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他自己名义上的下属陈炯明攻击了孙的总统府。孙设法得以脱身，但政
府被颠覆，北伐也停止了。尽管这一行动满足了陈炯明自己想当广东督军的
野心，但很明显，也是依照与吴佩孚的协议而采取的，仍是军阀联盟的混乱
状态的另一个事例。
尽管这时只有一个集团控制北京，但卷入北京政治斗争的却有两个主要
派别。吴对军人职责的看法和关于忠诚的儒家原则使他不可能公开与曹锟断
绝关系，但对于政府他却有不同的打算。此外，每人都有一些追随者，他们
想在政治策划中提高他们首领的地位来求得自己的升迁。这两个派别用来进
行斗争的显示胜利与失败的主要手段就是内阁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北京的新统治者在战争之后立即迫使徐世昌下台。吴请黎元洪重任总
统。同时，他恢复旧国会，这个机构于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被解散，然后在 １９１７
年又被黎元洪解散，其残留分子自那以后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广州。
黎元洪的第二次总统任期只持续了一年，即到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并证明是比
第一次更大的失败。直系军阀不给他实权；只有军阀们同意，他的任命和决
定才能生效，而且他甚至很难获得经费来维持总统的机构。在黎第二次总统
任期的前半期，吴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而曹锟无法实现他成为总
统的渴望。但 是在 １９２３ 年初期，曹锟的追随者靠行贿收买而成功地把由吴的
支持者组成的内阁赶下了台，并任命曹锟提名的人组织政府。他们掌握主动，
决定干到底，选曹锟当总统。首先，黎元洪必须离职，而做到这一点的办法
就是把他赶出北京。曹锟于 １０ 月当选，代价是付给每个投票拥护他的议员
５０００ 到 ７０００ 元。
仍在关外盘算的张作霖谴责曹的选举非法，并宣称他的职责是使国家摆
脱曹和吴这样的卖国贼。张在 １９２２ 年战败以后，重新训练和整编了他的军
队。到 １９２４ 年他已恢复与南方的孙逸仙结盟，并且作好准备要再次与直系军
队一试高低。与此同时，吴佩孚已放弃早先通过议会重新统一国家的希望，
并且断定，只有打败不承认北京领导的督军才能达到统一。张作霖当然是最
触目的典型。
在常见的交相指责的通电战之后，战争于 １９２４ 年秋季爆发。几个星期以
后，当吴靠近长城的军事行动看来进行顺利时，他的一个部下倒戈，并导致
战争意料不到的结局。冯玉祥这个基督徒将军突然离开作战地区并迅速回师
北京。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他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吴赶回来
试图带领其他直系军阀反对冯，但他们还来不及帮助吴，吴的军队就全线溃
败，吴只好逃往华中。
１９１８ 年以后冯被看作直系的成员，但他从来不是吴佩孚的亲密朋友。他
曾经冒犯吴，批评过吴的个人表现，并于 １９２２ 年任河南督军时拒绝送交吴要
求提供的款项。另一方面，吴曾限制冯扩大部队，还将冯调离河南督军的职
位，改任北京一个很容易受攻击的职务。因此，如果直系战胜奉系，冯也并
不指望个人得益；相反，吴扩大势力将使他更容易控制冯。
由于这一背景，冯接受了大笔贿赂转而反吴。钱是由日本提供的，显然
是以给张作霖贷款的方式，可能附有由将在北京建立的新政府偿还的许诺。
对金额有不同的估计，但很可能在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左右。①冯多年来受资金极为短
缺之苦；他从吴的胜利中也不能有多少指望，他因而接受了这笔贿款。日本
人有两个目的：第一，预防他们的被保护人张作霖失败；更重要的是，使段
祺瑞再度担任北京政府首脑，以便恢复日本和段政权 １９１７—１９２０ 年的互利关
系。
张作霖的权势，１９２５—１９２８ 年
冯的政变和吴的突然失败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军阀关系的转变，这进行
了大约一年。一开始，这两个胜利者都给了他们自己与新的权力分配相应的
正式职位。张作霖获得统治东北即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和直隶五省的
正式权力。冯依次被委负责西北即绥远、察哈尔和甘肃三省。与冯联合的一
些军阀侵入河南和陕西，取得了对这两省的控制权。张派他的军队进入山东、
江苏和安徽，但是一个长江军阀迫使他退出上述后两个省份，并使它们加入
他在长江省份中结成的五省联盟。吴佩孚试图利用其资历和声望以求得有真
正权力的另一个职位，几个月后获得了对湖北的控制权，被承认为华中几省
名义上的领袖，并和他的长期敌人张作霖联合去和他的新敌人冯玉祥作战。
直系 １９２４ 年的失败在北京政府的正式构成中自然有强烈的反应。最后段
祺瑞东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脑。他于 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就任临时执政之职，发
布临时执政政府组织条例（见第 ５ 章）。
预料中的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于 １９２５ 年最后几个星期开始。到这
年年末冯已明白他不能取胜，他放弃他的职务离开了这个国家，希望他的下
级能够在随后讲和中给他保留下点什么。张什么也不给保留；这个满洲军阀
这时与吴佩孚结盟，吴对冯怀有强烈仇恨；张继续攻击冯的部队，打算将它
彻底消灭。他差一点就成功了；到 １９２６ 年年中冯的部队衣衫褴褛、溃不成军
