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力量和海上贸易，作为蒙古人继续进行全球扩张的努力的一部分，仍向前
发展。１２７４ 年蒙古对日本的进攻，使用了有 ９００ 艘船的一支舰队，它们运送
了 ２５ 万士兵。１２７９ 年在缴获了宋朝舰队的 ８００ 艘船以后，蒙古人在 １２８１ 年
远征日本，派出了 ４４００ 艘船——战士人数比欧洲曾经在水面上出现的兵要多
得多。１２９２ 年，约有 １０００ 艘船的蒙古舰队被派往爪哇，和哥伦布时代以前
欧洲的任何远征相比，这是规模更大的一次远征。②
紧接蒙古海上力量的，是明初的海上力量和 １４０５ 至 １４３３ 年派往印度洋
和越过印度洋的七次规模巨大的海上远航。中国人的海上航行在当时是杰出
的。例如，这个时期越洋的典型平底船，长 ２５０ 英尺，宽 １１０ 英尺，吃水深
度为 ２５ 英尺，排水量约 １２５０ 吨。它可能有六根高达 ９０ 英尺的桅杆和十几个
密封舱。在长距离航行中，它的平均速度每小时可能为 ４．４ 海里。这样的船
只显然优于哥伦布时代以前欧洲的船只。③面海的中国已经成年，是当时世界
上潜在的头等海上强国，超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
１４９２ 年以后蹂躏全球的欧洲海军力量，因此从年代学上说是一个晚明时
期的现象，是一种突然的爆发，以技术进步的活力、国家对立、宗教热情以
及中国没有同样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为动力。但是欧洲的扩张是一个积累性
的过程，开始时很缓慢，它在 １５１１ 年阿尔布克尔克取得马六甲以后向远东渗
透，只是由于那里没有出现中国的海上力量。因为尽管数量上比晚至 １４３０
年的欧洲占优势，中国的海上活动仍然是中国国家和社会中的小传统。一旦
明代诸统治者赶走了蒙古的君主们，并且在陆海两方面表现了他们早期的扩
张能力，他们却发现自己仍面临着亚洲内陆边境的蒙古骑兵的威胁。这个军
事强国的重整旗鼓导致了 １４４９ 年皇帝被俘和北京被围之灾，从而重新肯定了
中国国土中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的性质。靠近“长城，一个武装社会
① 关于宋、元的海军，见罗荣邦的开拓性的劳动成果，特别是：《宋末元初中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崛起》，
载《远东季刊》，14。4（1955 年），第 485—564 页；《海上商业及其与宋代海军的关系》，载《东方经济
社会史杂志》，12。1（1969 年），第 57—101 页；《明初海军的衰落》，载《远东》，5。2（1958 年 12 月），
第 149—168 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4 卷第 3 部分，第 477 页。
③ J。V。G。米尔斯：《马欢的〈瀛涯胜览〉，对海洋诸海岸的全面考察（1433 年）》，第 303 页以后。
发展起来了。北部边境变成去不掉的心事，它实际上在整个明代中叶和晚期
困扰着许多中国政治家”。这种“毒化了的中蒙关系”影响了所有其他的中
国对外交往。①
面海的中国尽管早熟，仍依附于大陆的中国，甚至仍是大陆中国的不重
要的附属物。最说明问题的事实是，造船、航海和对外贸易，依然在学者感
兴趣的事物中不占重要的位置。海洋和有关海洋的工艺不能吸引中国的文
人。与日本、东南亚的海上交往，只是在唐代才被编年史者所记录。广州和
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在宋代才成为值得注意的人。在这种内向的情况
下，与面海的中国一起成长的航海－商业生活被贬低和忽视了。
政府向海的扩张被中华帝国面向陆地的倾向所压倒的事实，在许多方面
得到证实。１４０５ 至 １４３３ 年的明代海上远航，是伟大的郑和等宫内太监作出
的特别辉煌的成就；郑和是回民，不是正规的官僚。妒忌他的官僚们几乎毁
了他的航行记录。中国私人的海上贸易继续在通往爪哇和马六甲的东、西帆
船航线上发展，１５１１ 年以后，葡萄牙人在爪哇和马六甲发现了大批已在那里
活动的中国船只和商人。但是，明朝政府对对外贸易并不给予支持，而是对
它征税和管制，毫无任何鼓励政策可言。中国人不准出海贸易。的确，出现
了这种武断的意见：对外贸易只有在与外国统治者派来的纳贡使团有联系时
才准予进行。
在 １６ 世纪 ５０ 年代当“日本海盗”（倭寇）在中国沿海出现时，他们之
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中国人，明朝以防御的姿态对付他们，就像对付来自
长城边境草原上的袭掠者那样。走私盛行，但为了“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
贸易却被禁止；有一个时期，当地居民奉命撤至内地，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
