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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张溥做了庶吉士不久，便回到老家，再没有起复，一直通过复社的力量来影响政局。作为一个文人，没谁愿意隐居幕后，都喜欢走上前台做官，实现平生抱负。张溥这样过早地退出仕途，是不得已为之，也可以说是一个志大才高却缺乏从政艺术的文人性格使然。
张溥中举前，已名满天下，吴伟业等人拜他为师。崇祯三年（1630年）张溥和弟子吴伟业以及复社的同仁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一起中举，崇祯四年（1631年）他和吴伟业一起会试、殿试中式，吴伟业为榜眼，张溥为庶吉士。复社诸人开始大规模进入政坛，这应当是一个胸怀治国平天下之志的文坛领袖很好的仕途开端，但张溥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按惯例会试的主考官由内阁次辅当主考官，首辅因为要以政务为重，一般不充当主考。但当时的首辅周延儒看到此次会试天下名士甚多，想将他们收罗为门生——门生是当时政坛高官非常重要的资源，便破例自己做主考，次辅温体仁当然不高兴了。所以张溥还没有进入官场，已经被动地卷入高层权力斗争。
张、吴中进士后，按惯例新进士试卷要印发天下，作为《高考作文指南》之类的书供后来的举子学习，序言一定要由房师来写，以示师生名分。可吴伟业这位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的科场新贵，稿子出版后不请提携他的房师李明睿作序，而由同年中进士且名次不如他的张溥作序。这当然坏了官场不成文法，李明睿当时已经是尚书级别的官员，大怒，要削掉吴伟业的门生资格，后来吴伟业负荆请罪，风波才平息。李明睿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官场的体例，并不是仇恨嫉妒张溥。张溥作为文坛领袖，应当很了解这个规矩，开始就应当谢绝吴伟业要他作序的请求，尽管他是吴伟业实实在在的授业之师。风波起来后，对李明睿的愤怒更应给予理解，可他却很不高兴，和李明睿因怨生隙。
周延儒因为要笼络张溥等复社名士，对他恩礼备至，因此他才可能进入翰林院。此时，作为一个刚刚进入政坛的新进士，不管民间的声望多高，张溥聪明的做法应当是摆清自己的位置，好好在翰林院历练，依靠首辅这棵大树，等待机会。
可张溥太过于狂傲。翰林院的规矩，新来的庶吉士见到馆长就如见严师，见到先进翰苑的前辈要称晚进，坐在一起开会时只能老老实实坐到角落里。这和现在军营里新兵见老兵，大学中新生见老生没什么区别。可张溥大约觉得自己名气比他们都大，根本不管这一套，替天子草拟诰命敕令时，也语气太大。同馆的翰林当然看不惯，向内阁告状。首辅周延儒替他好言委婉解释，而次辅温体仁恨乌及屋，就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庶吉士本来就是照例培养的后备人才，能成才就留下来，不成才就离开呗，让张溥走人有什么难的？”
被内阁二把手批评了，一个新进士本来就应当自省，及时调整心态。可张溥正好相反，他搜集温体仁结交宫内太监，重用同乡等事情，草拟奏稿，让学生吴伟业上书参劾温体仁。吴伟业比他的老师脑瓜子清楚，知道自己刚刚进入朝班，去参劾一个内阁二把手实在太有风险，但师命难违，便折中了一下，将张溥的草稿有所增损，改成参劾温体仁的亲信兼同乡蔡奕琛——当时的一个员外郎。但这事的前因后果怎瞒得过官场老手温体仁？温体仁早准备重重惩处张溥，多亏周延儒拉了张溥一把。但张溥已经彻底得罪了内阁次辅温体仁这一派，再加上李明睿时时找他的茬，他没法呆下去了，崇祯五年（1632年）碰上葬亲，请假回家守制。
吴伟业作为张溥的门生，会元榜眼连捷，让天下读书人羡慕。士林盛传出自张溥门下的人必定能很快发达，这实际上是把一个品秩很低的官员放在火上烤。张溥还在京师的时候，远近的士子跑到他太仓的家里，向着北面遥拜，称弟子，请掌管复社名录的人加上自己的名字。等张溥告假回乡时，来拜见他请他收为弟子的更是络绎不绝。崇祯五年（1632年），张溥在苏州虎丘主持复社大会，自己任社长。《复社纪略》载当时的盛况：
“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本来守制三年，张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但他作为一个在籍守制的官员，这动静实在太大了。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对民间结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对张溥这类民间意见领袖防范甚严，以在野之身，都能影响朝局，要是让他占据朝廷重要位置，那还得了。而崇祯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还乡，死对头温体仁升任首辅，张溥就更没希望重回官场了。
张溥闲居在家最后郁郁而终，是个悲剧。历史上张溥这类志大才高却终身不得志的文人还很多，苏辙对他哥哥苏轼的评价是：才高为累，道大难容。固然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没有说出来，就是这类大才子，眼高过人，对许多碌碌之辈、鼠蛇之徒瞧不起，不愿意引为同道，可官场上更多的却是这类人。在才气和志向上，张溥这种人可能高于那些鼠蛇之辈，可在从政的技术层面，张溥这类人往往是低能儿，远不如他们的政敌。从张溥初入官场的表现来看，他实在不适合从政，过早地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