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巴黎和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却保持着彼此工作的接触，也与他们认为至
少暂时是和他们自己的事业类似的同盟会的活动有联系。②
在 １９ 世纪的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家属于两种典型的类型；一种类
① 玛丽？巴克斯？兰金：《清末妇女的出现：秋瑾个案》，载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
国社会中的妇女》，第 39—66 页。
① 吴樾：《吴樾遗书》，《天讨：民报临时增刊》，1907 年 4 月 25 日。参见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
的根源》，第 150—151 页。
② 对这两个小组的英文论述，见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余：《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和艾格尼
丝？陈：《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7 年。
型指望通过技术进步而获得解放，照圣西门的方式通过对未来的科学幻想而
召唤乌托邦；而另一种类型更像查尔斯？傅利叶，他们在未受玷污的、质朴
的、世外桃园般的亲密社会中寻求幸福。这两个中国无政府主义小组包括了
上述两种想象的极端。
巴黎小组，如他们的刊物名称《新世纪》的含义所暗示，与工业文明及
其由庇特？克鲁泡特金、邵可侣及马拉特斯塔领导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社会和道德的前驱有联系，确信自己是站在现代主义的最前沿。李石曾，
这一小组的一个建立者，是巴斯德研究所学生物的学生，并与邵可侣的侄子
是朋友。《新世纪》的资深编辑吴稚晖，曾经受过古生物学的相当训练，把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鼓吹为科学社会学，胜过严复的斯宾塞进化论；这
就使他在文化上拥护与迷信相对立的理性主义，在政治上拥护国际主义和和
平主义。作为自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巴黎小组吸取了 １８９８ 年大同空想家
们预言未来的热忱。吴稚晖作为一个技术方面的理想家，表现出特别的活力。
他称赞创造性的制造工具的才能是人类天赋的本质，他号召以一种具有灵感
的运用精神，通过机器来拯救世界，这半是宇宙论的空想，半是科学的虚构：
其时学问之研究，最普通者，首为一切交通便利之工程。求与海底气界自由往来。
余则改良野蛮肉食之品物，及精究卫生与医理，使年寿加增。至于理化博物种种进化之科
学，当时既以文字简易划一……百出新法，以求易知而易解。园林清游时，可以随便在花
间树底，口讲而指画。道途间与绝未见面之人相遇，亦可姑出其所学于夹袋中，问难而质
证。如此，其时即十许龄之童子，已能共有现在科学家之知识。①
不过，不同于康有为，吴的唯科学主义采取了使理性主义与宗教相对立
的西化的方式。吴离奇而有趣地坚持他的看法是清除了玄学幽灵的自然主义
的宇宙观，拒绝承认他的通过“仁”来实现进化的净化过程②的想象受到儒家
精神象征主义的任何影响。《新世纪》追随他的领导，坚持宗教－非宗教的两
极分化，并用它来谴责儒教只不过是反动的迷信。代替那种把现代道德视为
始于古代萌芽的稳步发展的改良倾向，《新世纪》对道德变化过程的解释往
往依靠净化的概念，因而本性固有的良好状态，在革命时期的净化中得以摆
脱积累起来的杂质。
与唯科学主义的《新世纪》相对照，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出版的刊物《天
义》，则反映了它的编者古典学者刘师培及其妻子何震③的人本主义倾向。刘
是国粹保存会的一个创办人，又是著名书香人家的后裔，他在 １９０７ 年发现，
他的反满主张使他侨居国外是可取的。在东京他与刚刚抛弃了改良社会主义
而成为无政府－工联主义者的日本激进主义者幸德秋水、北一辉的相识，导致
了他两年无政府主义的尝试。何震明显地同样受到东京环境的影响，组建了
一个女权复兴会，并且作为《天义》正式的编者和出版者，使激进的女权主
义成为无政府主义使命的必要部分。
因此，《天义》把对现存制度的反传统的攻击与古怪的文化保守主义混
合在一起。刘师培和何震认为“欧美日本各国，只有伪文明”，①而不愿肯定
① 吴稚晖：《谈无政府之闲天》，《新世纪》，49（1908 年 6 月 30 日），第 191—192 页。
② 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新世纪》，37（1908 年 3 月 7 日），第 3 — 4 页。
③ 《天义》，3—19（1907 年 7 月 10 日—1908 年 3 月 15 日）。按 1966 年东京单行本编码。
① 刘师培和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6（1907 年 9 月 1 日），第 135—144
页。
现代欧洲最接近大同社会。他们设想出一个农民－学者们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小
农业村社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人不倚他人”，“亦人人不受役于人”，所
有的人都生活在“放任”的状态中。②虽然《天义》刊载了《共产党宣言》最
