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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元璋和马后，在患难中结下的夫妻之情没有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这和马后的为人很有关系。《明史•；后妃传》中记载，朱元璋当年在郭子兴麾下，羽翼渐丰后，被郭子兴猜忌，马皇后拍郭子兴老婆的马屁，朱元璋才能免祸。有一年军中粮食不足，老朱打仗回来又没饭吃，马皇后从养父那里偷来刚出锅的炊饼，藏在怀里给朱元璋吃，热饼将自己的肉都烧焦了。这是一位聪明女人的正确选择，女嫁从夫她必须如此。尤其这个仰人鼻息多少年的孤女，被养父送给一个志向远大勇谋兼备的男人做老婆，当然是她一生的依靠，要想方设法维护老公。
老朱对大臣子女都很横，而对马皇后非常尊重，马皇后死后，“帝恸哭，遂不复立后”。在皇位继承上，可看出朱元璋对马皇后的情分。他和皇后所生的太子朱标，也很仁厚，像刘邦和吕后所生的孝惠帝一样，子不类父，但朱元璋从来没想过找一个性格像自己的儿子接班（朱棣性格最像朱元璋）。当太子先自己而死后，太子还有一大串同父异母的弟弟，而且已成年，完全可以按长幼再选一个人做皇位继承人。而朱元璋偏不这样，立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死后把皇位隔代传给孙子，而且怕那些如狼似虎的叔叔造反，遗诏他们留在封地别动，不要进京奔丧。朱元璋这样做，一个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一定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和马皇后所生的后裔。夺了侄儿皇位的燕王朱棣，也称自己是老爸和马皇后所生的儿子，《明史》中也是如此记载。而后来的史家如孟森等人，经过详细的考证，这朱棣是朱元璋和其他妃子所生，甚至有人考证为俘虏来的高丽妃，朱棣得天下后，篡改了皇家档案。朱棣这样做正是因为心虚，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马皇后的地位。
刘邦和朱元璋，都能让糟糠之妻享受到男人成功带来的富贵，不是因为他们两人品德多高尚，而是当时纳妾的制度和文化能给这些成功男人在情欲方面得到公开的补偿，如此反而保护了糟糠之妻的利益不受损害。
朱元璋的忌讳词
中国人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不知从何时起。不过直到今天，对长者、尊者直呼其名都是不礼貌的。农村小孩之间骂架，互相指着鼻子叫对方父母的名字，便是一种侮辱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过去的人在自己文章中不得以需要祖辈、师长的名字时，总是称“讳某某”。不过屈原在他的《离骚》中说到：“朕皇考曰伯庸”，而不说“讳伯庸”，他也不用像林黛玉那样，写母亲的名字“敏”时，故意缺笔。是否当时名讳之规矩还不是很盛行？
也许，在古人的心目中，名字和生辰八字有着特殊的魔力，和这个人的生命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巫师作法，诅咒一个人，就会做一个小人，写着那人的名字和生辰，然后恶毒地行法，比如《红楼梦》中的马道婆受赵姨娘委托，如此来对付王熙凤和贾宝玉。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讳越是碰不得，而那些没什么势力的老百姓，除了自家孩子，别人直呼其名他也无可奈何。皇帝富有四海，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因此避皇帝的名讳范围最广，皇帝的名字，简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历朝历代，最大的敏感字眼，便是皇帝的名字。除此之外，其他的敏感字、敏感词并不多，秀才们做文章时，只要留心别去碰圣上名讳这个大地雷，不用煞费苦心给更多的词找一个替身。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忌讳就格外多了起来。除皇帝的名讳外，许多词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会掉脑袋。
朱元璋早年参加郭子兴的队伍，靠杀人放火而起家，因此特别忌讳人家拐着弯子骂他是“贼”，他对“贼”字的警惕简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给人当枪手，写上表叩谢圣恩，中有“作则垂宪”。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提按察使撰贺冬表，文中有“仪则天下”。常州府学正孟清也是替上司捉刀，贺表中有“圣德做则”。这洪武皇帝大概当时讲的老家濠州方言，“贼”和“则”同音，怀疑是讽刺他做过贼，便将这些拍马屁的人全部杀死。他年轻时当过和尚，因此也忌讳别人提起他这段自认为不光彩的历史，臣民们的上表中不许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则就会龙颜大怒，杀意顿起。因此那时候连“医生”都改成了“医士”。而且他这种忌讳扩大得让人摸不到边，一个人上表中有“取法象魏”，他念成“去发”，去发不是当和尚吗？又是讽刺老子龙潜时当和尚那段经历，没说的，让人把这人推出去“咔嚓”一声砍掉。