地撒退到西部。他们的消息还会听到，但张和吴暂时成了十足的胜利者。当
然，他们的胜利预示了狼狈不堪的北京政府的又一次变化。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冯的部队以段祺瑞阴谋陷害他们为理由试图逮捕他。段到使
馆区避难；虽然冯的部队被赶出北京时，他能很快返回执政府，但是张作霖
决定反对保留段的职位。因此段失去支持，于 ４ 月 ２０ 日去职。当张作霖和吴
佩孚还没有决定怎么办时，北京有几个星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最后组织了
一个“摄政内阁”，实质上是一个由占统治地位的军阀们委任的政客的委员
会。在 １９２６ 年剩余的全部时间里，它经历了多次变动，然后在 １９２７ 年初组
织了一个新的摄政内阁。摄政内阁表明，前一个 １０ 年中一直在发展的北京政
府的衰落达到了极点。从 １９２６ 年年中到 １９２７ 年年中，这些摄政内阁“并不
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实力”。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长无铁路可
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指挥官的手中。教育总长总该管理公立学校，但这些
学校被关闭，因为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内务总长
“不能任命哪怕是一个下级而不首先考虑军阀的愿望，这个军阀正好控制这
个下级将去工作的那个地区”。地方官员通过当地领事馆解决和外国政府的
一切争端，外交总长因而无事可做。陆军总长对全国的军事单位并无权力；
他受最有权势的军阀指挥。①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 138—148 页。麦科马克曾披露证实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的事实，见其《张
作霖在中国东北》，第 131—145 页。
① 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 年：制度研究》，第 158—159 页。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实权的人终于进而承担政府的正式职责，这将使任
何人都感到宽慰。张作霖于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１７ 日宣布自己为大元帅，并组成军
政府。尽管设立了一个内阁，包括一个总理，但这个政府大体上是由张的部
下组成，他像一个军事独裁者那样进行统治。但是，和 １９１６ 年以后的所有全
国性政府一样，张的政权的权力只能达到他兵力所及的地方，这就是说主要
是满洲、直隶和山东。甚至这个势力圈也很快受到了挑战，因为广州的持不
同意见者已经组织了一支革命军，而且开始北伐，要从军阀的手里夺取中国。
张的部队最后战败，他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逃离北京。
北京军阀政治斗争这段可悲的记载表明，１９２８ 年以前的立宪政府的失败
不应当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当理解为从来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
府。段祺瑞、吴佩孚和其他全国性的领袖有时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建立
了有实力的军事控制权。但是这种成就主要是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之或与
之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定真正文官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做出
认真努力去动员人口中有影响的分子来加强政府的政治机构。士兵是军阀仅
有的选民。如果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可能
被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们的弱点不在于他们谋求权力，而在于他们对
权力是什么构成的眼界很窄，因而不能扩大其非军事的方面。
军阀主义和中国社会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中国的军阀们在才能和社会态度方面差别很大。
他们所造成的社会状况因地而异。当地方或地区在职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
变动时，也因时而异。关于军阀剥削的具体方式或军阀引起的苦难，任何一
个时期的记述都不能适用于整个中国。但是，还是可以恰当地说，军阀们给
无数的中国人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恐怖和剥削。①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军阀们从民众榨取租税，名目之多令人
吃惊。他们还大规模地发行没有价值的通货，强迫人民接受，从而使商业交
易成为一种征用的方式。在 １９２４ 年晚期，估计仅仅广西一省军方就发行了实
际上无保证的纸币 ５０ 亿中国元。这样巨大的财富被用于军队以及其他非生产
性的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计划，尤其是大规模的工程，因而必定
