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何人。”
现代“文字狱”（6）
继姚文元批示之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2月7日第3297期，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反映了《归来》的流传情况，并指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
北京日报社将姚文元的指示雷厉风行地传达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他们查明作者是张扬后，立即给该省公安局发函。后者遂于1975年1月7日将张逮捕。为了向姚文元等权势炳赫的大人物献媚邀功，办案人员竭力给他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状：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描写“爱情”。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老干部鲁宁是“走资派”，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张扬被定为“反革命”，亲属好友广受株连，办案人员在他插队的地方，组织召开“声讨会”，挨家挨户收集农民的印章，编造所谓“控诉书”，盗用“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一致要求将他判处死刑。
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局向省法院起诉，建议对张扬从严惩处。《起诉书》宣布他的主要罪行是：出于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出反动小说《归来》，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翻案，反对###；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本黑书的主人公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起诉书》认为《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并指摘他“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主罪外，《起诉书》还罗织了其他一些罪状。1967年10月，张扬曾与另外三个知识青年合写过一篇题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方向的彻底背叛》的大批判文章，登在一派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当时，在浏阳地区群众组织中，有人提出“赶走长沙佬”、“杀死长沙佬”的口号。张扬等来自长沙的知青感到受排挤，加之知青工作中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他们不满，因而在大批判文章中讲到知识青年在农村受苦，上山下乡是“新型农奴制度”。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张扬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张效立在阎锡山部队办的“民族革命第九中学”当过教员，后因反对军官逼婚女学生，受###，逃到河南长葛县，办了一所学校，进行抗日宣传，组织过一个农业合作社。1949年1月，张扬出生仅一个月，张效立被当地地主“黑枪”打死（凶手已在解放初期被政府###）。张扬之母连夜携子逃离河南。尔后张扬靠寡母养活###。“###”中，张因父亲这段历史，被算成“恶霸地主”出身。入狱后，就被认定是“猖狂进行阶级报复”。
此外，《起诉书》还编造了“烧毁《毛泽东选集》”，“顽固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等罪名。这时，张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公安局的《起诉书》给他锻造了一系列重罪，要求对他严惩，一旦罪名成立，他必死无疑。
值得庆幸的是，省法院负责审理本案的审判员为人正派，办事一丝不苟。他不能认定《归来》是反动小说，又发现提交的判刑依据不足，于是采取拖延的办法，迟迟不提出审判意见。一个多月以后，恶贯满盈的“四人帮”被一举逮捕，形势陡变，张扬才摆脱死亡阴影的笼罩。
“###”中大批冤、假、错案，并不都是“四人帮”亲手铸成的。归根结底，是极左路线肆虐横行、法制受到空前践踏的产物。然而，极左路线的淫威只能钳制人们的言语，却不能禁锢人们的思想，也正是通过一起又一起的现代“文字狱”，越来越多的青年认清了极左路线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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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觉悟的历程（1）
三知青觉悟的历程
“###”初，当全民族都空前狂热地崇拜一个神时，只能是理智受到戕伐。知识青年身上，既有追求革命理想的热忱，又有向政治偶像顶礼膜拜的虔诚，由此投入上山下乡的新生活。在农村，他们多有坎坷的经历。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以及勤奋学习和独立思考，他们终于走出盲从的误区，在思想上逐渐成熟。
（一）接受“再教育”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以前接受的是所谓“全红”教育，指教育者（包括学校、家庭、社会）以偏激的情感向被教育者灌输的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的思想。教育者没有把社会的落后面和阴暗面如实地披露给被教育者，以致被教育者的心灵自幼便打下了社会主义“完善”的烙印。知识青年深入到农村以后，才真正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贫困、落后、愚昧、封闭，空中楼阁式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令他们惊愕，引起他们的反思。一位在“###”初期颇有影响的北京红卫兵在回忆他下乡后的感受时这样写道：
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留下了眼泪。还搞什么“###”，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中国青年报》，1986年8月29日。
农村中司空见惯的贫困、落后、愚昧之所以令知识青年感到震惊，首先是因为严峻现实将“全红”教育浇铸的根基轻而易举地打得粉碎，一向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为神圣天职的青年第一次发现，贫困与落后，愚昧与无知，还远远没有与广大农村绝缘。这是他们下乡后首先受到的“再教育”，尽管这种教育的内涵与毛泽东所说的“再教育”风马牛不相及。
上山下乡为知识青年思想上的反省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天地，与农民接触越多，对人民公社制度困厄下广大农村那并不“光明”的一面了解得越透彻。对许多地方的农民来说，最令他们谈虎色变的倒不是“###”初的大动荡，而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当农民忆及那段历史时，往往流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正是从农民的言语中，知青们认识到“三年灾害”主要并非天灾，实在是由于错误政策所造成的“人祸”。由此举一反三，对“庐山会议”的那场风波，对被列为刘少奇“罪状”的“三自一包”，对“###”中的种种倒行逆施逐渐有了新的见解。