说白了，朱元璋这心理和阿Q没什么区别，因为自卑、因为不自信，总怀疑别人瞧不起他，哪怕打下了花花江山。阿Q因为头上有癞疮疤，便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直至忌讳说“光”、“亮”。别人犯了他的讳，力气小的他就打，口拙的他就骂。可这样一个流浪汉，一般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连王胡、小D这样的人也敢公然冒犯他的忌讳，他只能肚子里骂娘。要是他和朱元璋一样当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估计王胡、小D之流都得死。
朱元璋的忌讳太多，多得连老百姓取名，都不能用某些字，如“天、国、君、臣、圣”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医”也在禁止取名的范围之内。这么多的敏感词可把那些做大臣的吓坏了，这拍马屁风险太大了，搞不好把身家性命丢了。可马屁文章又不能不做。礼部官员斗胆恳求皇上，下一道表式，规定哪些字、词不能用，让臣民心中有数，便于遵守。这洪武帝还不算太混账，便让翰林学士设计了一份谢恩表的格式，颁布给各有关部门，以后要上表谢恩，就照着这份填空就行了。这下文武百官心头的石头落了地，拍马屁的风险一下子就降低了。
识相的老伙计汤和
读《明史•；汤和传》，我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传神地写出了老皇帝的多疑，对大臣是否忠诚皇室极度不信任，以及老臣的识相知趣，如何迎合皇帝的心思以自保。
“帝（朱元璋）春秋浸高，天下无事，魏国（徐达）、曹国（李文忠）皆前卒，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和以间从容言：‘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立赐钞治第中都，并为诸公、侯治第。”
这汤和是何许人也，他不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几大元勋之一，而且是和太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可谓总角之交。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先老皇帝而薨，遂立他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搞隔代继承。这两人都为人仁厚，没有朱元璋那种嗜杀严酷的遗传，朱元璋当然不放心自己死后，还留下一帮战功赫赫的老臣，因此在自己交班之前，想方设法把那些旧臣杀掉，为子孙后代的江山永固铺平道路。
汤和是少有的几个得其善终的功臣，他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以七十岁的高龄而逝，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可说是备极哀荣。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汤和能善终，在朱元璋的手下苟活下来，和他低调、不贪权的性格有关，他让老大放心，有一种安全感。《明史》里说，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他早年和朱元璋一起在郭子兴麾下效力，应当说两人的资格是一样老的。而且朱元璋当和尚时，汤和捎信给朱元璋，建议他参加造反队伍，汤和可说是朱元璋的引路人。后来朱元璋脱颖而出，逐渐成为首领，其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将领看到朱元璋当老大，难免心里不服气，而汤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在关键时刻，他率先承认朱元璋的领导地位，这是何等的功劳，晚年又能主动交权，回家养老，能活到七十岁决不是偶然的。当然在和朱元璋的相处中，他并非没有犯过错误，在朱称帝前，和张士诚的对峙中，汤和镇守常州，曾经有事请示朱元璋，没有得到批准。郁闷的他喝完酒后，口出怨言，说：“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上司最忌讳的便是部下主动表功，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好像地球离开他就不转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十分生气，江山平定大封功臣，故意降他一等，找个岔子只封他为侯，其他同等条件的人封为公的爵位。后来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伺候皇上，并向皇上作出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检讨，才被宽恕。进封为信国公的时候，皇帝还不忘他历史上的错误，历数他镇守常州的过失，并将这段历史镌刻在铁券上颁赐给汤和，让他子孙后代牢牢记住，为人臣者别翘尾巴。——部属的过失，往往成为上司的杀手锏，时不时要拿出来敲打一下。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后，皇帝如何处置开国功臣，一直是道历史性难题。周王室裂土封侯，这个问题好解决。