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散布各地的行宫。在国王巡游的空挡期，由贵族居住其间。现在，这些行宫现在变得独立自治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贵族们认为，国王委托给他们祖先的公共权力是他们自家祖传财产的一部分，王朝的基础根植于坟墓之中，如同国王一样，贵族血缘来自于世代相承。贵族宣称自己具有王权的象征和德行，他们逐渐停止定期觐见君主，与主教们一道退出王宫，这使得在皇室权力还是公共事物时期留下的记忆更加模糊暗淡。到1050年至1060年，卡佩王朝君主仅存的盟友只是他的近亲们、一些狩猎同伴、战友以及王室各部的头目。维护和平与正义的权力由各地独立的王公们行使着，他们经常在领土接壤的中立地区会晤，以炫示他们之间的友谊。在这些会议上，每位王公都把自己当作一位君主，并把其权力控制下的那部分国土视为自家的附属物。
这种权力统治图景和习惯降临得如此突然，它形成于私人生活，又与私人生活有着悠久的联系，乃至不久后，人们开始把国家视为某种类型的家庭。看看下面的两个例子。卓越的历史学家老兰多夫在描述公元1000年左右——即权力统治图景改变后约50年——米兰公国的情形时，他仿佛是在描述一个家庭——在这则史学记载里指的是圣？安布罗斯的家庭，因为米兰的王权现在已属于这位圣徒的继承人——米兰大主教。它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家庭；这个巨大的庭院被分成十个办公机构，或曰十个“品级”（orders）（ 兰多夫这样称呼这些机构），行使着不同的内部管理职能。这些机构按等级次序排列，每个机构由一名“主人”管理。品级最高、人数最众的是各个管理宗教事务的部门。而位于品级最底层的是两个处理世俗事务的部门：一个部门是由大主教家里的工作人员组成；另外一个部门由子爵管理，子爵以前曾是行政官的继承人，现在则变成了大主教的私人家臣。为了执行法律或对外发动战争，包括各机构的头领在内，所有米兰人——全体自由民、或者说是米兰人自己所称的“公民”，尽管兰多夫只是将他们视为米兰大公的家臣——都必须到军中服役。作为回报，公民们要求米兰大公作他们的保护人，希望圣？安布罗斯像他们的父亲那样保护他们。有时，他们希望从大公那里得到食物；确实，在发生饥荒时，阿里贝托大教主亲自现身，为饥民分发救济钱和衣服，并命令面包坊总管每晚准备八千块面包，厨房总管煮上八大斗的蚕豆，以喂饱饥民。这种图景产生的效果是，它将所有民众结成一体，融入到米兰大公私人家庭里。
第二例子； 也发生在意大利但时间稍晚。它来自于1113年比萨人庆祝远征马略卡赢得胜利的一份文献。这一重大事件无可否认地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象征意义，但这种扭曲只是更加凸显了其意义。比萨人军队的营地，也就是说；为军事远征而招募的公民团体，再次被比喻为一座房子，或者更甚，被比喻为开办一场饮宴而在外面设立的大厅，主人在这里为他的民众义务提供饮食。大主教的帐篷，象征着基督救世主，位于大厅的中心；它的周围是象征基督十二使徒指挥军队作战的“大人物”的帐篷。这些头领们受制于有血缘关系的高级教士；他们的责任就是作为辅佐的封臣；而他们控制采邑则是通过私人。每个头领都是一个来自民众“团伙”（来自拉丁语cum…panis，是拥有面包并要求分享食物的意思）的保护人，他们的帐篷组成一个大圈围绕在由贵族组成小圈的外围。一个庇护建立在另一个庇护基础之上：这就是当时王权关系的真实图景。每一个王公把自己的领地看作一个庇护所，在它的羽翼之下有许多的家族，每一个家庭都由对一部分人行使权力的贵族领导，他们又受王公的领导。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2）
在十一世纪，这些卫星式的家庭就是城堡，它是把公共权力与私*力的象征结合到一起的大厦：一方面，城堡的塔楼，赫然高耸，树立着强迫性权力的象征物；另一方面，围墙（指城堡的墙壁，或者古法语里所说的“壁垒”），则是家庭免于公共权力干预的象征。实际上不由自主地，这些住宅在想象中总是被描绘为处于一些庇护人的护卫之下。不要认为庇护人的住宅与国王的宫殿完全隔绝开来。根据习俗惯例，从属家庭的户主不得不暂时地与在等级上位于他们之上的家庭的主人结成联属关系。后者效法古代卡洛林王朝国王们的做法，重大节日里邀请他的朋友们到他的宫廷聚会；这些下属阶层要花上几天时间表面上充当上层家庭主人的奴仆。
