷物，
而不论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头可能有所减少或展期）。当与较长期
的租约（在种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这更普遍）相结合时，定额物租使佃户
可以从通过劳动和投资改进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比分租制对增加产量有
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 ５ 省（占 ３２％）比在租佃率高的 ５ 省
（占 １８％）更普遍，那里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
励农民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命运，或各地极其多
样的做法，或租佃制的这些显然合理的方面能够促进增产的限度。特定地区
与特定时期的真正农民佃户，实现足够的家庭收入到什么程度才进行增加他
们的总产量的改进，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
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前者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
后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占有和耕种的模式，与跟农业有关的信贷结构、市场销售和赋
税有密切联系。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
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负债是农村
不满的主要根源。卜凯报告，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调查的农场有 ３９％负债。中央农
业实验所估计，在 １９３３ 年，有 ５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