因为将土地转包给各位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中，可以称孤道寡，自成体系，周天子并不干涉内政，天子作为诸侯们的共主，也就是维持名义上老大的地位，主持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接受诸侯定期的进贡，大多数时间内，政令不出王畿，称霸的诸侯没必要推翻天子的位置自己取而代之，这样反而会惹火烧身。因此暴发户楚子，自忖带甲百万，地广两千里，便有问鼎中原的非分之想。被告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鼎之轻重，不可问也”。自讨了个没趣。这也是周朝国祚能有八百年之长的根本原因。始皇帝废除诸侯，各地设流官治理，功臣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王国了，只能老老实实扛活，任皇帝驱使，这一下子，君臣之间就有天壤之别。皇帝当然要时时刻刻提防拥兵自重的大臣，不甘于人下来夺自己的那把龙椅，因此处置功臣才是成了一门高深的帝王术，而如何在皇权下活命也是臣下必须知晓的学问。从始皇帝横扫六合开始，王翦就明白这个道理，帅兵出战前，还向秦王要求得到田地或宅院的赏赐，手下的将士不明白，认为大元帅拥有如此的兵权，为什么还要贪图那样的小利呢？王翦此举是向秦王表白，他只求田问舍，没有别的想法，秦王才放心让他帅兵出战。君臣这种演戏似的默契，在秦朝刚刚开始之时，所以王翦手下的将士不太明白，到了后来，皇权越来越重，对大臣的防范越来越缜密，大臣也越来越知趣了。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一个殿前都指挥一下子做了皇帝。这皇位能否坐稳，他心里是很担心的，因为五代十国期间，带兵的人政变是家常便饭，坐在龙椅上的人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他只得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那些拥戴他登上皇位的老兄弟的兵权，厚赐他们让他们好好养老。——如果说宋太祖还需要主动提醒大家，大家才交权。到了明朝初年，不用皇帝提醒，就有汤和这样十分主动交出兵权的功臣。真是做臣子得越活越明白呀。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分析宋代相权被分割后，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而归于单列的考课院。“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
从秦汉到明清，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皇帝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多疑，对大臣们的防范越来越严密，大臣们为了避祸，表面上越来越恭顺。刘邦建立汉代后，尽管自己出身卑微，但他尚有一种“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自信，尽管韩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运，但高祖释放了劝韩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面前自辨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汉高祖有这番度量，没把功臣都杀完或者全部剥夺权力，所以他死后，诸吕为乱，周勃和陈平才能诛杀诸吕安定汉室。
到了朱元璋，干脆废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力是收回来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权必然被宦官蚕食。所以黄宗羲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权力集中于一人会带来弊病，但他没办法信任大臣们，不得不如此。用钱穆的话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情或法术”。从汉代到明清，制度的东西越来越少，法术的东西越来越多。二者有什么区别呢？砍柴不揣简陋，大胆打个比喻。比如一个国家有总统府，有内阁，有参众两院，不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何产生，他们的权限等等，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家按着程序来办事就是尊重制度。如果一个总统不放心总理，自己很随意地再设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把内阁的权力夺过来，这就是法术。清朝比明朝更进一步，不但不设宰相，到后来连内阁六部的权力也削夺了，直接搞一个军机处这样的私人秘书机构。
所谓“法术”，就是黄宗羲在《原法》中所说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因为天下人都知道皇家装宝物的盒子在哪个地方，所以皇帝每天不得不防备这个宝盒是不是被人觊觎被人偷盗，黄宗羲说：“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所谓非法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