“###”的理论与实践，是和###的名字分不开的。“###”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从政治上打翻在地，为###一跃成为经###九大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扫清了障碍。当红卫兵小将们虔诚地高呼“敬祝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口号时，必然要同时高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个人崇拜达到近乎疯狂的年代里，这两句发自亿万人肺腑的口号构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作为那场造神运动中跃升最快，并奠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地位的一尊“大神”，成为全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知青觉悟的历程（2）
然而，1971年9月13日###等人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事件的发生，却使现代造神运动成了历史的笑柄。当这个消息闪电般传到各地知青中后，他们陷入了茫然、困惑，不少人对刚刚发生的事件表示难以置信。这个被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个整日手擎“小红书”，高喊“万寿无疆”，信誓旦旦地扬言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副统帅”，为什么要加害毛主席，并在阴谋败露后叛逃出国呢？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不管上级传达的文件如何煞费苦心地解释，都无法削弱这一事件给全国人民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对领袖的赤诚之心和圣洁之情受到了亵渎，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当他们因受骗而备受煎熬时，当他们因失去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柱而四顾彷徨时，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们的心。1974年，知青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疯狗》一诗。这首诗虽然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却惟妙惟肖地映现出知青中普遍的心态：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杨健：《“###”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疯狗犹能跳墙，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知识青年却只能默默地忍受。沉重的代价不过是对以往盲从轻信的惩罚。有人在评价《疯狗》时恰如其分地指出：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杨健：《“###”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摆脱精神痛苦的途径只有使思维跳出早已习惯的窠臼。###事件是一副清醒剂，使许多知青从轻信和盲从中惊醒，尽管还不曾使他们大彻大悟，至少，他们僵化已久的大脑又开始重新恢复思维的活力。
为了寻绎扑朔###的政治风云的真正底蕴，也为了避免重蹈受骗上当的覆辙，许多知青开始求助人类文化的结晶——书本。无论是在农村社队，还是在兵团、农场，知识青年中读书风气明显上升。他们涉猎的读物不再囿于早已熟读成诵的“红宝书”，而是闯过各种人为的“禁区”，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可以搜罗到的书籍。在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知青中，研读马列主义原著也蔚成风气。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哲学著作，成为特定环境下知识青年寻找批判武器的重要方式。
“天高皇帝远”的偏僻环境，为知青们交流学习心得提供了便利。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下，如果说还有一片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的“绿洲”的话，也只能存在于插队落户的知青群体间了。这种曾被有些知青自嘲为“躲在黑屋说黑话”的交流方式，的确起到了启迪发凡、析疑解惑的作用。
（二）“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
怀疑，是摆脱盲从的第一步，然而要迈出这关键一步，对许多知青来讲却相当艰难。农村封闭的环境和传统观念的弥漫，往往不利于知识青年接受新鲜思想。他们思想的逐步成熟，除了受益于坚持读书自学、彼此交流心得外，主要还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丰富的阅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他们的头脑逐渐变得复杂起来，于是以往奉若神明的东西开始受到质疑，一贯恪守的准则被打上了问号。“###”后期，极左教条已无力束缚广大知青的头脑，一个突出表现是怀疑论的普遍流行。
知青觉悟的历程（3）
1976年4月26日和8月28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题，连续两次刊登下乡知识青年黄一丁与刘宁的通信。在通信中，这对昔日的好友就“扎根”、“农业学大寨”、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辩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进行的这场“讨论”，当然不是一场公平往来的唇刀舌剑。在报纸上，代表正统观点的刘宁的两封长信均被全文刊载，持“怀疑论”观点的黄一丁的两封信却被大加删削。前者的信虚张声势，套话连篇，但依仗政治后盾，犹如不战而胜；后者的信实实在在，不乏真知灼见，但观点或被曲解，或被阉割，又没有畅所欲言的起码条件，在对方的猛烈攻击下，很快宣布“缴械投降”。但这场“讨论”很难以形式上的成败论英雄。人们正是通过这场轰动一时的“讨论”，对知识青年中广有市场的怀疑论的基本观点，有了较多的了解。而怀疑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也借这次“讨论”得以阐扬。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黄一丁与刘宁自幼相熟，从托儿所到小学，又到中学，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友。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他们一同从北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家落户。以后，刘宁上调团政治部宣传队，黄一丁始终留在基层连队。1975年黄病退回京后，承刘母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劝他尽快想办法回城。作为老朋友，他在信中无所顾忌，对一些社会现象表示了怀疑和困惑：
关于“农业学大寨”，他表示支持和理解，但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实现预期的目标表示怀疑：
我觉得，如果乐观一点看，它也许能够决定今后农村的命运，也决定我们兵团的命运，也许我们农工们会不再像今天这样受人愚弄，被人瞧不起，被人随意摆布了。因此，也决定我本人的命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