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训练班。又如华北，到1954年为止，已有大批高小、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其中蓟县1953年、1954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有1700余人《华北大批高小和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17日。；山西朔县1953年曾有350多名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山东省，三年来已有30余万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占三年高小毕业生总数52万的大半，其中文登专区7万余名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中，在乡的6万名左右，绝大部分参加了农业生产。莱阳专区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高小毕业生有34000名，其中24400余名参加了农业生产《山东三十余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26日。。总之，从地区来看，大抵北方比南方为多；而从文化程度来看，是“大批小学毕业生，很少初中毕业生，甚至没有高中毕业生”《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
一条可行的道路（2）
要统计这一时期回乡中小学毕业生的准确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缺乏统计资料，而尤其是因为这批人的流动性特别大，有人虽回乡，并未参加农业生产，有的是回乡自学以准备来年的升学考试，有的在当地找到工作，有的女青年后来又嫁到城市等等。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投入了农业劳动，而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成为一支“可以依靠的突击力量”。据###1955年在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在现有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青年17亿人，其中担任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会计、生产队长、技术员等职务的骨干分子有290万人。据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印发的《莱西县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调查报告》提供，农业合作社的前景吸引着这批学生，在该乡1954年毕业的3000余名学生中，在合作社、互助组中任干部的有783人，还有1335人担任了宣传员、教师、卫生员等。报告认为问题在于高小毕业生太少。莱西县一共10余万农户，按一个合作社（指初级社）25户计，全县应建4000多个社，以每个社平均设置会计、技术员、计账员等各一名计，就需要20000多人，在合作化程度较高的乡，高小毕业生已呈“供不应求”之势。此外如吉林省舒兰县，1954年参加农业生产的3892名中小学生中，入社入组的有3789名，其中任社主任的9名，任互助组长的64名，任会计、记账员的1789名；山东省荣成县的198个农业社会计中，高小毕业生占103人，等等。后来名闻全国的劳动模范吕玉兰、周明山等，就都是十几岁就当了互助组、合作社的干部，徐建春更是典型的例子。
然而，将青年动员回乡，未必意味着这场运动就获得了成功。从直接效果来说，回乡只是第一步，回乡之后是否能够巩固住，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不仅直接关系到青年能否在农村发挥预期的作用，还关系到今后的动员能否继续顺利进行。而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诸多纰漏。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的宣传中最让青年们动心的，是国家为合作化运动所描绘的远景：“老是弄小农经济，确是没有干头，可是搞伟大的合作化运动，这就大有出息，大有干头了。”合作化至少带给他们两个希望，一是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给予他们进一步学习技术和文化的机会；二是农村的面貌会很快得到改观，生活会一天比一天更好。但回乡之后，他们面临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第一，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并不像知识青年们想象的那般美好。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它本身的种种失误开始###，到1956年，南方各省中有的甚至已将合作社自行解散，使回乡知青产生信心的立足点发生了动摇，很多青年发现“高级合作化不过如此”。加上很多地方发生灾情，生产减产，于是大量农村青年不再安心农业生产，要求外出，其中多半是农村知识青年，很多还担任着合作社的记工员、会计、生产队长甚至社长等工作，有些是青年团员，在受灾减产和城市、铁路附近的地方，这种现象尤其普遍。他们说自己是“身在乡里，眼在城里，心在厂里”，整天想办法到城市找工作。 。 想看书来
一条可行的道路（3）
第二，动员工作本身的失误也是不可推卸的，主管这项工作的人，从上到下，都只把精力放在将青年送回农村这一环之上，只要把人送回乡，就完事大吉，再无人过问。人们大概以为，出现这种大批青年无处安排的危机，只是暂时现象，以后社会主义发展了，一切自然就会好起来，更多的干部则只图敷衍塞责于一时，根本不关心以后怎样。
青年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有这样几方面，第一是无人关心和过问，把他们混同于普通农民，一些村干部，将他们视为多余的人物和负担，任凭他们在农村苦闷彷徨。1955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纠正不关心在乡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现象》，提到他们接到不少回乡青年的来信，反映团组织对他们关心不够，有的甚至不管。如山西省潞安县鹿家庄的5个高小毕业生谈到：
回村后人们瞧不起我们，团组织不管我们，连家长也不满意我们。想为大伙办事，得到的却是冷淡。去年做人口登记工作，李文安一不小心，表格填得不够清楚，社里会计就说：“凭你这两下，还想当记工员！”我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可是怎样学到，我们没办法。今年社里技术员们听过###次农业技术传授，我们“没资格”，连一次也没有听。回村上快一年啦，村上团支部没找我们谈谈心。我们还要问问团潞安县委的同志们，听说团县委共有十###个干部，团县委机关经常住着五六个人，可是一年啦，我们很少见过他们的面。我们村附近乡住着两个县委的同志，也很少来我们这儿，就是来也是转一转就走了，从来没问过我们的事情。今年这半年乡里团总支收到县委送来的十二三份指示、通知和号召，七八份通报和材料，可竟没有一份是谈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的。奇怪呀，团县委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黑龙江巴彦县宝山村高小毕业生冯树斌、湖南省衡阳县麓山乡5个高小毕业生等也都写信说，因为没人管，很多人就到处去找工作，有的人还被荒诞###毒害了。这些来信都要求团组织更多地关心这些回乡青年，也呼吁社会各方面帮助和支持他们。