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②
军阀主义酿成饥荒。在一些省份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作为一种经济作物，
因而减少了用于粮食作物的面积。减少维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设施的经费对造
成几次灾难性的洪水起了作用。军队抢夺农民的耕畜，不但给农民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而且降低了农民耕作的生产能力。２０ 年代中期和晚期毁灭性的几
次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
荒受害者的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
剥削造成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
在中国的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由自然现象引起的。③
在许多地方，有组织的军队的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游荡、抢劫农民的大群
无人管束的无纪律的士兵。１９３０ 年，即军阀时期被认为结束后的两年，南满
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 ３１００００ 无组织的军队和土匪，再加上
１９２０００ 正规军队，都以农村为生。①盗匪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
行为成了常事。得胜的军队任何时候只要可能就抢劫。战争常常毁灭平民的
生命和财产，政府机构被忽视或不复存在，贪污腐化、骚乱和剥削成了日常
现象。这个时期的混乱驱使无数的人离开家乡，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一个审
慎的作者断定，２０ 年代军阀主义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
次国内迁徙”。②
军阀主义也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是 ２０ 世纪早期中国最
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所酿成的分裂和在
① 有些学者认为，军阀横征暴敛和他们造成的苦难的程度被大大夸大了，这是由于他们设想的是这样一种
经济，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在中国的大；他们还因忽略了军阀活动的积极方面，如发展工业、农业、
运输和教育，而歪曲了事实。这种看法的一个适当的例子是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论》。事
实上，每个黩武主义的研究者都承认有些军阀的建设性活动。但是，从全面考虑，黩武主义的结果不能被
合理地认为是积极的，压迫和苦难并不普遍的看法也违反了基于直接经验或观察的大量证明材料。
② 关于试图推算可用于经济现代化而转入军事用途的资金，见陈志让：《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
中国》，第 189—190 页。
③ 安德鲁？詹姆斯？内森：《华洋义赈会史》，第 40—56 页。
① 满铁调查部：《山东农村和中国的动乱》（大连，1930 年），第 20、27 页；拉蒙？H。迈尔斯：《中国
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 278 页引用。
②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78 页。
国际上的脆弱地位的反应。此外，很多军阀也传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口
号，作为使他们的行动合法的手段。不论军阀们的真实动机如何，他们这样
做也培育了这种思想：中国人应当关心国家的情况，探索国家的目标。例如，
一个中国将领回忆说，他在 １９１２ 年投军时只是为了谋生，但在听了他的指挥
官冯玉祥的爱国演说以后，终于从国家方面来看待军队了。③
但是军阀的活动也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强烈尚武因素。尽管军阀们
证明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但他们也阻止非军事集团做这样的事情。他
们以这种方式对中国政治斗争的进一步军事化起了促进作用；继承尚武精神
的是更多的军国主义者。国民党为了和军阀竞争，不得不发展强大的军事权
力，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终于控制了党。共产党人为了和国民党以及 １９２８ 年以
后继续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竞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军事化并不是深刻而经久不变的。军阀统治不能
作为例子说明在中国社会的核心有一种持久动力，它保证唯有军队起强大的
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
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