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据统计，1970年2—11月的短短10个月间，全国共抓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名《中国国情总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按照运动的要求，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时，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虽然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在错误的形势估计和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必然会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1970年8月20日，辽宁的张志新因反对###、“四人帮”，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遭杀害，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些下乡知识青年，也在这场恐怖活动中遭到野蛮摧残和无情杀戮。
（一）遇罗克之死
遇罗克大概是“一打三反”运动中惨遭杀戮的第一位知识青年。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座无虚席，举行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10万人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听候宣判。其中包括遇罗克。所有男犯人都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所有宣判词的结语全是一句话：“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这个阴霾迷漫的日子里，遇罗克为了捍卫真理，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年仅27岁。
出身的高压、苦难的逆境、历史的责任，把才华横溢的遇罗克的生命化成一团奔突的地火，促使他将批判之剑最先指向极左路线的权威人物。1966年1月，他完成了一篇约3000字的评论《从###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了当时报刊上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即姚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为了驳斥姚文元的谬论，他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一文寄给《红旗》，却被悄无声息地退回。他不肯罢休，转寄给《文汇报》，于2月13日被摘要发表。后者居心叵测地加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这样一个标题，将它作为工人和农民口诛笔伐的“反面教材”。遇罗克未曾畏惧，他在2月15日的日记中充满自信地写道：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2）
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
在日记中，遇罗克还尖锐批判了“###”爆发前夕全中国急剧升温的现代造神运动。2月6日，他在嘲弄陈伯达一向鼓吹个人崇拜，“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之余，反问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在5月3日的日记里他尖锐指出：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有极限，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详见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花城》，1981年4期。。遇罗克对封建主义在中国大陆病态发作所进行的批判是犀利的，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也是多方面的，代表作当然是那篇惊世骇俗之作——《出身论》。
封建“血统论”的可怕株连，不仅是遇罗克个人的梦魔，而且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他看到，1957年反右运动中，错划了大批右派，摧残了许多人才和家庭，并株连他们的子女。至于在农村，地、富家庭出身的男女青年，遭遇更加悲惨。他通过多次社会调查后发现：地富子女，在政治上不能进步、入团，在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在人格上低人一等，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成为批判对象。许多地富子弟，即便体魄健壮、相貌堂堂，也找不到对象，他们连恋爱结婚的权利都没有。地富子弟即使结婚，生下的孩子，也得戴着地富出身的帽子。“四类分子”的子女未尽，再加上“右派分子”的子女，一代复一代，株连的范围越来越广。
遇罗克在“1967年的总结”中这样写道：反动血统论如此猖獗，“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宋文郁等：《他有了真正的金色衣裳——年轻的###主义战士遇罗克纪事》，《中国青年》，1980年8期。。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他在1967年1月正式发表了那篇振聋发聩的力作《出身论》。
《出身论》通篇一万多字，立论严谨，事实充分，语言辛辣，文章阐述了两个大问题：一、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二、重在表现。后一个大问题包括四个小题：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4受害问题。文章尖锐指出，封建血统论之所以猖獗一时，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
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门第论；在认识上是###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3）
《出身论》一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牵动了千万人的心。它先后重印3次近10万份，每次都一抢而光。各省、市相继出现复制本，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更为普遍。它是鞭挞封建“血统论”和专制主义的战斗檄文，在千万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因此也就受到极左路线代表者的残酷###。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报》被迫停刊。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锒铛入狱，在监狱里备受折磨。连续不断的审问、戴背铐、关禁闭……都不能使他屈服和抛弃理想。他始终坚信《出身论》的观点是正确的。1970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字第30号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花城》，1981年4期。。