我们来听听梅塞伯格？梯也马如何描绘十一世纪初期德国国王主持的宫廷。有四位公爵为王子服务（梯也马使用“部长”一词；在这个重构还原的场景中，这四位显要人物扮演着“部长”的角色；每个人分别领导着一个家庭部门）。其一是掌管食物；负责国王的饮食；这个职位列于等级阶层中的最高位置；其二是掌管卧室起居，其三是管理葡萄酒地下储藏室，其四是照料马房。这些欢乐的、如同兄弟般的关系，是第二等级庇护人之子们在相当长时间里所要经历的，他们一起在比他们高一阶层的宫廷里度过青春时代，与主人一道用餐，陪伴主人睡觉和打猎，接受主人教育训导，彼此相互竞争取悦主人，从主人那里得到衣服、快乐乃至武器，甚至有可能得到一个妻子。武器和女人：这些是每一个封臣建立自己家庭的必要因素。成家独立后，他们通过回忆在一起度过的青春时光，仍然与王子丰饶的家庭保持密切的联系。这里阐释的基本点是，在封建时期，公共权力“分解”于私人生活的形式中。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友谊源自于私人生活，他们之间相互服务的誓约乃至领主统属权力的传承亦皆如此；只有在有相互奉献的地方——保护人给予被保护人以保护、被保护人效忠于保护人，保护人才能合法地持有统属权力。封建时代最终出现的社会结构图景是四个等级构成的社会层级：王室家庭、王子家庭、领主城堡、以及群居于每个城堡周边的民众。
随着我们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来临；两个独特的民众阶级出现了。只有某些成年男子才有资格履践这个极为重要的公民职责，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佩带武器，配备最好的装备。在拉丁文著作中，他们被称为miles，意指武士；尽管他们还有一个称呼来自拉丁口语的拉丁化词汇：cabalilarius，意指骑师或骑士。这些人执行指定任务的天然之所就是领主的城堡；他们在指定的时间里聚集到这儿履行他们的卫戍职责。当公共和平受到危险时，“城堡的呼叫”回荡整个乡村，他们也要回来保护城堡。城堡主是 “他的” 骑士们的指挥官。他对骑士的权威；就像王公对他的权威一样；是家长式的。每个“城堡武士”在举行成年仪式时，用自己的生命对城堡主宣誓效忠；握手方式的宣誓表明自己的真心奉献，亲吻的方式则表明相互确保和平与忠诚。这些仪式隐藏着某种交易，在契约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容易与血缘关系混淆的联系纽带。在“领主”一词里我们可以找到证据，它指的是接受宣誓效忠的一方。而且，在领主颁布的政令的前导称呼里，骑士被包含在内，他们与领主的血缘亲属毫无差别地被并列于一起。最后，保护人自觉地要为他“忠诚的仆人们”提供食物来源，从自己的餐桌上给他们提供丰厚的一份，或通过其它方式——但并不总这样——给他们足够的土地，也就是采邑，让他们养活自己。采邑的授与是通过传递稻杆的授权仪式来完成的。这一习俗大概起源于中世纪早期，当时传递稻杆象征着收养。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3）
通过宣誓效忠，骑士实际上加入了城堡主的 “家庭”，并且成为主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1031年在利摩日召开的会议记录中，列出的人主要包括等级社会中的上层，首先提及的是“最高权力”，其次是“第二等级的王公们”，最后是“骑士”，这份记录中在“军人” 一词前面加了最适恰的限定词“私人的”：私人士兵。因此，一部分人被从公众领域中分离出来，分化为由亲缘纽带捆绑到一起的各个集团。这些家族集团里的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争执，都是通过公平决斗或主人的调解，私下里解决。骑士服务于主人，就像外甥必定要效忠他的母舅一样，他们为主人提供帮助和建议；所有的人都参与公同财产的管理，参与履行保护城堡的权力。作为从领主那里获得食物或被分封采邑的交换，骑士诸多职责中的一个是，定时环绕城堡巡视以达到威慑的目的，以保持对其他民众的规约遏制。这些人以骑兵队而闻名于民众之中，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展示马背上的主人——即*代理人——的至上威权。