重新定居和经济失调。①“对官员来说，海洋意味着问题而不是机会。经世术
即使不是没有关于领海边界的内容，也肯定几乎不涉及公海。保甲和其他登
记及控制的技术，要塞、驻防军和沿海管制的海军分队，官办造船厂的管理，
都属于官员们注意的焦点。中国航海者关于海外各地的扎实的知识，很少能
列在经世术中加以讨论。”②
研究明史的学者认为，人们一旦注意到一些当地的事实，那么中国在
１４５０ 年以后未能像欧洲人那样进行扩张，就不会令人不解了，这些事实中首
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得
益于这种文化的概念，那么问题仍然会是一片朦胧。①
我们对面海中国的历史的简略概述，随着欧洲人来到东亚水域——特别
① 牟复礼：《1449 年的土木之变》，第 243—272 页，载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见第 270—272
页。
① 苏均炜：《16 世纪中国明代的日本海盗活动》，第 3 章。
② 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第 215 页。
① 例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 16 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根源》，第
38—47 页，书中引了 17 位西方学者（他们都不是主要研究明史的）提出的中国未能像萄葡牙和西班牙那
样扩张的原因。由于没有“文化”这一类目作为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相互
作用的总框架，沃勒斯坦为难地作出结论说：“15 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在某些基本点（人口、面积、技术
状况〔不论在农业还是造船工程方面〕）上都没有重大的差别。即使有差别，也不能用它们来解释以后几
个世纪发展的巨大差别……价值体系的差别大大地被夸大了，而且即使存在这种差别，也同样不能解释发
生的不同的后果……”
是 １６００ 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到来——而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这段时期与日本短暂但有力的海外扩张和中国东南沿海海上力量的
重新崛起是一致的。但是在 １７ 世纪的明清过渡时期，领导人员不是明朝的几
个皇帝或满洲的征服者，而是一批批中国海盗头子。他们的成就表现在日益
壮大的东亚国际贸易的规模和价值方面，这项贸易促使巴达维亚、马六甲、
澳门、厦门、长崎、平户、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进行交往。但是在面海
边境的海军－商业力量的这种壮大，是由私人促成的。这种壮大在郑成功（“国
姓爷”）的事业中达到了最高峰，他在 １６５９ 年率领一千多艘船入侵长江，并
在他 １６６１ 年去世前徒劳地围攻过南京。
随着满洲统治在中国的最后建立，大陆的、反航海的观点被重新确立。
一切海外贸易被禁止，直到 １６８４ 年为止；海军船只的大小受到了限制；随着
满洲统治者变成儒家的皇帝，他们重新肯定了中华帝国的农业－官僚政治理
想。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们设想，“在中国盛行的文明秩序是合乎礼仪的秩
序，这个秩序必须被隔离开来，使之免受外界混乱的污染”。因此，目的在
于“阻止接触，而不是从中受益，控制洋人，而不是与他们合作”，这就导
致了一种“单方面作出决定和实行官僚主义规定，而不是谈判和信守条约”
的中国作风。①
这里我们看到，亚洲内陆部落游牧生活和半游牧生活的边缘文化，加强
了中国腹地的反海上航行传统。人们普遍地观察到，蒙古和满洲的征服加强
了中国君主政体的专制主义。还有，满洲很少鼓励或者根本不鼓励航海的事
业。结果是，作为大陆继续统治沿海的官僚继续统治商人的重要部分，海上
航行继续处于从属的地位。清朝在战略上依然专注于亚洲内陆。②
但是，中国国内商人习惯上依附官吏的情况，并没有阻止中国商业向东
南亚的扩散；清朝的官员却不想随商人渡海前往那里。自宋代以来，中国的
对外贸易当然已经对国内贸易的发展起了作用。没有任何海外市场能比得上
大陆帝国的国内市场。８ 至 １３ 世纪中国国内贸易的早期发展曾经被这个官僚
国家成功地抑制住，但是从此以后，国内的商业日益摆脱了官僚的控制。在
明代，像福建的茶叶和浙江的丝那样的一个地区的特产品，或者是像江西景
德镇瓷器那样的制造中心的特产品，通过进行长途贸易的商号而分散到全帝
国。长江和大运河只是这一日益扩大的国内贸易的最有名的大动脉，到了 １８
世纪，它们使中国成了一个大于欧洲的半自由贸易区。总之，中国的农业－
官僚政治传统这时有赖于活跃的商业经济，官员们在他们的私下安排中，比
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声明中更充分地承认了这种经济。清朝仍能大声反对海上