（二）“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以下简称“共大”）是由13名六六、六七届大、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其中5名共青团员，3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学组织。他们最大的26岁，最小的只有21岁，平时就比较注意理论学习，在“共大”成立以前，有人就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刻印出来，互相传阅。为了进一步交流学习体会，探讨理论问题，成立了“共大”。在“共大守则”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成员不在一地，所以“守则”还规定，“共大”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个组织成立后，自筹经费刻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6篇文章和3篇农村调查报告。
这些文章和一些书信，有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的体会，也有一些针对极左路线的批判言论。结果在1970年3月招来了一场震惊宁夏全区，涉及北京、湖南的大逮捕。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办案人员是主观主义先入为主，案件没有审查清楚，就轻率地定性为“反革命”，并据此捕人，审讯，找材料；对“共大”的性质及成立的目的没有认真审查，对其成员所写的文章、书信没有认真分析，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对其成员则片面强调家庭出身，根本没有作全面、历史的分析。在办案和审查过程中，当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时，他们不但不认真听取，反而指责这些人“思想右倾”，“跟不上形势”。这样一个青年自学组织，竟被打成了“打着研究###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
原判的主要“罪证”，是所谓“共大”成员“反动文章和书信”。一些办案人员为了罗织“反革命”罪名，任意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将其中的正确观点，作为“反动言论”和定罪的依据。如吴述森在《迎接七十年代第二个春天》这篇“学刊”社论中写道：“革命就是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揭露矛盾，正视斗争，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内容，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竟然被判定为“阴谋以反革命的暴力推翻我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罪行”。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4）
这13位青年中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3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智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隔离、批斗。其中22岁的女青年熊曼宜被逼含恨自杀《宁夏日报》，1978年8月7日；《人民日报》，1978年9月29日。。
（三）陈卓然“二？一二反革命案”
陈卓然别名许卓然、陈巅，1968年自南京市八中高中毕业后赴江苏省洪泽县人河公社插队落户。家庭和个人的坎坷经历促使他的思想很快成熟起来。他与一同插队的好友苏小彬（苏晓兵）聚在一起时，经常交换对“###”和接受“再教育”的看法，对极左路线摧残文艺、###知识分子的种种行径强烈不满，为大批老干部遭受###鸣不平。
“###”中的南京，作为“###”时代的首都，成为抓阶级斗争、揪阶级敌人的重点地区。“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追随者曾散布“潜伏在南京的敌人有几个师，反革命多如牛毛”的谬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乱捕乱押，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用棍棒和酷刑打出了许多“反革命”。他们把一些反对###、“四人帮”的志士诬为“反革命”，定罪判刑；把一些早已定案处理过的老账，翻出来重新加重处理；把一些无意损坏领袖像、错喊口号、错写字句的人无限上纲，定为“反革命”；甚至对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反革命”惩办；还有的无中生有，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浦镇车站某工人因为说了“毛主席红光满面，###骨瘦如柴”这样一句话，就被定为“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铁路建筑段某工人在一座土窑西侧工作，窑里冒烟，因为刮东风而弄得他满身烟灰，他说要刮西风就好了，于是被扣上与“东风压倒西风”的主席语录唱反调，判处管教三年。此类冤案，为数不少《人民日报》，1978年7月13日。。冤狱频兴，使人们三缄其口，道路以目，勇敢者则忍无可忍，奋起抗争。
197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头版重新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以及该报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处在“黑云压城”的险恶形势下，陈卓然、苏小彬决心起来斗争。当天夜里，他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打倒江青！”等。查金华烈士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一位殉难者，仅仅因为他组织了一个马列小组，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就被处以极刑。
标语的内容鲜明而激烈，犹如刺向如磐黑夜的利剑。它言人之欲言而不敢言，极富鼓动性，因此成为限期侦破的大案。3月6日，两人被捕。一个卑鄙的知情者为了保全自己告发了他们。
在4月28日公判大会上，陈、苏等人镇定自若，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卖友求生的告密者时，愤怒斥责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突然正义之声中断了，看守狠狠抽紧了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绳，这也是70年代的新刑具。大会宣布，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苏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同案受牵连的还有王茂雅（陈卓然女友），陈美丽（陈卓然妹妹），倪寒予等人。后来，王茂雅因精神失常而自杀身亡，苏小彬在劳改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5）
在“###”的无数冤狱中，陈卓然、苏小彬等人不是最早的罹难者，但他们对极左势力奋起斗争的勇气和斗争的鲜明政治性质，在一代知识青年中，是出类拔萃的。
（四）任毅《南京知青之歌》案
“一打三反”运动所锻造的政治冤案，并非都是事出有因，其中相当一部分，纯属无中生有，任意罗织。在这方面，《南京知青之歌》案是很有代表性的。
1969年，一首歌曲在江苏省江浦县一个南京知青的小茅屋里诞生。从此，它在知青中辗转流传，从寒冷的塞北草原到西南的热带雨林，从西北的戈壁沙碛到东海之滨的盐碱荒滩，哪里有知青栖息的足迹，哪里就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歌声。这就是曾在全国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