早的中文译文，但刘师培也给予作为无政府主义先驱的公元 ４ 世纪的道家哲
学家鲍敬言（抱朴子）③和战国时代的农学家许行以相当的版面。抱朴子是一
本谴责所有政权的古典小册子的作者，许行则反对孟子把社会分成劳心者和
劳力者的职能上的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坚决主张人人没有例外地耕种
土地。《新世纪》选择克鲁泡特金作为他们的西方圣人，《天义》则特别推
崇托尔斯泰，刊载了他的《致中国人的信》，信中赞扬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
自由的社会，并告诫人们提防立宪政府、工业主义和军人政权的暴虐后果。④
既作为传统主义者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憎恶清末改良的现代化
方向，他认为这将导致一个受当今西方邪恶影响的社会：军国主义和强制性
国家机器的发展，新的更深的阶级分化以及受物质主义和贪婪玷污的商业化
文化⑤的产生。对何震来说，结束妇女与世隔绝和促进妇女教育的现代化计
划，给人同样虚伪的改革的错觉，否定妇女真正的经济和个人的独立，同时
助长关于男人性别剥削的充分自由论的新形式。⑥就要到来的政治革命说不定
并不导致废除一切政权，面对这种可能性，刘和何把中国的未来和它的过去
作了令人失望的比较。如果财富和等级这些表示地位的障碍很少就更接近大
同社会，那么传统中国既是后封建的，也是前资本主义的；它所自夸的政治
专制主义一直是一种掩饰真相的门面，其结构上的弱点一直被人们成功地加
以利用，“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①虽然刘师培并没有因
其乌托邦理想本身而弄错过去中国的这种怀旧的特点，但他对现代性的反
感，既激发了他的激进主义思想，也导致他后来在 １９０８ 年决定放弃革命目
标。
像 １８９８ 年的改良者那样，两个无政府主义小组都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
不过到了 １９０７ 年，国际主义只在较小程度上是传统的东亚世界主义理想“天
下”的发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当时对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非常有力地发展
起来的反满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抗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把“富强”
作为面对帝国主义的国防重点，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单一的问题更激起了这两
个刊物读者的批评。为了回答，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克鲁泡特金反对达尔文和
斯宾塞的例子争辩说，类似的动物群体生活表明，人类社会的进化是由种族
内部的合作而不是由竞争所推动。
不过，与此形成对照，他们的国际主义一种含义是，民族仇恨掩盖了其
他更深的社会分裂。改良者认为阶级冲突，如果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
以外的事，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复地议论贫与富、官僚统治者与人
民、受教育者与愚昧者、城市居民与乡下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这些
弄坏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秩序的根深蒂固的对立，他们认为都是由继承下来
②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天义》，3（1907 年 7 月 10 日），第 24—36 页。
③ 鲍敬言，生平不详，仅见于《抱朴子？诘鲍》。《抱朴子》，葛洪著，洪自号抱朴子——译者。
④ 《天义》，11—12 和 16—19（1907 年 11 月 30 日和 1908 年 3 月 15 日）。
⑤ 刘师培：《论新政府为病民之根》，《天义》，8—10（1907 年 10 月 30 日），第 193—203 页。
⑥ 志达：《男盗女娼之上海》，《天义》，5（1907 年 8 月 19 日），第 95—98 页。
① 刘师培、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 138 页。
的政治权力体制的强制权力引起的。
根据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为某些精英集团权势人物的利益服务的理论，
《新世纪》认为，中国的平民百姓应该认识到立宪主义者的政府将成为士绅
的工具，正像国外这样的政府为资本家服务一样。何震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
因于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人，并把女性的生产劳动看成普遍的劳动剥削等级
制度中最卑贱的。刘师培抨击清朝改革方案的社会代价：它向农民征税，以
便为地方头面人物政治上的扩张而创设学校、安全机构和“自治”的议会。
这样的分析表现出一种适应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阶级意识，因此为五四运动期
