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首都中学红卫兵》，《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区区十个人的先遣队，下乡伊始夸下如此海口，立下如此壮志，在后人眼里固然滑稽可笑，又何尝不是当年青年学生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神态的真实写照？1967年底，中苏关系濒于破裂，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波及中蒙边界。到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感染到这种气氛，从而赋予上山下乡以更为强烈的政治意义。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的举动将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于是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口吻宣布：“草原是属于我们的，祖国、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这与赴滇知青“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的思想也如出一辙。
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修，曾是青年学生投身于红卫兵运动的重要动机。自60年代初起，随着“阶级斗争”的观念弥漫到包括文化、###门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所谓“###”、“亡国”、“资本主义复辟”等耸人听闻的警语不再被看成是无稽之谈。“###”的爆发，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青年学生以为，身体力行捍卫革命事业的时机终于到来。当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们踏上漫漫征途时，头脑中萦绕的仍是这个念头。如火如荼的批斗“党内走资派”狂潮，显然强化了他们的“反修防修”意识和责任感。既然连那些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们都成了蜕化变质的“走资派”，对没有吃过苦的青年来说，如何反修防修，不是一个摆在面前的更为严峻的课题吗？沿着这个思路，不由得感到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论述有着深刻的含意。并且认为，解决反修防修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世界观问题。于是，抱着改造世界观，肩负反修防修任务的决心，自愿报名上山下乡。
无论是充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曾就培养接班人途径做过明确说明，即这样的接班人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1967年11月，当北京千余名中学生报名奔赴内蒙和东北时，就有人向《兵团战报》记者表示：“内蒙、东北是反修前哨，环境最艰苦，阶级斗争最尖锐复杂，也正是需要人去改造，去斗争，只有在艰苦的环境里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接班人。”
“老三届”的足迹（4）
不过，许多学生当初未必认真思考过，“接班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所指的“接班人”，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可以信赖的掌权者，是领导干部。所以他的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规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培养“接班人”始终是大事宣传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但它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却消失殆尽。事实一清二楚，绝大多数青年下乡后只是充当简单劳动力，真正能成为“接班人”的却寥若晨星。
对毛泽东的迷信与崇拜，也是“老三届”学生积极卷入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前文提到，青年学生这种人格上的缺陷在“###”前已经铸成，“###”的到来，只不过给它提供了恶性发作的机会。在这方面，倡导上山下乡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运动初期，他们都有过一段受“###”、身陷囹圄的经历，只是由于毛泽东力挽狂澜，才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一跃成为令人钦佩的“革命造反派”。这种颇带戏剧性的变化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红卫兵报纸在报道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动下乡事迹时，总是会画龙点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将从白色恐怖的深渊里解放出来”《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
的确，以他们为代表的“造反派”学生对毛泽东的热爱最初也是比较抽象、比较概念化的。一旦毛主席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他们###后，才真正从内心感到他的英明、伟大，才会发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觉主席亲”的感慨。这种个人崇拜，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此，当他们认定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最革命道路”时，便会毫不犹豫地跨出关键的一步。其实，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当他们主动申请到边疆落户时，又何尝不是把这视作向伟大领袖“献忠心”的具体行动。一位署名“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毕业生在诗中这样写道：
红卫兵，志气大，千难万难咱不怕，
主席思想来指引，天大困难征服它。
树雄心，立壮志，誓在边疆把根扎；
祖国需要是理想，主席指哪哪安家。
红卫兵，心最红，紧跟统帅毛泽东；
一字一句不走样，一言一行无限忠。
天不怕，地不怕，为革命献身没有啥；
哪有困难冲向哪，最最幸福只是它。《红卫兵报》，1968年7月24日。
与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一样，在第一批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弄潮儿中，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周围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内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动地向毛主席发下誓言：“要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肃清草原上最大走资派乌兰夫的流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于是，狂热的青年学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经历了复查阶级、重新划分阶级、整顿贫协等几项大的政治活动，并把“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又一个地揪了出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甚至像红卫兵搞过的“破四旧”、抄家之类的极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草原《红卫兵报》，1968年11月20日。。
“老三届”的足迹（5）
