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劳改释放犯共70余人，占这批知青总数2300名的3％。这些人在农村表现仍不好，弄得很多社员不敢敞着门下地，下乡女青年晚上不敢出门，有两个下乡两天就被天津公安部门抓回去了，还有两个下乡不几天就用铁锹打架，群众和青年都很不满意。
总之，许多大城市采取这种做法，将本应自己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推给了接收知青的地方，加剧了城乡矛盾，尤其是其中很多并无多高文化，称为“知青”实在勉强。他们下乡后，虽也有勤劳肯干的，但少数人的偷鸡摸狗、寻衅闹事，损坏了知青的名声，这种良莠不分的结果，使满怀革命热情的纯洁的青年学生感到寒心，更使农民误认为凡下乡者都是有问题的，是坏分子，在一些地区恶化了其他下乡知青的处境，也加大了以后动员知青下乡的难度。
（六）出身不好的青年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论述。
上述的第四、五、六种人，构成了“###”前城市下乡知青的主体，也是与“###”期间下乡知青在构成上的主要区别。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1）
第三章曾经提到，歧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青年的现象，早在50年代就已存在，无论升学还是就业，工农和干部子女都有优先的权利，但当时人们还将此视为政权初建时期的一个暂时现象，国家也曾试图纠正这一问题。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却使形势急转直下了。
大学招生开始注重政治成分，理由如下：
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高等学校学生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右派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反映了以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存在着贯彻阶级路线不够、注意新生政治条件不够的严重缺点，要求今后大力改进。同时从对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要求来看，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平均要花五六千元，也应该慎重选择培养对象。宋诚：《高三同学怎样对待升学和劳动问题？》，《中国青年》，1958年第8期。
不过，这时所谓的成分，还主要是指本人的成分而言，加上自1958年以后大学招生规模连续三年迅速扩大，更是把这一问题掩盖了。
大学之门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逐渐关闭，是从三年灾害以后开始的。1961年，当大中学校进行大规模精简的时候，###曾正式发出通知：“各级师范学校招生，必须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认真改变过去降格以求，不顾质量，勉强凑数的现象。今后，凡学生家庭属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虽然只限于师范院校，却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当年8月，###中央转发了###党组《关于资产阶级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指出各地、各高等学校在招生工作中仍存在对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右派没有区别对待，对学生本人的进步表现注意不够，一些学校所规定的机密专业数量太大、范围太广，过分限制了资产阶级子女入学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页。。可见这一时期高校招生中，已存在着对出身的强调，存在着对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歧视了。不过，从政策来说，这时大学所明确拒收的，还主要是“五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子女，矛头尚未扩大到、至少是中央还不愿让矛头扩大到一般所谓的“资产阶级子女”的范围。
1962年以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命题，提出为了使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要在阶级成分好、思想觉悟高的青年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原则，与之相对而言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便被当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当成必须严加防范的主要危险。这种看法，在1964年以后，还被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1964年5月，团中央某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修正主义在青年中间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怀着阶级报复思想的“五类分子”子女，一个是轻视劳动、轻视工农，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不经过艰苦劳动，有了点书本知识，就认为有了“私人资本”，自以为高人一等，是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另一位领导干部也宣称，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同我们争夺青年，这一斗争尖锐激烈地在各个方面进行着，最直接的就是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他们的子女。我国现有资产阶级分子100多万人，以平均一个资本家生4个子女计，全国就有400多万个资产阶级子女，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有一个子女接班，就会出现100万资产阶级的继承人，尤其严重的是他们还会扩大阵地。这位领导还说，我们过去几年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认识不足，把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只简单地看成是对现在老一代的改造，没充分看到资产阶级思想还要传宗接代，还要争夺下一代以至下几代。他还对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作了一个估计，说他们是“两头小，中间大”，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仅占20％。这些讲话，当时是没有公开的胡克实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1964年5月30日。。 。 想看书来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2）
自60年代开始，青年升学和就业时，就必须通过政审。这些解放时尚未成年的学生，自然谈不上什么历史问题。所谓政审，审的其实就是出身。每个青年的档案上，都根据出身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招收单位就根据这条来招人，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写上“不宜录取”，那么无论成绩多么优秀，也只有落榜一途。不幸的是，“###”前的高考并不公布考分，上述规定也只在内部掌握，落榜青年并不知道自己没考上大学的真正原因，有的还在继续用功，期望下一年能够榜上有名，直至几次失败之后，才不得已而走上下乡之路。
即使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照出身不同，也有不同的动员口号，如天津市团委书记的动员讲话：
希望劳动人民出身的家长带头教育子女走革命道路，使自己的后一代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事业，把革命进行到底；希望剥削阶级出身的家长认清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应该下决心从自己的后一代改变门风，使子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知识青年们，走革命化道路！》，《天津日报》，1964年5月10日。。
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背叛剥削阶级，在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是值得赞扬的革命行动。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应该为在自己家庭里出现了第一代新型劳动者而感到高兴。