航行的种种潜在可能性，但是茶叶、丝和瓷器的出口，以及大米、鸦片的进
口，却泄露了实际情况——中国的巨大的和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国内贸易已为
较大规模的国际交易作好了准备，而出现在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华南商人，
则急于充当它的代理人。
面海中国的扩张开创了后来西方贸易和企业用来入侵中国的主要渠道。
对此的研究几乎没有开始，但是不同方面的轮廓还是能辨认出来的。①在暹罗
① 小约翰？E。威尔斯：《胡椒、枪炮和会谈：荷属东印度公司和中国，1622—1681 年》，第 207 页。
② 《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本社《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2、7、8 章对此有论述。
① 人们仍能从乔治？萨姆森的审慎的考察中获益，见他的《西方世界和日本：欧洲和亚洲文化相互作用的
研究》，第 1 部分，《欧洲和亚洲》。
的中国人在 １８ 世纪对华的大米贸易中，很快成了巨头，大规模的中国移民出
现了，结果，１７６７ 年基本上统一该国并统治了 １４ 年的披耶达信，具有一半
华人血统，而且他为此而自豪。中国商人在沿马来半岛及其周围直至槟榔屿
的所有帆船贸易的停靠港中，地位日趋突出。１８１９ 年以后当华人迁入新加坡
时，新加坡的情况证明它的创建者莱佛士取得了成就。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的
马尼拉，一度因中国海盗林阿凤②而感到怛忧，因为马尼拉的大量贸易操在中
国人之手。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出口丝制品以及从墨西哥向中
国出口银制品中获利。
从 １６００ 至 １９００ 年的三个世纪，当欧洲殖民主义接管东南亚时，海外华
侨在这一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所有的殖民地强国——葡萄牙、西
班牙、荷兰、英国，甚至法国——在它们在东南亚的鼎盛时期，发现中华帝
国不注意它们，但中国商人则经营它们的地方零售业务，并且常常充当针对
当地民族的收税员、特权拥有者和中间商。到了 １９ 世纪，当西方“苦力”贸
易的航运业把更多的中国移民运到这个地区时，面海的中国的海外社区，即
使没有满族政府的监管，也已成为当地的一股商业势力。
我们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农业－官僚政治帝国的形象，它在大陆上小心翼翼
地保持其意识形态结构，甚至在其国内商业通过沿海边缘正被拖进发展中的
商业－军事世界的完整关系网时，也是如此，这个世界包括主要为欧洲资本主
义服务的海上贸易、国与国的对抗、殖民主义和技术革新。
② 即林凤——译者注。
条约口岸混合体
这些范围广泛的论题和形象对剖析中国的现代经历提供了什么看法呢？
１８４２ 至 １９４３ 这 １００ 年的条约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居间调解的手段，缓和了
中国和商业的西方之间文化交往引起的震动。如在第 １０ 卷提出的那样，①这
个条约制度既来源于外国，也来源于中国，只是形势的发展超过了清朝的控
制能力而已。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律制度，口岸里的外国人被给予相当于士大
夫统治阶级本身所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例如，传教士和儒生都可以不受县官
的笞刑。外国的炮舰不能拒之门外。这样，在华的外国人被吸收到一个新的
权力结构之中，缔约列强在多重管理的中国政权之内的某些方面行使主权。
主要由外国人治理但主要由中国人居住的条约口岸，是文化共生现象的
产物，是西方的扩张与成长的面海中国的力量的结合点。１８４２ 年以后，这个
混杂的中国在新商业城市中中国主要水道运输的商业中心发展起来。上海和
其他的条约口岸，使人想起以前中国商人成功地在那里立足的槟榔屿、新加
坡、巴达维亚、马尼拉及其他欧洲的货物集散地。西方海军－政治力量向中国
沿海的延伸，形成了培育现代型中国贸易和企业的摇篮。所有这些口岸，都
是中国人在其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事的国际商业发展的中心。①
现在人们认识到，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在这一发展中混在一起；买办是
外国商号的实际经营者，而不仅仅是雇员。条约口岸是中外联合完成的。它
们在中国的国土上，以其“半殖民地”方式体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