间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做了准备。
对社会冲突现实的敏感，与无政府主义者热望平等密切相关。阶级和身
份的等级制度被视为是由所有社会区分即“界”——无论是种族、国籍、财
富、职业、居住地，还是性别——强加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蓝图
的过激特点，实际上是要克服不同的个人生活条件中最敏感的工资差别的策
略。《天义》和《新世纪》两者都建议性伴侣和居住地的交替。刘师培追随
许行对孟子的批评，把所有劳动职能上的区分视为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源。他
试图使许行的个人经济自给自足这种补救方法适用于现代背景，提出每个人
在一生的过程中都要顺次从事所有的基本职业：２１ 岁建设道路，２２ 岁开矿和
伐木，２３—３０ 岁从事工业，如此等等。①
不过，由于群体的社会阶层差别甚至比个人的社会阶层差别更厉害，无
政府主义者也在所有存在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氏族、种族、省份，
还是国家——中看到了妨碍平等的种种的“界”。所有这些都会产生利己主
义的依附纽带，使一个群体集体地和所有其他群体相斗。欧洲的无政府－共产
主义者经常谈到，一旦政府消失，自愿的联合将怎样提供一个健全的社会组
织结构。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愿意设想的，要么是自给自足小村社的绝
对主权，要么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两种制度都把自主的个人置于一个单一
的无差别的集合体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乌托邦制度的公共特征不受私利集
团或个人利益的腐蚀。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较早时期的著作——不是
直接吸取西方模式的著作——中，集中注意力于个人从所有社会群体的依附
中，特别是从对家庭的最基本的依附中摆脱出来，这是不足为奇的。
归根到底，对每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重新组织家庭生活成了最根本的
问题。系统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大多数人认为家庭是支撑所有其他权力体
制的根本的政治结构。其他一些人强调，家庭对个人的特殊的直接性使它在
社会制度中必然处于变化开始发生的地位。另外一些人则确定自私道德上的
根源在于家庭所产生的特殊的联系。他们全都说明了家庭的中心地位——对
他们自身的经验来说，因而也对任何关于人类幸福可能模式的乌托邦观点来
说。
在要求人际关系的革命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追随康有为和谭嗣
同，他们曾预言最终将“摆脱”儒家仪式主义的“罗网”。康有为最早的哲
学手稿（在日期上早于他的大同进化学说至少 １０ 年），强调个人“自主”是
人类本性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种本性只有在平等主义的人际关系框架中才能
得到外部的表现。①在《大同书》关于家庭的部分中（上述手稿是这些部分最
①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天义》，第 27—28 页。
① 李三宝：《康有为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其早期著作的解释和翻译，1884—1887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
早的来源），康从未否认强加给子女的孝道是回报父母养育他们的一种绝对
的道德义务。但是，他把这种义务看成沉重精神痛苦的根源，只有当“人无
出家之忍而有去家之乐”②时，这种痛苦才能减轻。康的乌托邦的许多重要社
会事业机构，如它的公共托儿所、医院、学校和养老院，都是一些起替代作
用的组织，这些组织将以一种避开私人依赖、因而只留下普及了的公共情义
感的方式，提供历史上由家庭履行的服务。“未曾施恩受恩，自不为背恩”。
①
康有为认为，如果心理上不能忍受不相称的赐惠和受惠的关系，那么道
义上的束缚就将导致人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度。这就是他谴责儒家的基本道德
“义”是所有不平等的根源所包含的意义。②另一方面，谭嗣同把儒家的家庭
率直地描述成一种“上以制其下”的压迫制度。③两人都把家庭中身份尊卑不
同的相互依存关系看作道德的败坏，只不过对康来说，这种败坏是以内疚为
基础，而对谭来说其根源则是暴虐。康呼吁从相互义务的负担中获得自由，
谭呼吁从奴隶从属关系中求得解放，其间存在着心理反抗和政治造反之间的
潜在差别。
虽然这两种原理都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中，但后来的
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于遵循谭关于家庭关系的政治模式。他们断言，家庭关系
与其说是基于正常的道德情感，不如说完全是事实上的安排。“故父愿其子
孝，且用强迫威骇以得之，而子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