加上一些具体执行政策的干部因惟恐沾上袒护“出身不好”青年的嫌疑，不惜将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范围一再扩大，最初是地富反坏右子女，后来加上资本家子女、历史不清白分子的子女，再后来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也被划入资产阶级范围之内，还有###党派、富裕中农甚至一般职员的后代。最初只是指直系子女，后来扩大到孙子孙女、侄儿侄女以及其他亲属。在有些地区甚至“左”到凡亲属中有一人成分不好，那么即使这个青年的父母是“红五类”，他也会被视为不可靠。尤其不公正的是，直至“###”结束之后，在很多地区，出身和成分都是混淆不分的，许多干部认定出身就是成分，成分就是出身，或者将出身看作成分，将成分看作出身，不明白每次填表时何以会设有“出身”与“成分”两栏。奇怪的是，对于这个在当时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从来没人予以认真的说明和纠正。很多高级领导人在对青年讲话时也总是强调：“我们是：一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表现。”显然也把出身和成分混为一谈。这种有意无意的混淆，终使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实质上变成了和他们老子一样的阶级敌人。他们成为准专政对象，成为先天的罪人，以至到“###”时，“狗崽子”这种侮辱性的称呼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和书籍之上。
歧视剥削阶级子女的现象在各地的迅速冒头，使中央认为有必要在政策上作出解释和调整，1965年7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看望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参加农业生产的上海知识青年时，曾有过如下一段重要谈话：
……
周总理接着一一问大家的家庭出身，当问到共青团员卓爱玲时，她羞涩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
卓爱玲一时答不上来，错听成自己要不要拿定息，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这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开了。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3）
周总理乐呵呵地对她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总理意味深长地对革命青年的勉励，使得卓爱玲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她也曾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苦恼过，不知怎样同家庭划清界限，不知怎样争取自己的前途。进疆以来，走上了革命化的大道，思想包袱逐步丢掉了；今天总理亲切的教导，方向更明确了，获得了新的巨大的思想动力。《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勉励知识青年》，《中国青年》，1965年第16期。
随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本着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对如何看待青年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表现作了如下的解释：
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
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子女从小同他们“住一屋，睡一炕，吃一锅”，是他们首先要夺取的对象。……对于剥削阶级子女来说，家庭的影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的形成，往往起着不小的作用，有的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确实和工农子弟不一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看到这个不一样。
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
剥削阶级子女，虽然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里，但是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剥削，同剥削阶级分子是有区别的。他们年纪轻，要求进步，可塑性很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做剥削阶级的殉葬人，而要求向革命的方面转变。
第三，要“重在表现”：
首先要看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尤其要看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执行重在表现的政策，就是按照兴无灭资的方针，教育剥削阶级子女进行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背叛剥削阶级，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我们要坚信，党完全有能力把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
无论怎样讲落实政策，大前提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同样是在红旗下长大，但是对剥削阶级子女与出身好的子女，不可能一视同仁。他们要想进入到革命队伍中，就必须进行艰苦的改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改造到什么时候是尽头，但很明显，上山下乡，当普通劳动者，是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
为了宣传这一政策，团中央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树立了一批勇于改造自己，走革命道路的剥削阶级子女的典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鱼姗玲。
鱼姗玲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都在香港。1962年她从上海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父母几次三番要她回香港读几年外语，但她认为自己是个共青团员，不愿意到香港去。她曾回忆说，在去新疆前的那一年除夕，姐姐为她准备了丰富的饭菜，但她一点也吃不下：“我感到自己的精神十分空虚，为自己的生活过得毫无意义而痛哭起来……”1963年6月，她决定报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家里知道后曾竭力劝阻，她母亲特地赶到上海，对她说：“考不取大学也不要紧，只要你不到外地去吃苦，家里就是养你一辈子也可以……”她想，妈妈是爱我的，但母爱也是有阶级性的。她不愿走“离开党、离开革命，过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的死胡同，终于冲破家庭重重阻力，来到塔里木的农一师胜利十七场参加劳动。她克服了生活过不惯、劳动吃不消等困难，到新疆几个月之后，她曾作出总结说：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4）
我深深地感到，听党的话，不贪图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走革命的道路是完全走对了。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其不平常的变化……劳动使我的生活过得十分充实、十分有意义，不像过去那样空虚和无聊，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鱼姗玲：《从娇姑娘到边疆建设者》，《中国青年》，1964年第11期。
几乎所有升学落榜的青年，都有过她曾有的苦闷。“###”前上海这批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说，旧有的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心底仍残存着昔日那种优越感，他们一向是将到外地劳动视为畏途的，更何况是遥远的新疆。不仅是他们，就是一般的上海市民，也都是一谈“新疆”就色变的。作为第一批踏上这条艰苦道路的青年，鱼姗玲的确不易，这是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到疆仅短短几个月，还未及品尝到人生的另一面，她心里充满自豪和喜悦，是很自然的事。第二年，周总理在新疆发表讲话以后，鱼姗玲这一典型，其意义已不比从前，而迅速升级了。她不久入了党，在当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是改造得最有成效的标志。8月23日，《中国青年报》以《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坚决跟党干革命——鱼姗玲改造思想进步快光荣加入共产党》为题，对她进行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