其余民众要遭受剥削，这一点也日益成为私人领域事务。整个中世纪，人们都在反抗；有时是公开的，但更经常的是秘密的和消极的抵抗。在幸运的地方，尤其是山区，反抗经常获得成功，在南部基督教徒聚集的城市也获得了成功；这些城市在十一世纪贸易衰退之时维持了它们的活力。在这些地方，骑士不只是维持自由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能力与其他自由人聚合起来共同执行裁决或发动战争。除了骑士，这份会议记录还提到“有产之人”（boni homines），或者，城市里指的是“市民”（cives）。（在前面提到的比萨人军营里，市民并不睡在军营帐篷的内圈里，而是随时全副武装，准备向马略卡人发起攻击。王公—大教主犹如讲台上的演说家大声鼓动他们，激励他们进攻。）在骑士的“臣服”和“遵从”观念下，公民观念意识仍然残存于民众内心深处最底层。尽管大众也是被驯化； 但他们与骑士的差异很大。“公共法官”（在昂斯参政会里，迟至994年仍然这样称呼代行王权的人）对待他的骑士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女婿和侄子；他对待那些在他管治领土内的其他居民就像对待自己“家庭”里的成员，鉴于“家庭”这个词汇的主要意义，这意味着他们是他家中的奴仆。在这里，私人模式不是血缘型的而是奴役型的，这个烙入当时人思想中的社会图景，是中世纪早期农村庄园大地产的一种残留形式。在这里，城堡被视为一座“占据主导地位的庭院”——即卡洛林王朝时代任何一座大型庄园里中心位置的庭院，它环绕着主人的居所及附属建筑。类似地，城堡周围农民居住的小庭院，与卡洛林王朝时期贵族安置其人身依附者的农奴小屋相似。
实际上，卡洛林王朝的君主们所做的就是，让那些农奴夫妇在小块土地上安顿；让他们有生儿育女并将孩子养大成人的能力。这证明是他们管理自己的人口或牲畜资产的最有效率方式，人口和牲畜构成了主人劳动力的来源；它为庄园主提供了维持和繁衍农奴人口的有效手段。唯一的缺点是，给农奴们提供小屋，主人让他们的活财产得到了些许私人生活的空间。然而，主人的这份礼物并不那么慷慨：足够幸运的农奴得到主人赐予的属于归己所有的小块土地后，他们有义务从每二天或三天里抽出一天时间，到主人的中心庭院里做主人吩咐他们做的任何事；在为主人服务的那些天里，他们在主人家的餐厅里进餐，因此并入到主人家的家庭成员中。他们的妻子有义务与其他各个等级的女人们一起进行公共劳动。当需要补充自己全职的仆役时，主人可以从农奴的小屋里挑走他们的孩子。主人可以从奴仆身上拿走任何他想要拿走的东西：如果高兴，他可以把他们的女嫁出去 （如果女孩的父亲希望保留自己将女人嫁于何人的权利；他必须向主人交纳一定的费用）；他还可以拿走农奴们遗产的一部分（男人死后的家畜以及女人死后的衣物）。农奴的庭院与自由民的庭院不同；不受防止被没收的法律保护；他们实际上只是主人住宅的附属物。正如他是自己烤箱、马厩和谷仓的统治者一样，主人也是这些男人、女人、孩子、动物和附属物的统治者。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4）
十一世纪初期，当社会开始向封建化的方向演进时，那些掌控行使着曾经是公共权力的残余的人，开始寻求确立私人领地的管理原则，即他们的领地就像伟大的卡洛林王朝君主的庄园那样。除了骑士向自己的农奴勒索盘剥之外，主人们还竭力敲诈剥削所有的居民和过路人。随着公共权力的机构被用于统治那部分未武装的平民；公共权力日益呈现出一种领主特征。公共高级法庭转变成了家庭聚会；王公伯爵与他的亲戚、采邑占有者和私人骑士一起加入进来。类似地，在乡村举行的审判状况不佳的自由人的各种*，也变成了家庭审判台。城堡主委派一名自己的仆役主持这些私人法庭；而穷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地位，所受到的处罚之重，一如过去庄园里奴隶所受到的惩罚。
在马松地区，这种转变到1030年就已经完成。在其它区域，这种转变发生得较晚。但在每个地方，这种转变的结果就是，以前被视为自由民的穷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我使用的“穷人”一词如同当时的用法一样；指所有那些没有权力并臣服于城堡禁令管治的人。） 这一切都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自由观念依然鲜活地存留于村庄*中；人们知道某某有权力在*上坐下，而其他一些人则被排除在*之外，因为他从生下来就从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女人（引用抄录于克吕尼档案室的一份十一世纪的文献）可以 “合法证明” ，她不是那个宣称是她主人的男人的私有财产。当这些曾经属于公共性质的*，与主人惩罚奴隶错误行为的家族法庭变得别无二致的时候，自由观念就此云蒸雾散了。这一转变需要时间：乡村地区的马松人中，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宪章的撰写者才不再提及奴隶和自由民之区分。然而，五十年前，语汇terra francorum（指为公共目的为自由民保留的土地）已经被废弃不用，因为到这个时候，所有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