第三，劳动报酬不合理。吉林省舒兰县东兴村东隆农业社高小毕业生杨树春、朱显忠写信说，今年春耕倒粪，队长高玉田分配他们倒一堆粪（实际是一天倒不完的活），答应给5分，因两人劳动热情很高，中午也没休息，到下午5点多就倒完了。可是到晚上评分时，队长却说他们不守劳动纪律，天不黑就回家，给评了2分半工，这样就影响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第四，农村干部素质差，回乡青年本身期望值又过高，加上年龄小没有社会经验和劳动技能等多种因素，常与干部乃至农民发生矛盾，不仅不能如预想的那样受到重视，甚至处处受到冷淡打击。在杨道纬采写的《三里沟村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这样苦恼？》一文中提到：山东蓬莱县绪谷乡三里沟村共有回乡青年22人，其中初中毕业生7人，高小毕业生15人，现已有8人出外。这些青年人都是从1953年起陆续毕业回乡的，当时的理想有三条，第一条当农业技术员；第二条当劳动能手；第三条当拖拉机手。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劳动热情非常高涨，1954年积极组织民校，把村里文娱工作搞得很活跃。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慢慢苦恼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村里、社里不使用我们。”乡长姜恒芝说，青年人没有实际经验，工作上办法少，起作用不大，选干部时总是选不上。现在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当干部的，连原来在初级社当记工员的三个知识青年在转高级社后，村干部也不让他们当了。他们还提到，知识青年给干部提意见，受到干部的无理指责。如去年冬天社里不和社员商量，就指定郑富当生产队长，郑富工作上有很多缺点，社员都不同意，知识青年向乡里、县里提意见，要求###选举，提出乡干部管社不###、办民校不解决经费等问题，乡干部反而批评青年“太调皮，不服从领导”。加上青年们组织自学小组却因无人过问而垮台，入团问题得不到解决等问题，很多青年不再安心务农，而是盲目跑出去找工作。
一条可行的道路（4）
这些问题，事实上贯穿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终。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落后的传统习惯势力，在本质上是与文化、与知识对立的，它往往通过对知识青年的反感、歧视、排挤等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当时那种美化劳动人民的气氛下，满腔热情的青年对此不可能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准备，宣传上过于强调农村对知识和知识青年的渴求，而淡化甚至回避农村存在的落后顽固的习惯势力，尤其使青年在面对现实时感到失望与迷茫。事实上，这种旧势力本来也不是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所能对付得了的，徐建春、吕根泽和吕玉兰那种一回乡就被推选为互助组长、合作社长的情况，并不能说就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知识青年若真要在农村发挥作用，还需要国家和当地政府作强大后盾，给予大力支持。
当时一些地区的领导是重视了这个问题的，并曾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委发出《关于积极吸收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示》，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必须重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文件规定：
1训练各乡办社干部和各种业务技术人员时，必须适当吸收中小学毕业生参加训练。在进行全乡办社规划时，应把本乡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社、组问题同时进行安排，领导他们协助乡人委会进行有关合作化运动与各种政令宣传、群众识字教育、业余文娱活动等，不使他们投闲置散。
2各普通中学应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增加学生的农业基本科学知识。
3各地农业技术指导站和农业技术学校、银行和其他财经机关、人民医院和医务机关、文化馆和文艺团体，应有计划派遣业务知识较有修养的干部，主动、认真地协助训练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经常和他们联系，使他们迅速成为有用人才《中国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
这类指示，若能在各地切实贯彻，会收到很大效果，但影响这些规定贯彻下去的因素实在太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述很多党、团组织和地方领导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而且在解放之初，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农民，有强烈的农民观念和意识，他们并不认为这支力量有多么可贵，包括较高层的领导中也有人如此，所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才要呼吁说：“我们之所以再三再四地强调要做好回乡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工作，不仅因为组织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是国家安置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办法，也就是他们的主要出路，而且由于国家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合作化运动中，迫切地需要着他们”《中国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
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并不是一个整体。虽然土改以后不再在青年中划分阶级成分，但每个人身上却都是打上阶级烙印的。青年回乡后，要与自己的家庭在一道生活，出身和成分问题就比在城市中更为突出。
解放初期，能够从初中、高小毕业的贫农、下中农子弟并不很多，而在土地改革的硝烟尚未散尽的农村，地富子女回乡的境遇显然是颇为尴尬的。地富分子是否能够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地富子女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在1954年已被很尖锐地提出来《中国青年》答读者问《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回乡后能否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一两年之后仍未得到解决。据《中国青年》杂志载：
一条可行的道路（5）
有一位在团区委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现在回乡来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中，有一些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我们感到很不好办：不明白这些青年能不能入社，因为近几年来对地主和富农，一般是坚决不接收的；也不明白是不是能让他们当民校教师，虽然现在扫盲的民师很缺乏；更不明白团的组织是不是也要去帮助和教育他们；有的基层团组织对其中有些是青年团员，思想很不通，说他们家是地主，富农，怎么能入团呢？”
须知这封信的发表，已经是1956年初了严如平：《不要歧视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学生》，《中国青年》，1956年第2期。。
对于搞基层工作的同志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规定，从原则来说，他们可以入社。可是我国农村原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地进行生产和过活，这就使他们入社的问题和家庭连在一起了”。所以《中国青年》的答复是颇为含混的，说地富子女入社，“原则上说是可以的。由于有一些文化知识，对开展组内、社内文化教育和改进农业技术是会起一定作用的”，“但不免要牵连到他家中其他成员是否也要参加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条件寻求解决办法”，“被雇用是个妥善办法，暂时不能加入，应以正确态度对待”。所谓“被雇用”，其歧视之意已很明显。而“应以正确态度对待”，简直就是一种应付，可以想见地富出身的青年看到这种答复会作何感想。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
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