无论是狂热不羁的红卫兵领袖，还是上山下乡一呼百应的带头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气质。一般说来，他们大多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较高，有的是班、年级、学校的学生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并陈，又往往与“###”前的教育息息相关。至于说到最先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通学生们，情况却相当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年龄相差悬殊，从16岁直到20岁出头；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初的经历，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于上山下乡的共同愿望，才使这些素昧平生，本来应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学生走到了一起。
不过，在共同愿望的背后，每个人的考虑却各式各样：有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以为前段时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受过冲击或羞辱，他们希望通过下乡，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诸如此类的考虑，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长年“逍遥”在家，感到无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学、就业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在当时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这样的动机当然不会公开展露出来，而是用各种炫目的革命口号包装得严严实实。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往往越是“###”前的重点学校，学生中报名下乡就越踊跃。
原因之一，重点校学生总体素质高，而且生源以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居多。这些子弟，学习成绩多属上乘。干部子弟的特点在于，有早熟的参政意识、敢想敢为的勇气和较强的活动能力。由于学校、社会给予他们以特殊的信任和器重，因而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接班人意识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为此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至于知识分子子弟，由于60年代初在学校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他们身上的孤傲习气早已澌灭殆尽。“###”前，他们的出路主要在于升学，加之家庭环境的濡染，大多勤奋好学。尽管在政治上时有压抑之感，但在学校政治教育的灌输陶冶下，也不乏革命热情。他们较多书生气，考虑问题远不如深知柴米油盐之艰辛的工农子弟实际，所以面临上山下乡的选择，往往不瞻前顾后。
原因之二，重点校报名下乡的学生较多，是这类学校高效率政治教育结出的一个硕果。以北师大一附中为例：60年代初校方即认定，学校里走“白专道路”的学生多，必须大抓思想政治教育。随即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革命化”活动，反复宣扬侯隽、邢燕子等人事迹，积极提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大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样板。“功夫不负苦心人”，当上山下乡运动呼之欲出之际，该校的“旧党总支的红人”、班级学生干部、学生中的“红专”典型、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榜样等等，多数加入到上山下乡自愿者的行列，足见政治思想教育卓有成效。北师大一附中的情况，在当时的重点学校中应是有代表性的。
红卫兵们对上山下乡表现出的狂热和执著与“###”前的老知青们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60年代初学校中宣传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在升学和下乡两种准备中，升学是第一位的，下乡是第二位的。国家明确规定，上山下乡的基本对象是那些高考落榜、在城市中又无法就业的青年。这些青年只好以城市升学就业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走向农村，不可避免地带有羞辱的标记，自然也就很难踌躇满志，振作起精神。“###”爆发，一时赋予上山下乡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它被看作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说成是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激进形式。由于升学、就业之路基本被堵死，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不仅不会萌生老知青那种难堪的被淘汰感，反而会以时代弄潮儿资格睥睨一切。当“###”前的城市青年高呼着“大有作为”口号走向农村时，很多人是言不由衷的。但“###”中的这批弄潮儿每当诵读到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他们在下乡时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他们天真地以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勇敢地站到了最前列。
地点的选择（1）
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
一旦决定了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妥善地安置他们？具体些说，这个问题又包括：安置地点的选择、安置费的使用、安置的组织模式，等等。安置问题不仅与每一个下乡知青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直接关系到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衰成败。难怪它会成为社会上上下下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地点的选择
同样是到农村去，知识青年的走向却迥然有异，有的千里迢迢奔赴边疆，有的却在距家门口不远的郊县落户。一般说来，各大城市头几届毕业生在留城还是下乡问题上虽然没有丝毫选择余地，但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还拥有相当的自由度。一些毕业生真心实意地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或受到集体生活、先驱角色以及具有军队特征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吸引，会主动要求到遥远的边疆或者外省、区的贫困地区去。1967年秋冬，北京市4000名中学红卫兵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和东北北大荒安家落户，使“到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一时飞扬大江南北、戈壁荒滩。1968年，广州市许多中学红卫兵，其中包括干部子弟，自愿选择去了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组织了“下乡上山串联会”等组织，进行串联，最后带动一千余名毕业生到内蒙边疆最艰苦的地区插队落户，都是青年人中勇于到边远地方艰苦奋斗的典型。一些特别向往革命圣地的学生则会选择到陕北延安或江西井冈山插队落户。仅陕北地区的北京知青就有26万之多。延安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所在地，有着光辉的历史。北京知青曾自豪地表示：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北京和延安地区两方面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赞赏和支持《人民日报》，1975年4月22日。。这类情况一般都是成批人的集体行为，而革命圣地几乎无一例外的贫困，又为他们的选择成为现实提供了必要前提。
不过，许多青年在选择安置地点时，确实认真考虑了到某地下乡可能给自己在物质及其他个人利益方面带来的得失利弊。多数人自然倾向于选择距家较近或生活较有保障的地方。广州市的学生多不愿去海南，主要是因为该岛距广州太远，与外界声息难通。广东省北部的一些县向以贫穷落后著称，当然也不是理想的安身之地。但有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并不介意路途的远近或条件的艰苦，而愿意到地方国营农场或边疆生产建设兵团落户，在这种地方，至少在经济上有些保障。对上海知青来说，条件最好的是市郊农场，距家近，物质条件较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